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尽管已经开设了四年多，厦门五齐人文职业培训学校的“吾齐班”，仍是众多民工职业教育学校中一个个案，在许多人看来颇为“另类”。
这个连创办人张芳自己都很难简单描述授课性质的学习班，在外人不无疑虑、学生们却渴求而满足的目光中，一直孤独地行走。
他们在末路处迷茫
6月底一天周末的晚上，厦门湖里区的市工会大楼一楼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讲座者是集美大学的党总支书记，听课的基本上是来自于各工厂流水线的“打工妹”，主题是：企业家、教育家陈嘉庚的一生。这是“吾齐班”的一次课程。三个似乎不相关的元素出现在同一个时空，氛围却让人感到意外地和谐。
7点开始、时长两个小时的课，直到8点半，还陆续有人穿着工厂制服匆匆赶来。之前安排好的200多个座椅，很快被增加到300多，九成是女工。现场没有人用书包，更没有漂亮的提包，多数人以包装的塑料袋装笔记本和杂物。没有桌子，所有人都低着头在膝上匆忙地记录。两个小时中，几乎没有人耳语聊天。
老师把陈嘉庚这个厦门传奇人物的一生总结分为三个方面：创业之道、办学／教育之道、抗日救国。老师告诉他们，陈嘉庚创业于家道没落之时，负债累累，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诚信和多种经营，这不但使他东山再起，还成为巨富，而他的用财之道，是把所有钱投入教育办学和抗日救国中，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惠泽子孙后代。
每个人都在频密地做笔录，显得对这些内容心领神会。
吾齐班的创办人张芳对这些来听课的年轻打工者们有一个描述：他们渴望改变自己。“他(们)非常渴望自己有一个提升并发现和改变，但是他们没有方向，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学校就是帮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我们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许因为水平的限制，失去了再学习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流水线上休戚与共。我们一样希望改变，一样希望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心里更加需要有关爱与呵护，我们渴望成长。”这是一名学生在吾齐联欢会上的告白。
如今来到都市的务工者中，大部分都具有初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基本工作技能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大的障碍，生存也不是最主要的要求，他们渴望在城市获得平等待遇，已比在城市获得生存更重要。他们渴望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2006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进城务工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过简单的劳动技能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更占到77．96％。厦门的工业开发区中，培训务工者技能的学校就有不少，学费几百元，培训学员们怎样操作电脑、做文员。可是这其中，关于教导他们如何适应城市生活，进入城市文明的培训，几近零。
2001年，张芳开设了一个包括电脑培训课程的学校。在那时，张芳的观念并没有超出社会上一般办这种培训班的人的想法。但在电脑培训班上她与大量来自流水线的女工接触后，她发现，“社会有这个需要”，或是说，社会在这一点上是个空白——进城打工者们最需要的还不是技能和钱，而是一种精神和人生方向上的指导。
被漠视的灵魂
今年23岁的林细娥是吾齐班的“元老”，在她看来，离家7年的“城市生活”以进入吾齐班为界，形成两段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
家庭和经历在林细娥身上留下鲜明的印记，就像无法去除的黝黑肤色和健壮身形，7年的城市熏染也没有冲去她身上都市中少见的淳朴与坦诚。
2000年到2004年间，林细娥先后在一家电子厂和箱包厂的流水线上做工。每天8点上班，晚上9：40或10：40下班是常有的事，赶工时，甚至干到十一二点。
工作是计件制，林细娥每月能拿一千二左右，除吃饭、房租和一些日常开销，每个月最多花掉五六百。不管怎么花，她给自己定了标准，每个月一定要寄500元回家。为了省钱，她和姐姐有一阵下班后再到一家餐馆兼职，这样能得到免费的晚饭。那段时间，她们租最便宜的房子，两人一个月全部开销共350元。“我出门打工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贴补家用，让父母过上好点的生活，让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念到好的大学。”
用一位打工妹的描述：这是一种“只需要脑部以下的机械动作”的生活。林细娥想过要自学点什么，但是长时间麻木地工作，完全力不从心。“4年了，我发现自己仍然一无所获，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更加迷茫了。”
和很多人一样，做工时她想到的最好出路是能够当上文员，“可以坐办公室，轻轻松松，还可以有更多钱寄回家。”
于是她进入了这所学校的电脑培训班。在电脑班，林细娥看到了一则吾齐班的招生信息。上面写着：教成人高中内容、提高表达能力和各个方面素质等。不像别的招生广告，它没有教学员实际技能的操作，但看完后，林细娥非常激动，当时就觉得，我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了!
那时吾齐班的学费是5280元，而她几乎没有积蓄。
她没敢跟家里说这个决定。吾齐班同学进来前，绝大多数都受到家里的阻拦，理由基本都是没有实际用处、学费太高和不知是否是“骗人”等等(2006年，有15000人参加了五齐学校的电脑培训班，而其中只有1000人进入吾齐班)。在另外城市打工的初中同学和同在厦门的姐姐，支持了她这个极为浪漫的想法，帮忙垫付了一部分学费，剩下的由她从每个月工资中“按揭”交付。
2004年6月，她进入吾齐班学习。当时在箱包厂流水线做工的她，虽然下班时常常已是晚上九十点，但都会赶到教室来留到很晚才回去。教室的氛围、老师的亲和与关心带给她的温度，使她不合得走：
没有父母的支持，没有朋友们有实质的解释分析，更没有师长指引成长的路。面对巨额学费下的挣扎、星点的梦想之光是否能突破现实困境的疑惑，以及豁然开朗的惊喜，只有她们自己和有相似背景面临困惑的姐妹，才明白，为什么她们要倾尽所有，只为捕捉黑暗中哪怕一点点闪烁的星光。林细娥至今很庆幸自己的决定，之后姐姐及同学都受其影响进入吾齐班。
被忽略和被珍视的
改变从第一次发言开始。“第一次上互动的课时，我很害怕，不敢举手，心里扑通扑通的。看着别人回答问题，心里很羡慕：他们怎么敢回答，我就不行。当有了第一次举手回答后，我非常高兴，从此以后我都踊跃地举手发言。慢慢地，自己在表达能力、思维，自信和胆量上越来越提升。”
林细娥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内向寡言的人，在流水线上时，说话或笑都会受罚。因为自卑，她从不敢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她还学会了跳舞。这使身材略胖，以 前完全不会跳舞的林细娥感受到从没有的自信。她学习的第一个舞蹈是民族舞《好日子》，用了近两个月才学会。“老师教完以后，同学之间常常还会继续讨论。有一次晚上学完舞蹈在回家路上，我们边走边跳，旁边很多人都在看我们怎么这么怪。”
因为没有更多钱请老师，多数舞蹈是她们找来影碟自己学。
“学舞蹈可以让人变得很大方。举止言行都会有变化，胆量增加很多。我觉得这点(变化)特别好，整个人会变得更乐观。”林细娥说，“我们经常参加义演，现在在任何场地场所我都敢跳，不感觉到任何拘谨。”
改变性格只是吾齐班教学的一个内容。杨东平评价吾齐班，“最特别之处，就是教他们‘做人’。过去的职业技能培养的是‘做事’的能力，包括很多大学生现在做事的能力并不差，欠缺的是‘做人’的能力。”
那些已经被许多人忽略甚至抛弃的品德，在吾齐班被最大地强化：勤劳、有礼貌，真诚与感恩，忠诚、做事规矩……
林细娥觉得根本的变化是这里“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来之前，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家庭，但是后来知道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了个人，也不能单单为家庭，还要想着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她的人生目标也因此改变，当初曾想努力做一个文员，后来她想当吾齐班的老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也能帮助别人。”
2004年10月，她离开了工厂，进入吾齐班当“小先生”。
成为吾齐的“小先生”之后，林细娥发现，这里更能体现她的自我价值。“比如碰到下雨或变天，学生会发短信打电话来提醒我，要加衣服，你会感觉到被关心；有同学遇到困难时，会打电话找我，那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被信任，他们需要你。”
“慢慢地，自己会被工作中的细节所感动。从中得到精神的愉悦。”
回想在流水线做的4年，林细娥那时从不觉得这个城市和自己有多大关系，现在，她说感觉已经融入了厦门，“因为这里有很多我的战友”。
对于将来，她没有想过一定要留在厦门或者回家，因为她有更重要的寄托，“看吾齐的发展，因为吾齐希望把这个教学模式扩展到其他地方，吾齐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
仰望星空的权利
在厦门，像林细娥这样的外来务工者有86万，其中半数以上是女性，尤其在劳动力密集的流水线，女工比例达90％以上。据统计，全国城市中的外来女性务工者已达三四千万，相当于北京市人口的两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一直跟踪研究打工妹群体，曾经做过8次对这一群体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女工被集中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们主要从事电子、纺织、食品、化学、缝纫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年龄大都集中在18岁至22岁。
她们与当地社会基本隔绝，很少和当地人来往，来往对象主要是老乡，平时娱乐活动主要是串老乡、逛商场，偶尔看电影唱卡拉OK，工作辛苦，生活单调，漂泊感强。
这些出生于80年代、18～22岁、被定义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男女青年，对工作和城市的要求已大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对城市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农活。“上一代农民工的归属感还比较明确，他们就把自己定位为农民，赚了钱以后是要回农村的。而新一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到城市中，进入城市文明体系。”长期进行平民教育研究的杨东平说。正因此，他们依恋城市，更加渴望被尊重。
“我们想要改变、想要提升、想要创造未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每一次进步、提升，我们要感谢老师，更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感谢吾齐班同学及老师在采访中提供帮助)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尽管已经开设了四年多，厦门五齐人文职业培训学校的“吾齐班”，仍是众多民工职业教育学校中一个个案，在许多人看来颇为“另类”。
这个连创办人张芳自己都很难简单描述授课性质的学习班，在外人不无疑虑、学生们却渴求而满足的目光中，一直孤独地行走。
他们在末路处迷茫
6月底一天周末的晚上，厦门湖里区的市工会大楼一楼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讲座者是集美大学的党总支书记，听课的基本上是来自于各工厂流水线的“打工妹”，主题是：企业家、教育家陈嘉庚的一生。这是“吾齐班”的一次课程。三个似乎不相关的元素出现在同一个时空，氛围却让人感到意外地和谐。
7点开始、时长两个小时的课，直到8点半，还陆续有人穿着工厂制服匆匆赶来。之前安排好的200多个座椅，很快被增加到300多，九成是女工。现场没有人用书包，更没有漂亮的提包，多数人以包装的塑料袋装笔记本和杂物。没有桌子，所有人都低着头在膝上匆忙地记录。两个小时中，几乎没有人耳语聊天。
老师把陈嘉庚这个厦门传奇人物的一生总结分为三个方面：创业之道、办学／教育之道、抗日救国。老师告诉他们，陈嘉庚创业于家道没落之时，负债累累，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诚信和多种经营，这不但使他东山再起，还成为巨富，而他的用财之道，是把所有钱投入教育办学和抗日救国中，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惠泽子孙后代。
每个人都在频密地做笔录，显得对这些内容心领神会。
吾齐班的创办人张芳对这些来听课的年轻打工者们有一个描述：他们渴望改变自己。“他(们)非常渴望自己有一个提升并发现和改变，但是他们没有方向，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学校就是帮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我们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许因为水平的限制，失去了再学习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流水线上休戚与共。我们一样希望改变，一样希望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心里更加需要有关爱与呵护，我们渴望成长。”这是一名学生在吾齐联欢会上的告白。
如今来到都市的务工者中，大部分都具有初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基本工作技能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大的障碍，生存也不是最主要的要求，他们渴望在城市获得平等待遇，已比在城市获得生存更重要。他们渴望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2006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进城务工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过简单的劳动技能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更占到77．96％。厦门的工业开发区中，培训务工者技能的学校就有不少，学费几百元，培训学员们怎样操作电脑、做文员。可是这其中，关于教导他们如何适应城市生活，进入城市文明的培训，几近零。
2001年，张芳开设了一个包括电脑培训课程的学校。在那时，张芳的观念并没有超出社会上一般办这种培训班的人的想法。但在电脑培训班上她与大量来自流水线的女工接触后，她发现，“社会有这个需要”，或是说，社会在这一点上是个空白——进城打工者们最需要的还不是技能和钱，而是一种精神和人生方向上的指导。
被漠视的灵魂
今年23岁的林细娥是吾齐班的“元老”，在她看来，离家7年的“城市生活”以进入吾齐班为界，形成两段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
家庭和经历在林细娥身上留下鲜明的印记，就像无法去除的黝黑肤色和健壮身形，7年的城市熏染也没有冲去她身上都市中少见的淳朴与坦诚。
2000年到2004年间，林细娥先后在一家电子厂和箱包厂的流水线上做工。每天8点上班，晚上9：40或10：40下班是常有的事，赶工时，甚至干到十一二点。
工作是计件制，林细娥每月能拿一千二左右，除吃饭、房租和一些日常开销，每个月最多花掉五六百。不管怎么花，她给自己定了标准，每个月一定要寄500元回家。为了省钱，她和姐姐有一阵下班后再到一家餐馆兼职，这样能得到免费的晚饭。那段时间，她们租最便宜的房子，两人一个月全部开销共350元。“我出门打工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贴补家用，让父母过上好点的生活，让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念到好的大学。”
用一位打工妹的描述：这是一种“只需要脑部以下的机械动作”的生活。林细娥想过要自学点什么，但是长时间麻木地工作，完全力不从心。“4年了，我发现自己仍然一无所获，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更加迷茫了。”
和很多人一样，做工时她想到的最好出路是能够当上文员，“可以坐办公室，轻轻松松，还可以有更多钱寄回家。”
于是她进入了这所学校的电脑培训班。在电脑班，林细娥看到了一则吾齐班的招生信息。上面写着：教成人高中内容、提高表达能力和各个方面素质等。不像别的招生广告，它没有教学员实际技能的操作，但看完后，林细娥非常激动，当时就觉得，我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了!
那时吾齐班的学费是5280元，而她几乎没有积蓄。
她没敢跟家里说这个决定。吾齐班同学进来前，绝大多数都受到家里的阻拦，理由基本都是没有实际用处、学费太高和不知是否是“骗人”等等(2006年，有15000人参加了五齐学校的电脑培训班，而其中只有1000人进入吾齐班)。在另外城市打工的初中同学和同在厦门的姐姐，支持了她这个极为浪漫的想法，帮忙垫付了一部分学费，剩下的由她从每个月工资中“按揭”交付。
2004年6月，她进入吾齐班学习。当时在箱包厂流水线做工的她，虽然下班时常常已是晚上九十点，但都会赶到教室来留到很晚才回去。教室的氛围、老师的亲和与关心带给她的温度，使她不合得走：
没有父母的支持，没有朋友们有实质的解释分析，更没有师长指引成长的路。面对巨额学费下的挣扎、星点的梦想之光是否能突破现实困境的疑惑，以及豁然开朗的惊喜，只有她们自己和有相似背景面临困惑的姐妹，才明白，为什么她们要倾尽所有，只为捕捉黑暗中哪怕一点点闪烁的星光。林细娥至今很庆幸自己的决定，之后姐姐及同学都受其影响进入吾齐班。
被忽略和被珍视的
改变从第一次发言开始。“第一次上互动的课时，我很害怕，不敢举手，心里扑通扑通的。看着别人回答问题，心里很羡慕：他们怎么敢回答，我就不行。当有了第一次举手回答后，我非常高兴，从此以后我都踊跃地举手发言。慢慢地，自己在表达能力、思维，自信和胆量上越来越提升。”
林细娥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内向寡言的人，在流水线上时，说话或笑都会受罚。因为自卑，她从不敢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她还学会了跳舞。这使身材略胖，以 前完全不会跳舞的林细娥感受到从没有的自信。她学习的第一个舞蹈是民族舞《好日子》，用了近两个月才学会。“老师教完以后，同学之间常常还会继续讨论。有一次晚上学完舞蹈在回家路上，我们边走边跳，旁边很多人都在看我们怎么这么怪。”
因为没有更多钱请老师，多数舞蹈是她们找来影碟自己学。
“学舞蹈可以让人变得很大方。举止言行都会有变化，胆量增加很多。我觉得这点(变化)特别好，整个人会变得更乐观。”林细娥说，“我们经常参加义演，现在在任何场地场所我都敢跳，不感觉到任何拘谨。”
改变性格只是吾齐班教学的一个内容。杨东平评价吾齐班，“最特别之处，就是教他们‘做人’。过去的职业技能培养的是‘做事’的能力，包括很多大学生现在做事的能力并不差，欠缺的是‘做人’的能力。”
那些已经被许多人忽略甚至抛弃的品德，在吾齐班被最大地强化：勤劳、有礼貌，真诚与感恩，忠诚、做事规矩……
林细娥觉得根本的变化是这里“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来之前，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家庭，但是后来知道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了个人，也不能单单为家庭，还要想着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她的人生目标也因此改变，当初曾想努力做一个文员，后来她想当吾齐班的老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也能帮助别人。”
2004年10月，她离开了工厂，进入吾齐班当“小先生”。
成为吾齐的“小先生”之后，林细娥发现，这里更能体现她的自我价值。“比如碰到下雨或变天，学生会发短信打电话来提醒我，要加衣服，你会感觉到被关心；有同学遇到困难时，会打电话找我，那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被信任，他们需要你。”
“慢慢地，自己会被工作中的细节所感动。从中得到精神的愉悦。”
回想在流水线做的4年，林细娥那时从不觉得这个城市和自己有多大关系，现在，她说感觉已经融入了厦门，“因为这里有很多我的战友”。
对于将来，她没有想过一定要留在厦门或者回家，因为她有更重要的寄托，“看吾齐的发展，因为吾齐希望把这个教学模式扩展到其他地方，吾齐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
仰望星空的权利
在厦门，像林细娥这样的外来务工者有86万，其中半数以上是女性，尤其在劳动力密集的流水线，女工比例达90％以上。据统计，全国城市中的外来女性务工者已达三四千万，相当于北京市人口的两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一直跟踪研究打工妹群体，曾经做过8次对这一群体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女工被集中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们主要从事电子、纺织、食品、化学、缝纫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年龄大都集中在18岁至22岁。
她们与当地社会基本隔绝，很少和当地人来往，来往对象主要是老乡，平时娱乐活动主要是串老乡、逛商场，偶尔看电影唱卡拉OK，工作辛苦，生活单调，漂泊感强。
这些出生于80年代、18～22岁、被定义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男女青年，对工作和城市的要求已大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对城市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农活。“上一代农民工的归属感还比较明确，他们就把自己定位为农民，赚了钱以后是要回农村的。而新一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到城市中，进入城市文明体系。”长期进行平民教育研究的杨东平说。正因此，他们依恋城市，更加渴望被尊重。
“我们想要改变、想要提升、想要创造未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每一次进步、提升，我们要感谢老师，更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感谢吾齐班同学及老师在采访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