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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已经成为中国公众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经历了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中国GDP和人均GDP都有明显提高，但传统的增长方式和产业形态不得不接受重新评估。粗放式增长的价值已经受到了怀疑：糟糕的空气、饮用水，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河流与海洋，这些不但加剧了本已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败坏居民的健康，也让自然景观变得越来越粗鄙。其他工业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正在中国重演：日常生活的切身之痛将驱使城市和农村中的居民站出来，保护自己周边的环境——不但为他们自己，也为了下一代的健康。这甚至改变了中国人表达意见的方式。
这是中国当下最值得观察的现象之一，因为这一现象突破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参与公共事务和形成公共意见的一贯方式。在过去，公共事务是自上而下被决定的，普通人只是被动接受政府的决定，并承担其环境后果。
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引发市民抗议，当地政府紧急宣布终止项目，且表示“如果群众不同意，就不再开工”，这不免让人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感。然而，地方政府在引进那些高环境风险的工业项目时，信息不透明、与当地居民沟通不足，甚至刻意隐瞒，并非只发生于什邡，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也并非偶然或孤立的个案。中国人对环境污染的忍耐程度在下降，而对一些地方政府不透明的施政行为变得越来越敏感。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事务。对这一模式的评价有好有坏。肯定的意见认为，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否定的意见则认为，经济增长成为考核政府官员的主要指标后，一些官员为了吸引投资和拉项目，经常不惜以牺牲本地居民的长远利益为代价。
引发争议的大多是存在高环境风险的经济项目，如超级水坝、大型化工综合体、有色金属加工等等。这些项目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能够在短期内拉动GDP，但并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创造大量就业。在那些已经投入运作的项目中，随着环境恶化，当地人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并且，政府原先承诺的就业等好处无法兑现，愤怒情绪就会爆发。
2011年发生在大连的化工厂防波堤被台风摧垮的事件，政府迫于市民压力，最终不得不承诺，将这个建成不久的化工企业搬迁到别的地方，但因搬迁工程至今没有结束，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而早在2007年，厦门市民就反对上马PX项目。由于有各种前车之鉴，人们对政府主导的新项目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让市民愤怒的是，不管是大连还是厦门，政府和企业都存在严重的违法和违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类似项目必须执行严格的环境评估程序，并吸取当地居民的意见。但当地政府没有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并且隐瞒了工厂选址、生产规模、开工日期以及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这类关键信息。
由于厦门的工厂被迁往一百多公里之外，这一事件引发了连锁效应。在一些地方反对化工项目或是垃圾焚烧项目的市民，同样抗议在没有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政府将有环境风险的项目强加给自己。这种理性和温和的抗议，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当地政府意识到，强行推动这些项目，不但在法律上站不住腳，还有进一步激化事态的风险。
通过行动，中国的城市居民已经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他们不愿意再为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和自己的权利。而在中国的农村，环境污染导致的各种摩擦同样越来越多。不管在哪里，人们都意识到，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一代人的健康，也透支了他们的未来。
即使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由于治理和恢复环境生态的成本极高而且费时很长（太湖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应该让政府官员用新的眼光考虑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厦门、大连和什邡发生的这些事件，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意识。官员应该意识到，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大势所趋，而环保运动在中国才刚刚开始，
这是中国当下最值得观察的现象之一，因为这一现象突破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参与公共事务和形成公共意见的一贯方式。在过去，公共事务是自上而下被决定的，普通人只是被动接受政府的决定，并承担其环境后果。
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引发市民抗议，当地政府紧急宣布终止项目，且表示“如果群众不同意，就不再开工”，这不免让人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感。然而，地方政府在引进那些高环境风险的工业项目时，信息不透明、与当地居民沟通不足，甚至刻意隐瞒，并非只发生于什邡，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也并非偶然或孤立的个案。中国人对环境污染的忍耐程度在下降，而对一些地方政府不透明的施政行为变得越来越敏感。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事务。对这一模式的评价有好有坏。肯定的意见认为，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否定的意见则认为，经济增长成为考核政府官员的主要指标后，一些官员为了吸引投资和拉项目，经常不惜以牺牲本地居民的长远利益为代价。
引发争议的大多是存在高环境风险的经济项目，如超级水坝、大型化工综合体、有色金属加工等等。这些项目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能够在短期内拉动GDP，但并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创造大量就业。在那些已经投入运作的项目中，随着环境恶化，当地人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并且，政府原先承诺的就业等好处无法兑现，愤怒情绪就会爆发。
2011年发生在大连的化工厂防波堤被台风摧垮的事件，政府迫于市民压力，最终不得不承诺，将这个建成不久的化工企业搬迁到别的地方，但因搬迁工程至今没有结束，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而早在2007年，厦门市民就反对上马PX项目。由于有各种前车之鉴，人们对政府主导的新项目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让市民愤怒的是，不管是大连还是厦门，政府和企业都存在严重的违法和违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类似项目必须执行严格的环境评估程序，并吸取当地居民的意见。但当地政府没有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并且隐瞒了工厂选址、生产规模、开工日期以及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这类关键信息。
由于厦门的工厂被迁往一百多公里之外，这一事件引发了连锁效应。在一些地方反对化工项目或是垃圾焚烧项目的市民，同样抗议在没有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政府将有环境风险的项目强加给自己。这种理性和温和的抗议，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当地政府意识到，强行推动这些项目，不但在法律上站不住腳，还有进一步激化事态的风险。
通过行动，中国的城市居民已经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他们不愿意再为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和自己的权利。而在中国的农村，环境污染导致的各种摩擦同样越来越多。不管在哪里，人们都意识到，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一代人的健康，也透支了他们的未来。
即使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由于治理和恢复环境生态的成本极高而且费时很长（太湖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应该让政府官员用新的眼光考虑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厦门、大连和什邡发生的这些事件，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意识。官员应该意识到，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大势所趋，而环保运动在中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