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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十元钱衣服进人民大会堂
文/楼文英
今年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穿着的是一件从地摊上花十元钱买来的衣服。
这么便宜的衣服，我却觉得穿着不错。可开心劲儿过去了之后，我也纳闷。这件衣服怎么就这么便宜？摊主还不亏本？
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讲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低廉价格吓了一跳。在上海七铺路10元买3双的白色棉运动袜，那里卖7角；100支装的双头棉花签在上海家乐福大卖场卖1.2元，那里卖0.19元；牙刷，最新保健型、窄头、牙刷毛带波浪形的，100支外配一个很好看的塑料手提包，15元；护疮膏、拜迪牌和邦迪牌的形状一样，马路上有巨幅广告，100片一盒，2.7元。一个在上海要卖到100多元的洋娃娃，在这里只卖20元！十几元的玩具手枪这里只要3元！至于各种女孩子喜欢的漂亮饰品和工艺品，50元可以买一大堆。而像我买的这件衣服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我就开始奇怪了，怎么中国的产品就这么便宜？但这些产品怎么一到了商场，一到了消费者手中，就那么贵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搞不懂中国的商品利润为什么都集中在流通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前一段时间大家说得最多的药品也是这样。大家都说药价虚高，但几乎所有药品的出厂价都非常低，只有零售价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药价高了，药品生产企业的工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是谁？是药品推销员，是医药公司，是药房老板，是医院药剂科科长，是医生……是药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
处在流通环节的这些商人，无论他们披着什么外衣，本质上都是商人，都在一买一卖中赚取差价。他们对于产品生产者有什么优势？无非是他们掌握着销售渠道和相关信息。因为在信息的掌握上，他们对生产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压价，从而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市委书记带头卖菜实是ａ卸管理责任
文/郭绍俊
为了给即将进入旺季的彭州特产蒜苔销售做好铺垫，彭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主要领导带头赴太原促销蒜苔。
据说在彭州市委书记门生，市委副书记、市长韩轶亲自向市民免费赠送新鲜蒜苔的带动下，收获很是不错，受到太原市民的热情追捧。按照计划，彭州方面当天除销掉的16吨蒜苔外，还免费发放了两吨蒜苔给太原市民。堆积如山的蒜苔，快到中午时已是销售一空，并且还拿下了太原的大订单。
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促销蒜苔取得好的战果当然好，但问题是，彭州市既然是全国闻名的蔬菜大县，更是中国西部的蔬菜基地，当地年产蔬菜16亿至19亿公斤，那么，就应该有对蔬菜生产、管理和销售一整套成熟完备的规划。若有，怎么还有销售环节上不尽如人意的担忧？若没有，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赴太原促销蒜苔到底是政治作秀还是无奈之举就让人疑问重重。
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领导对自身权限的变相扩展，还是对自己职责的变相推卸？简单地说，市领导的职责就是“治城育人”，即政府如何以外在的开拓进取和内在的办事效率去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具体到即将进入旺季的彭州特产蒜苔销售，就是积极协调市各部门的工作，解决好它的生产和销售。如今市领导放下主要工作，都一股脑赶赴太原促销蒜苔，是真的认为自己一出马，就难题全无？还是由于协调工作不力之下，想以自己的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教育引导蔬菜生产管理部门走领导挂帅的捷径？
无论是无奈之举，还是政治作秀，好好的蔬菜却销路不好，肯定事出有因。市领导的当务之急是找出问题根源，研究解决办法而不是带头卖菜。毕竟，在市场上能说话的是产品质量、销售渠道和营销方法等。
“商业秘密”岂能成“免死金牌”？
文/邓海建
因认为购买IC卡收取押金20元违反相关规定，且押金数额超过IC卡本身成本，乘客肖均佑将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告上法院。肖均佑向法院申请调取制作IC卡的成本资料，而一卡通公司却称，IC卡成本资料属于企业商业秘密，没有义务予以提供。
“商业秘密”是个很能吓人的词语，硬是逼人家说出“商业秘密”是非法的，所以“房价成本”等越是暴利的语境中越是常见“商业秘密”的牌坊。
“商业秘密”不是规避公众知情权的“免死金牌”。比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１０条规定，构成商业秘密的要件一是“生产中有诀窍，具有实用性，能为其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披露后会造成损失”，即便按照各地公交公司的说法，很多芯片程序是“进口”的，那么，“商业秘密”应该是芯片生产者的秘密，而不是使用者的秘密；二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公众无法获得”，问题是关于公交IC卡，会制作IC卡的企业都不讳言成本几何，何以发行者倒“秘密长秘密短”了呢？
把成本弄成秘密的手法并不高明，若不是靠着与垄断和公权的藕断丝连，成本永远不可能升级为“秘密”。无论从哪个逻辑来看，类似公交IC卡等“公益”或是“民生”行业的成本，都不能以“商业秘密”来豁免其尊重公民知情权的责任和义务。
为何低学历者做老板多
文/文网
他们是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每月甚至是每天都要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没有舒适的住房，也不知道保险到底可不可以保障一个人的养老，生存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家庭一般很普通，父母多数都是老实的工薪族，亲戚中也无显赫人物。他们也羡慕那些每月拿上万钞票的人，但他们却只能做着服务员这样一些普通得让许多有钱人瞧不起的工作，有些人就在外面帮一些小老板搞推销。
他们或许头脑并不好使，但他们更勤奋。他们或许不会说什么华丽的词藻，但有时候朴实真挚就很让人从内心感动。有时候市场中有些小机会，他们就找亲戚借点钱，开始了小老板之旅。或许初期只是赚点小钱，并且那点可怜的小钱看起来也就比每月的工资多一点点。赚一点钱就让他们很欣喜了，这毕竟比帮人强。渐渐地，他们也逐步从现实中掌握了一些小窍门，可能都是花血汗钱买来的教训，他们都认真吸取了。
有时候他们也赔得很惨。痛定思痛后，发现一旦走上老板之路，再也没有打工的欲望了。他们的学历决定了无法像高学历者那样可以轻松自由地换很多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做小老板还可以将就着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中多数人可能没有听说过二次创业，但他们实际上就这么干着。两次、三次，甚至六七次。
市场虽然险恶，但从来富贵险中求。他们多年在市场中拼杀的经验远比书本上的教条更生动。别人从书本上学知识，他们在社会上用血的教训长本事。现实的教训永远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能让一个人快速成长的。
上天总是青睐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意开始越滚越大了。知道单凭一个人的脑袋解决不了大事情，于是，他们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他们一向钦佩的高学历者。吸取知识分子只会让公司越做越好。这是他们相信的简单道理，喝过墨水的人到底比较强。
这个社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低学历者拥有上百万上千万资产的也不少，学历并不是唯一。
文/楼文英
今年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穿着的是一件从地摊上花十元钱买来的衣服。
这么便宜的衣服，我却觉得穿着不错。可开心劲儿过去了之后，我也纳闷。这件衣服怎么就这么便宜？摊主还不亏本？
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讲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低廉价格吓了一跳。在上海七铺路10元买3双的白色棉运动袜，那里卖7角；100支装的双头棉花签在上海家乐福大卖场卖1.2元，那里卖0.19元；牙刷，最新保健型、窄头、牙刷毛带波浪形的，100支外配一个很好看的塑料手提包，15元；护疮膏、拜迪牌和邦迪牌的形状一样，马路上有巨幅广告，100片一盒，2.7元。一个在上海要卖到100多元的洋娃娃，在这里只卖20元！十几元的玩具手枪这里只要3元！至于各种女孩子喜欢的漂亮饰品和工艺品，50元可以买一大堆。而像我买的这件衣服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我就开始奇怪了，怎么中国的产品就这么便宜？但这些产品怎么一到了商场，一到了消费者手中，就那么贵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搞不懂中国的商品利润为什么都集中在流通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前一段时间大家说得最多的药品也是这样。大家都说药价虚高，但几乎所有药品的出厂价都非常低，只有零售价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药价高了，药品生产企业的工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是谁？是药品推销员，是医药公司，是药房老板，是医院药剂科科长，是医生……是药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
处在流通环节的这些商人，无论他们披着什么外衣，本质上都是商人，都在一买一卖中赚取差价。他们对于产品生产者有什么优势？无非是他们掌握着销售渠道和相关信息。因为在信息的掌握上，他们对生产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压价，从而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市委书记带头卖菜实是ａ卸管理责任
文/郭绍俊
为了给即将进入旺季的彭州特产蒜苔销售做好铺垫，彭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主要领导带头赴太原促销蒜苔。
据说在彭州市委书记门生，市委副书记、市长韩轶亲自向市民免费赠送新鲜蒜苔的带动下，收获很是不错，受到太原市民的热情追捧。按照计划，彭州方面当天除销掉的16吨蒜苔外，还免费发放了两吨蒜苔给太原市民。堆积如山的蒜苔，快到中午时已是销售一空，并且还拿下了太原的大订单。
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促销蒜苔取得好的战果当然好，但问题是，彭州市既然是全国闻名的蔬菜大县，更是中国西部的蔬菜基地，当地年产蔬菜16亿至19亿公斤，那么，就应该有对蔬菜生产、管理和销售一整套成熟完备的规划。若有，怎么还有销售环节上不尽如人意的担忧？若没有，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赴太原促销蒜苔到底是政治作秀还是无奈之举就让人疑问重重。
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领导对自身权限的变相扩展，还是对自己职责的变相推卸？简单地说，市领导的职责就是“治城育人”，即政府如何以外在的开拓进取和内在的办事效率去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具体到即将进入旺季的彭州特产蒜苔销售，就是积极协调市各部门的工作，解决好它的生产和销售。如今市领导放下主要工作，都一股脑赶赴太原促销蒜苔，是真的认为自己一出马，就难题全无？还是由于协调工作不力之下，想以自己的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教育引导蔬菜生产管理部门走领导挂帅的捷径？
无论是无奈之举，还是政治作秀，好好的蔬菜却销路不好，肯定事出有因。市领导的当务之急是找出问题根源，研究解决办法而不是带头卖菜。毕竟，在市场上能说话的是产品质量、销售渠道和营销方法等。
“商业秘密”岂能成“免死金牌”？
文/邓海建
因认为购买IC卡收取押金20元违反相关规定，且押金数额超过IC卡本身成本，乘客肖均佑将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告上法院。肖均佑向法院申请调取制作IC卡的成本资料，而一卡通公司却称，IC卡成本资料属于企业商业秘密，没有义务予以提供。
“商业秘密”是个很能吓人的词语，硬是逼人家说出“商业秘密”是非法的，所以“房价成本”等越是暴利的语境中越是常见“商业秘密”的牌坊。
“商业秘密”不是规避公众知情权的“免死金牌”。比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１０条规定，构成商业秘密的要件一是“生产中有诀窍，具有实用性，能为其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披露后会造成损失”，即便按照各地公交公司的说法，很多芯片程序是“进口”的，那么，“商业秘密”应该是芯片生产者的秘密，而不是使用者的秘密；二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公众无法获得”，问题是关于公交IC卡，会制作IC卡的企业都不讳言成本几何，何以发行者倒“秘密长秘密短”了呢？
把成本弄成秘密的手法并不高明，若不是靠着与垄断和公权的藕断丝连，成本永远不可能升级为“秘密”。无论从哪个逻辑来看，类似公交IC卡等“公益”或是“民生”行业的成本，都不能以“商业秘密”来豁免其尊重公民知情权的责任和义务。
为何低学历者做老板多
文/文网
他们是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每月甚至是每天都要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没有舒适的住房，也不知道保险到底可不可以保障一个人的养老，生存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家庭一般很普通，父母多数都是老实的工薪族，亲戚中也无显赫人物。他们也羡慕那些每月拿上万钞票的人，但他们却只能做着服务员这样一些普通得让许多有钱人瞧不起的工作，有些人就在外面帮一些小老板搞推销。
他们或许头脑并不好使，但他们更勤奋。他们或许不会说什么华丽的词藻，但有时候朴实真挚就很让人从内心感动。有时候市场中有些小机会，他们就找亲戚借点钱，开始了小老板之旅。或许初期只是赚点小钱，并且那点可怜的小钱看起来也就比每月的工资多一点点。赚一点钱就让他们很欣喜了，这毕竟比帮人强。渐渐地，他们也逐步从现实中掌握了一些小窍门，可能都是花血汗钱买来的教训，他们都认真吸取了。
有时候他们也赔得很惨。痛定思痛后，发现一旦走上老板之路，再也没有打工的欲望了。他们的学历决定了无法像高学历者那样可以轻松自由地换很多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做小老板还可以将就着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中多数人可能没有听说过二次创业，但他们实际上就这么干着。两次、三次，甚至六七次。
市场虽然险恶，但从来富贵险中求。他们多年在市场中拼杀的经验远比书本上的教条更生动。别人从书本上学知识，他们在社会上用血的教训长本事。现实的教训永远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能让一个人快速成长的。
上天总是青睐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意开始越滚越大了。知道单凭一个人的脑袋解决不了大事情，于是，他们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他们一向钦佩的高学历者。吸取知识分子只会让公司越做越好。这是他们相信的简单道理，喝过墨水的人到底比较强。
这个社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低学历者拥有上百万上千万资产的也不少，学历并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