县域经济与企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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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IFA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建设融资渠道,这些都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了资金支撑,更重要的是,为县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引擎。
  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壮大县域经济必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保证县域经济强大发展后劲,各县域政府均在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有潜力、效益好、灵活性强的中小企业,保障县域经济健康和持续发展。
  12月20日下午,以“县域经济与企业力量”为主题的2014第九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分论坛如期举行。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贵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杜晓山,正戎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孙云龙,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锟作为本场论坛嘉宾,就该题目展开热烈讨论,从如何进行县域融资的渠道拓展,如何促进县域小微企业发展,以及互联网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以多角度全面的观点,为县域经济“把脉”。《小康》杂志社副社长殷云作为本场对话主持,也参与了讨论。
  扩大农村投资新领域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贵银表示,在国家当前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实现县域经济发展需要注重四个方面:激发传统的活力,培育新型的市场主体,扩大新的投资能力和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在激发传统活力上,沈贵银认为,产业链的延伸、农产品与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日益紧密会激发农业产生新产业。
  培养新的经济主体则意味着企业的力量是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手段。具体实施时,不仅需要在农业生产领域建立合作社,还需要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推动新型经济主体建设。
  关于扩大农村新的投资领域,沈贵银以土地污染及治理为例,他表示首先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要企业、第三方参与治理,通过正规市场功能来完成这一项任务。
  最后一方面则是挖掘新的消费潜力,要知道,拉动内需最关键的就是如何促进消费。沈贵银认为现在农村地区尽管拥有非常大的消费潜力,但是也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现在许多质量不过关的商品流入农村地区,这显然会影响农村地区的消费欲望,在他看来,把此类问题治理好会带动农村消费。另一个可以带动农村消费的是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由于农村现在的信用消费很少,可以从中挖掘新的消费的空间。
  谈及自己关于议题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杜晓山主要表述了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小微企业以及农户贷款问题,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涉及到企业的力量如何去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企业本身有很强的带动性,但是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一个产业能不能支撑的问题。
  如何用多渠道的融资来解决小微企业的发展,提升它的产业力量,杜晓山认为除了财政的支持以外,金融的份额也要变得更大,而且要达到细分到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等形态。
  他认为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难问题,关键是需要发展和健全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方式。
  为企业打开一片新天地
  正戎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孙云龙则强调了县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未来的新常态是否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看县域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应该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周期,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大平台。而且,在当前的热潮和背景下,西部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把内陆一些优势产业搞活。”孙云龙举例,现在一些正在开发的工业城市污染比较严重,内陆的一些城市尽管缺乏经济基础,但是它们拥有自然资源等优势,可以发展一些绿色农业等有机产业。
  在县域经济发展上,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锟发表了自己的两个观点,第一点是县域经济要培育市场主体。随着现代新经济浪潮的到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带给企业的商机也是无限的,如果县域经济能够做好区域之间的统筹,在自己的县域之内打造良好的软环境,很多企业就会根据自身优势和理念,主动融入到县域经济的发展中来。
  第二点,作为企业家,杨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也非常重要。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生成了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而企业也需要回馈社会,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杨锟表示,京投公司本身就是跨区域的企业,且一直致力于新型城镇化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表示中国的县域经济实际上是从宏观到中观,且对应到基层层面。从县的视野来看,它带有中观的特征,但是它显然是覆盖到基层层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县域的概念之下,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发展经验。
  回顾前些年长三角、珠三角的增长型发展,贾康认为他们非常看重县域经济。以浙江为例,它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结合整个体制构架,强调了需要创新之处。在财政层级减少市县差异,即市和县行政可以不同级,但是财政可以同级。这样便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执行自己责任的效率,更好地让市场起作用。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县域经济中企业的活跃、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减少直接干预、在县域经济发展里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有着良好互动。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如果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能够更开明地通过省直管县,民营企业往往能感觉到一下子打开一片天地。
  在浙江基层,贾康过去也注意到“温州模式”这个理念,即企业先野蛮生长,然后规划发展,逐渐形成气侯。现在一些企业逐渐完成原始积累,形成规模,通过所谓的股份合作制的过渡,发展成较典型的股份制企业。贾康看到这样一批企业是在原来的农村环境甚至穷乡僻壤中成长起来的。
  贾康同时提出,政府财政每年都提出支持新农村建设,支持草根创业发展。在他看来,县域经济层面,可引入企业的资金力量,无论是产业发展本身,还是把企业和新农村建设二者对接,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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