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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期在沪鲁豫陕赣渝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进入高速发展期，对推动农业组织化社会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爆发式增长背后所隐含的小、弱、假、散情况仍未改观，合作社发展面临先天不足、发育乏力等问题。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合作社发展亟需量质并举、固本强基。
合作社成了空架子
笔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各地合作社发展普遍进入高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上海市合作社以每年近千家的速度突飞猛进，到2012年底，在工商登记的合作社超过6000家。同期陕西合作社登记数量达1.89万家，覆盖到60%以上的行政村和15.8%的农户。
但与此同时，合作社所面临的“量高质低、实力偏弱、组织松散”困境也日益显现，甚至一些合作社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合作社”。上海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金尧说，全市6000家合作社中，在农业部、上海市农委能够查得到，可以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只有3200家，而且二者之间的数字鸿沟越拉越大。很多合作社规模过小，由10个成员组成的小合作社占了大多数，在市场竞争中基本没什么优势。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大寨镇西小寨村村民李振华拥有2个标准化温室大棚，谈及自己所在的合作社，李振华颇有些无奈，“日常生产靠自己，销售也得自己跑，合作社基本就是个空架子，理事长连自家大棚都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我们。”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曾现权说，合作社门槛很低，5个人拿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办理，不需要验资，没人去查经营管理情况，也不需要年检，很多地方合作社都是“一哄而上，上而不动”。
笔者在赣陕渝等地了解到，“合作不全面、运作不规范、市场竞争力弱、带动作用不明显”，成为各地合作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幼稚病”。陕西省渭南市农经局局长刘红武说，渭南多数合作社仍以信息技术服务和卖农产品为主，只是对产品简单包装或向市场提供初级原材料，达到产供加销全方位合作的只能占到10%左右。
“注册标准、资金门槛都没有明确界定，出资额度的‘水分’很大，理事长报多少就是多少，许多徒有其表的合作社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山东省一家合作社理事长感慨地说。
先天不足发育乏力
陈光晃是江西省万载县红光中央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拥有1600亩土地，今年准备扩大规模，但却被土地“卡住了脖子”。“当地农民对土地很依赖，挨家挨户做工作很难，土地成了‘插花田’，大型机械无法应用。流转期限大多只有三五年，想搞点设施建设也不敢。”
在土地流转困难的同时，基础设施滞后、人才匮乏使许多合作社在成立时就面临“先天不足”的尴尬。存储、晾晒、冷藏等加、销环节配套设施不完善，让合作社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陕西省泾阳县海普粮食合作社理事长张高民算了一笔账：“合作社没有固定仓储、晾晒场地，每年因晾晒问题玉米坏粮率达到20%到30%。去年我种了800亩玉米，只收了100亩，其余都让周边养殖户低价从地里掰走了，光这一项就少收入21万元。”
同时，由于人才匮乏，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技术、管理、营销难题日益显现。近年来，尽管各地通过“阳光工程”等加强了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训，但由于培训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农民参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大户刘忠志说，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合作社管理规范性、如何有效与市场对接，这些最迫切解决的难题却是培训的“空白”。
笔者了解到，当前合作社运营中普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多数合作社仍不能与成员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缺乏完善的二次分配机制，违背了合作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设计初衷；二是企业办合作社现象普遍存在，涉农公司经理兼任合作社理事长，名为合作社实为股份制或个人企业，社员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三是产权不明，管理失范。多数合作社没有建立账目、没有财务决算，成员的注资额、交易量、公基金份额都无法核算，社长“一言堂”情况突出；四是融资不畅。记者调研途中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听到合作社“融资难”的抱怨，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金融支农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并不愿将资金贷给合作社。
金尧介绍说，上海市进行审计时发现，有的合作社无抵押贷款被挪用到合作社背后的公司使用；给一些项目提供的运输工具、冷库改造等优惠政策，被少数人控制获益。“上海出台扶持政策时，没有强调财务健全、成员账户健全、收益分配制度健全等，政府的钱没有发挥作用。”
亟须量质并举固本强基
部分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合作社社员表示，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但当前不宜片面追求合作社数量增长，应进入“量质并举”阶段，建立淘汰机制固本强基，并避免国家相关扶持措施被地方“软落实”。
刘红武表示，合作社扶持思路应从“扶大”向“扶强”转变，建立含有业务辅导员、技术指导员和扶持项目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制，培育一批合作全面、联结紧密、运作规范、带动作用强的示范合作社，财政安排资金用于合作社建设和培训指导等专项内容。
“作为新的经济合作组织，在政策层面，合作社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发改委、财政部、商贸流通领域的项目，都与合作社无关。”陕西省华县农业局局长程西鹏认为，应建立补贴制度与合作社带动作用之间的联动机制。
“应当实施项目支持，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责任，对大户、合作社以项目申报制的方式予以补贴，并引入事中评估机制，例如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事中评价，防止骗取资金的情况。同时，建立合作社的退出机制，淘汰一批‘假合作社’、‘空壳合作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建议。
杨凌示范区农林局副局长李冠明表示，应加强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经纪人的规范化培训指导工作，并强化营销、管理方面的培训。借鉴“大学生村官”模式，鼓励大学生到合作社任职；鼓励农民通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或鼓励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实现增资扩股，以壮大发展规模。
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合作社“融资难”问题，专家建议，应明确合作社作为新型主体的地位，对其生产型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地方财政进行贴息，并运用税收政策杠杆，减轻专门从事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的税负。同时，鼓励和支持建立民间农贷担保公司，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档案建设步伐。
陕西省农业厅农经处处长陈文说，目前围绕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已相对完善，重点在于出台促进其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合作社拓展合作领域，如通过开展内部信用合作解决成员短期生产性资金缺乏的问题，通过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带动农民更多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通过合作社之间的再联合增强其自身实力。
合作社成了空架子
笔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各地合作社发展普遍进入高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上海市合作社以每年近千家的速度突飞猛进，到2012年底，在工商登记的合作社超过6000家。同期陕西合作社登记数量达1.89万家，覆盖到60%以上的行政村和15.8%的农户。
但与此同时，合作社所面临的“量高质低、实力偏弱、组织松散”困境也日益显现，甚至一些合作社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合作社”。上海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金尧说，全市6000家合作社中，在农业部、上海市农委能够查得到，可以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只有3200家，而且二者之间的数字鸿沟越拉越大。很多合作社规模过小，由10个成员组成的小合作社占了大多数，在市场竞争中基本没什么优势。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大寨镇西小寨村村民李振华拥有2个标准化温室大棚，谈及自己所在的合作社，李振华颇有些无奈，“日常生产靠自己，销售也得自己跑，合作社基本就是个空架子，理事长连自家大棚都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我们。”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曾现权说，合作社门槛很低，5个人拿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办理，不需要验资，没人去查经营管理情况，也不需要年检，很多地方合作社都是“一哄而上，上而不动”。
笔者在赣陕渝等地了解到，“合作不全面、运作不规范、市场竞争力弱、带动作用不明显”，成为各地合作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幼稚病”。陕西省渭南市农经局局长刘红武说，渭南多数合作社仍以信息技术服务和卖农产品为主，只是对产品简单包装或向市场提供初级原材料，达到产供加销全方位合作的只能占到10%左右。
“注册标准、资金门槛都没有明确界定，出资额度的‘水分’很大，理事长报多少就是多少，许多徒有其表的合作社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山东省一家合作社理事长感慨地说。
先天不足发育乏力
陈光晃是江西省万载县红光中央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拥有1600亩土地，今年准备扩大规模，但却被土地“卡住了脖子”。“当地农民对土地很依赖，挨家挨户做工作很难，土地成了‘插花田’，大型机械无法应用。流转期限大多只有三五年，想搞点设施建设也不敢。”
在土地流转困难的同时，基础设施滞后、人才匮乏使许多合作社在成立时就面临“先天不足”的尴尬。存储、晾晒、冷藏等加、销环节配套设施不完善，让合作社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陕西省泾阳县海普粮食合作社理事长张高民算了一笔账：“合作社没有固定仓储、晾晒场地，每年因晾晒问题玉米坏粮率达到20%到30%。去年我种了800亩玉米，只收了100亩，其余都让周边养殖户低价从地里掰走了，光这一项就少收入21万元。”
同时，由于人才匮乏，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技术、管理、营销难题日益显现。近年来，尽管各地通过“阳光工程”等加强了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训，但由于培训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农民参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大户刘忠志说，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合作社管理规范性、如何有效与市场对接，这些最迫切解决的难题却是培训的“空白”。
笔者了解到，当前合作社运营中普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多数合作社仍不能与成员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缺乏完善的二次分配机制，违背了合作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设计初衷；二是企业办合作社现象普遍存在，涉农公司经理兼任合作社理事长，名为合作社实为股份制或个人企业，社员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三是产权不明，管理失范。多数合作社没有建立账目、没有财务决算，成员的注资额、交易量、公基金份额都无法核算，社长“一言堂”情况突出；四是融资不畅。记者调研途中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听到合作社“融资难”的抱怨，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金融支农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并不愿将资金贷给合作社。
金尧介绍说，上海市进行审计时发现，有的合作社无抵押贷款被挪用到合作社背后的公司使用；给一些项目提供的运输工具、冷库改造等优惠政策，被少数人控制获益。“上海出台扶持政策时，没有强调财务健全、成员账户健全、收益分配制度健全等，政府的钱没有发挥作用。”
亟须量质并举固本强基
部分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合作社社员表示，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但当前不宜片面追求合作社数量增长，应进入“量质并举”阶段，建立淘汰机制固本强基，并避免国家相关扶持措施被地方“软落实”。
刘红武表示，合作社扶持思路应从“扶大”向“扶强”转变，建立含有业务辅导员、技术指导员和扶持项目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制，培育一批合作全面、联结紧密、运作规范、带动作用强的示范合作社，财政安排资金用于合作社建设和培训指导等专项内容。
“作为新的经济合作组织，在政策层面，合作社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发改委、财政部、商贸流通领域的项目，都与合作社无关。”陕西省华县农业局局长程西鹏认为，应建立补贴制度与合作社带动作用之间的联动机制。
“应当实施项目支持，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责任，对大户、合作社以项目申报制的方式予以补贴，并引入事中评估机制，例如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事中评价，防止骗取资金的情况。同时，建立合作社的退出机制，淘汰一批‘假合作社’、‘空壳合作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建议。
杨凌示范区农林局副局长李冠明表示，应加强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经纪人的规范化培训指导工作，并强化营销、管理方面的培训。借鉴“大学生村官”模式，鼓励大学生到合作社任职；鼓励农民通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或鼓励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实现增资扩股，以壮大发展规模。
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合作社“融资难”问题，专家建议，应明确合作社作为新型主体的地位，对其生产型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地方财政进行贴息，并运用税收政策杠杆，减轻专门从事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的税负。同时，鼓励和支持建立民间农贷担保公司，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档案建设步伐。
陕西省农业厅农经处处长陈文说，目前围绕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已相对完善，重点在于出台促进其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合作社拓展合作领域，如通过开展内部信用合作解决成员短期生产性资金缺乏的问题，通过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带动农民更多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通过合作社之间的再联合增强其自身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