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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统计局发布的城市经济三季报陆续出炉。综合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席位，排名第11，北京成为唯一留在前十榜单里的北方城市。
这份榜单引发了关于南北城市差距的热烈讨论，“北方失守”“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声音层出不穷。真相果真如此？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南北差距形成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南北城市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陆铭：所谓的“南北差距”，主要是沿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如果将前十名单中的沿长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再把临近上海的杭州也去掉，就能很容易发现，南北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在大船时代，长江是中国唯一一条能够走大船的河流。北方天津以北的港口冬天结冰，而且缺乏内河航运，难以产生制造业的腹地。而珠江流域也仅仅珠江口几个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一个地方距离沿海大港口的远近，对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离大港口越远的城市，其GDP规模往往就越小。而就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这一个变量，对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 GDP规模的解释力达到39%，超过所有可以解释城市间GDP规模的因素的总和，而这还是在国家大力扶持内地发展的情况下。可见，地理因素仍然显示出了对经济集聚的强大作用。所以，南北差距的实质是，全球化进程中，因为区域港口条件和航运能力差异所带来的发展之间的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南北城市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别，是否原因之一？例如中国粮食生产重心的逐渐北移，北方城市划出生态修复功能区等。
陆铭：南北城市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别，这是一个大国在特定经济发展条件和背景之下，各个不同地方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同，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地区之间分工的结果。
在沿江沿海地区更加适合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一些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由此形成一种区域发展格局。相对来讲，北方目前的确在制造业发展中相对缺少一些比较优势，但较多出现生态环保护区、粮食主产区，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顺应经济规律和不同地区的条件差异，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定位的结果。
其实全国各地方生活质量差异还会小于人均GDP的差异，这是一个比较良性、正常的结果。
不能用经济总量论英雄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GDP，衡量南北城市发展差异，还有哪些“指标”？
陆铭：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即便只从经济指标来讲，其实最重要也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而除了经济指标以外，从发展的综合角度来讲，还应考虑人口发展指数。
健康、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进入发展的考量范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均发展水平。当前中国的现状是南方在GDP的份额中占比逐渐提高。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北方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同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心还在华北、东北，南方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方当年GDP份额并不高。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北方有大量的人口向南迁移。如果这个过程能够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话，最终可以达到一种南方的经济所占比重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大致相当的状态，南北人均GDP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人均GDP这个指标上，中国各地区的差距其实正在慢慢缩小。在一些人均GDP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除了要找到自己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之外，要更加注重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加注重推动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
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房价也比较贵。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环境质量比较好，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各有优点缺点，因此综合来讲，其实全国各地方生活质量差异还会小于人均GDP的差异，这是一个比较良性、正常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客观公正的看待南北城市差距？
陆铭：我说南北经济的差距被夸大了，其实是有几层含义的。
首先，在面向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之下，中国现在要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這样的发展格局之下，国际贸易和加入全球化进程仍然非常重要，南方整体来讲海港条件较好，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再加上长江整个黄金水道，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黄金水道的运能非常强，在全球化格局下，南方的发展速度快一些，其实是由南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
自然条件的差异也是一种差异。不能简单地把南北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体制、文化等因素。当然，不能说体制和文化因素不重要，北方的一些地方，客观来讲，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制度的市场化的水平、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等方面确实比南方弱，营商环境也是南方更好一些，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很多人在讨论南北差异的时候可能忽略了整个国家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之后，经济地理对于整个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大影响。 不能简单地说，对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就需要给优惠政策，然后鼓励投资，这样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很容易把投资导向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结果导致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在过去十多年，欠发达地区超标投资已经导致政府债务，这一点，政策制定者要值得注意。
另外，衡量发展的差距有很多维度，应该促进人口自由流动，让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口能够比较顺畅地流动到个体认为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地方，国家层面的政策应更加注重不同地区之间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不要对人口流出过于恐慌
《瞭望东方周刊》：面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劣势，不同类型的北方城市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