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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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族是一个横切面,是投射中国社会的窗口。透过他们,可以了解这一代青年的“中国梦”。
  
  互联网上每天都有无数惊奇浮上水面来吸引网民的关注,但大都不能持续多久便沉入水底。2009年百度新锐词排行榜在9月份迎来了新成员——蚁族。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它迅速蹿红,在2009年终的排行榜上跻身亚军。当年的冠军——甲流,已淡出公众视野,但“蚁族”却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持久地黏住了社会各界的眼球。
  关注度背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才是这一现象的意义和关键所在。自从1999年中国听从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实行高校扩招以来,中国高校规模已经持续11年快速增长。日前,教育部确定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规模为675万人,比2010年实际招生人数662万人还增加了13万人,增幅约2%。廉思给出了关于蚁族的定义——“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在不久的将来,在社会经济容量有限的现实情况下,蚁族的群体规模是否还将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居住状况与精神状况将如何得到改善?这些都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棘手难题。
  四十年前诗人食指面对现实的无奈,喊出了那句“相信未来”,不想却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感和精神依托。80后的父辈们在人潮涌动的城市里,开始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三十年城市化发展承载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也践行了有梦有未来的所谓“希望一代”。然而,80后的现实与未来却被蒙上了一层阴影。面对一线城市居住成本飙升与发展空间紧缩,人才逃离北上广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但是,廉思的《蚁族》告诉我们,同样还有很多人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在城市边缘或无奈、或悲壮地坚守他们最初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蚁族
  
  200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的石南(化名),来自广西农村。优异的成绩使他得以进入首都的211学校,也进入了“吃香”的通信领域。但是,过硬的专业水平与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份好的薪资。去年他刚跳槽进了北京的一家小外企,月薪3000元。他已经比较满意了,毕竟比他毕业时的第一份工资(1800元)高出了一半多。今年1月份他搬进了肖家河,租上了农民的自建房。
  石南告诉本刊记者:“肖家河离地铁只有2站地,而且海淀有些村子被拆,房租涨了不少。一个10平米左右的单间现在已经要600元/月,房东还准备涨到700。但是,因为2月份他的房间被盗,笔记本电脑和硬盘被偷,房东涨租的念头才算作罢。”
  按照《蚁族》一书的定义,石南应该算是一名标准的蚁族了,在他身上具备了蚁族的大多数特质:高等教育、农村出身、低工资、奋斗。在廉思团队自2007年起,历时两年写出的调研报告中,石南属于他们笔下聚集村里10%的重点院校毕业生中的一员。《蚁族Ⅱ》中,廉思团队的2010年调查显示,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8.9%。
  这只是冰山一角。《蚁族Ⅱ》调查结果显示,比例变化最大的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蚁族,从2009年的1.6%增长到2010年的7.2%,本科教育从31.9%上升到49.8%。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蚁族年龄主要集中在22岁-29岁之间,基本都是毕业5年以内的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绝对数字还在逐年增加。2011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未就业的往届毕业生,总数将超过700万。也就是说,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将竞争有限的“体制内”职位。这意味着一批被体制落选的新蚁族会游离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
  
  越来越近的难题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丽平告诉本刊记者:“蚁族的问题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会有不同的待遇。政府、央企、国企,尤其是一些垄断性行业,他们的从业者可能不会成为蚁族的一员。很多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城市,也是用脚投票的方式在控诉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现状。其次是不公平的问题,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事实上,这样的呼吁恰恰反映了公平的缺失。蚁族的贫寒出身让他们在竞争中先天处于劣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条件的均等。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务;二是公共事业性服务;三是公益基础性服务;四是公共安全性服务。蚁族的问题恰好反映了以上基本公共服务亟待提升的主要方面。
  个人通过坚强地奋斗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蚁族整体的生存境况要得到改善,必须依靠政府职能的与执政理念的转变。廉思认为:“解决蚁族的根本方法是要均衡发展。所以,现阶段不是要蚁族回老家,而是要让蚁族融入大城市。”也就是,解决蚁族问题的根本在于,让蚁族同样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将他们纳入城市的福利体系中来。
  王丽平表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幸福的主体。这应该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很多领域不能由个体来提供,更不能由追求利润的企业来提供。对于时下在山东、河南为蚁族大学生提出公共租赁房的措施,她建言:“短期来看,政府要做的还是建设不同类型的公共租赁房。政府应当配套财政,加大投入保证公共租赁房的建设。”
  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在一线城市建立各种租赁房,保障各类“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又带来城市的无限扩张等一系列负效应?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着眼当下的问题,还要长远考虑可能出现的附加效应。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根据以往制定政策的经验,如果之后可能带来的问题比之前出现的问题要小,更好解决,那么这样的新政策就值得去冒险尝试”王丽平表示,“政府有这样的职能:我们的行为不应该被既有的制度框定。从企业家政府角度来说,要针对公民(即顾客)的需要来实施具体的措施。上海曾经做过一项治理小摊贩的试点。这些小摊贩不好管理但确实提供了方便。政府试点规定好卫生等问题,市民反映效果很好。所以,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针对市民的需求做一些制度的创新。”
  秋风在《政府转型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并未超出经济的经典解释:增长来自企业家能力的释放。不过,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种种超常规的政策、做法,使中国经济表现出超常规的绩效,人们经常以‘奇迹’形容之。比如,政府维持着廉价的要素资源,政府为投资者、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环境。很多人因为这一经济奇迹而赞扬政府的行为模式。”这种粗放的指标式发展理念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在蚁族、农民工等群体身上充分显现。一组数据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在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后5年里,中国的地区、城乡、行业收入与社会保障差距却逐渐扩大,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23比1;2010年,我国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已超4.88倍,其中北京的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超过8倍。
  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蚁族”的住房困难,建设公共租赁房,将他们纳入公共政策的“福利”范畴。此外,已有专家建言,从政策上鼓励大企业建设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大学生公寓、农民工宿舍。这些都是权宜之策。政府转型是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基础。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将大大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如何看待与解决这个问题成为考验政府管理智慧与公共服务功能的重要表征性指标。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要区分公平与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很低,首先要“托底”,最低限度是解决人民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层面的事项,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而这些中国还远未达到。
  2011年中国的人口分布将发生重大改变: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政府需要做的将不仅是改善“蚁族”以及其他城市边缘群体的居住状况。一名蚁族曾经说:“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如果将蚁族与农民工等同起来,并列为弱势群体那就错了。他们身上的坚强与自我意识将是80后知识青年的精神标识。他们更需要一种制度保障的尊严,一种不被剥夺的公平地位,这也是80后“中国梦”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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