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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的10大梦想：1、不用再到国外买婴儿奶粉；2、能在大超市买到安全的食品；3、白领不再沦为房奴；4、环境污染不再恶化；5、贫富差距不再扩大；6、企业家不再忙着移民；7、裸官不再增多；8、股市从圈钱机器变成价值创造场所；9、人民不再“拼爹”，机会公平；10、对公权力的约束取得显著进展。”
这条微博几天内被转发9万多次，成了发帖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最“火”的一条微博。关于梦想，来自高层的权威定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梦想可能包含着百余年的“文明梦”、“自强梦”、“小康梦”等等子梦想。而刘胜军的微博，则是普罗大众无数个小梦的代表。国家的梦与个体的梦，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两个梦互相交融，两个理想互为激励。公平与理想，责任与承诺，现实中的理想国，似乎越来越近了。
“更公平”意味着什么
尽管对“公平”的认识历经曲折，但公平一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追求。从“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到上世纪80年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社会公平”的概念，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十七大”报告中有6次提及“公平正义”，刚刚召开的十八大报告中则反复出现了20多次。
刘胜军未来十年10大梦想归纳起来，与温家宝总理2010年6月1日在访日期间接受采访时，对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平问题归纳的的四个领域基本符合：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就是为人人提供同等的教育机会；其次是医疗；第三是社会保障；第四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公平不是要回到当年的平均主义，也不是没有边界的自由，而是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如果说2013年会是许多大事情、大变革的元年，普罗大众最期待的改革就集中在这四个领域。这对个人而言至关重要，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创造力发挥，其基本前提就是社会能否实现公平正义。
政府更多地投入教育与医疗
首先梳理影响社会公平四件大事中的两件大事，也是给个人带来最大压力的两件大事。
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而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但教育均衡化的难题仍亟待解决。
首先是城乡教育失衡。2011年天涯社区有个帖子被置顶一个多月时间，讨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经济越来越发展，对教育越来越重视的环境中，寒门与农家却难出英才了。无独有偶，根据北京大学的统计，1978年-1998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00年以后考上北大的农家子只占一成左右了。
其次是东西部教育失衡。这依然是每年的热点话题，有人笑称北京大学应该改名为北京人大学，2006年上海市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平均为46.2％，其余30省份分享了53.8％的在沪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每个省份平均分到1.79％的份额。不止是高等教育，如果按照某些不了解中国教育资源失衡现状者的提议，全国划定统一高考分数线，以西部一些省份的基础教育实力，恐怕这1％的份额都得不到了。
教育结构内部失衡也令人担忧。一方面是高校大规模的扩建扩招，另一方面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异地高考”问题、“择校费问题”、“入托难、入校难”问题，背后根源都是教育资源的失衡，失衡反映了政府协调教育资源能力的不足，因为需求与供给不平衡，权利的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一块灰色地带，更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2020年的教育现代化目标，有赖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如此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看病贵”一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难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历经20年，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终于在2012年达到4％，达到衡量一国教育水平的及格线。而2011年的全部财政支出中，只有不到6％的资金投向医疗卫生事业，占GDP不到2％，刚刚卡上发展中国家2％-6％的下线。解决看病贵除了要加大政府投入，同时还要控制医疗价格的过快上涨，否则水涨船高看病更贵。新医改至今4年，当初曾确立5项重要任务中有4项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但居民的医疗痛苦指数还是偏高，医患冲突事件频发，症结在于公立医院的改革进度最为迟缓。这是新一届政府继续推进医改的重点，也是医改成败的关键。
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不仅仅关系着一个家庭是否会遇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剧，更有关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
更多的居民收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句话概括就是国家渐强腰包渐鼓的过程。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步伐仍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01年至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9.7％。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人群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道“鸿沟”。个人收入的增加赶不上财政，追不上GDP，甚至打不败CPI，中国经济的列车，一定不能在高速行驶中甩下了自己的乘客——中国国民。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呈现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所做的承诺成为关注焦点，被称为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从统计学角度，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大幅下滑，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不是太难。但统计学并不针对个人感受，即使居民收入翻番，也不一定是个人翻番，即使个人翻番，在居高不下的通胀面前，收入上涨也基本会被高通胀与高房价吞噬。收入增长是能被大多数人感受到的，能带来幸福感的，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 分配不公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应以一次分配为主，二次分配为补充。二次分配中，可以通过对富人增税，来补贴低收入人群，实现公平和效率。对收入分配的改革，将力推中国转型，向消费社会过渡。
增加财产性收入也是本届政府新主张的一大亮点。无数人炒房发家炒股致贫，说明想让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多么重要。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强劲，中国股市表现却熊冠全球，一个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的股市，被抛弃只是时间问题。增加财产性收入，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不公平生态。
关于养老金替换率的公平，教育的公平，医疗的公平，分配的公平……我们的理想有太多事关公平。对政府而言，最难的也最值得花大力气去做的是“规则的公平”。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关乎国家治理、政府运行的基本理念，通过制度建设达成规则公平，是政府重建社会公平的落脚点。
在这样一个社会，不用拼爹只拼才干，弱者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尊重，老有所养幼有所学，疾病不再是一场灾难而只是人生的客观存在，善者被赞扬恶者受惩罚，这大概就是现实中的理想国。
观点链接：专家眼中的中国经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新红利机会
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看不准。
我认为，大家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状况，应该抱有信心，只要我们能够看清新红利带来的机会，认清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出现的社会陷阱和障碍。
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殊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必须转型，这是一个发展战略有待于重新制定的问题，而经济转型成功就会出现新的发展路途。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等等。
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
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是逐渐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这是必然的，旧改革红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那将是体制优势耗尽之时。有了新的制度优势，才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新制度的优势，靠制度不断地调整而形成的，按制度改革优先才能够有技工时代，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
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
钮文新：没有理由放弃中低端制造业
有人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实现直接跳跃式发展，例如发展高新科技、高端服务业。然而你会发现，皮鞋袜子、高楼大厦、钢材水泥是没办法直接在高端产业中生产出来的。只要市场需要钢材水泥，我们就得考虑由谁生产的问题。如果中国不生产，印度和美国就会生产。皮鞋袜子也一样，中国不生产，意大利和孟加拉国就会生产。为什么我们要把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呢？我们有什么权利放弃国际市场的争夺？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中国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去哪儿吃饭？我认为，我们要升级、要转型，但那仅仅是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甚至不可能是主要的部分。
在樊纲看来，过去20、30年，中国企业通过代工学习和掌握了现有的技术知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只有接近前沿，才有创新的资格。因此，过去中国企业做代工是合理的，否则便无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也无法走到创新前沿。其他国家为什么能够创新？以皮鞋、袜子为例，意大利历史上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都专注于制作皮鞋、袜子，他们积累了经验，拥有专业的知识，具备了核心竞争力，自然能够创新。
如果一家企业一开始就在品牌上投入太多资源，恐怕早垮了。但是，随着代工模式越来越成熟，企业盈利越来越多，企业应该认识到做品牌才能获得更稳健的长久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接近前沿了。他们已经基本学会了过去已有的技术知识，开始谋求创新。
樊纲反对唱衰低端制造业。在他看来，唱衰低端制造业的环境下，有一些企业已经走上歧路。他们看不起原有的制造行业，试图转型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从事资本运作，这不仅分流了制造业所需的资金，也分散了企业的发展精力，更不可能思考要如何创新制造、如何发展品牌，最终的结果就是部分企业将走向倒闭。
著名区域规划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许正中：城乡共荣是悖论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政府高度控制，加上人口流动的同时权利变革滞后，所带来的城市化的裂痕已经到了临界点。我虽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却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城市化不是政府控制的一个过程，而是人的自我选择过程。因为，谁不想往城里去？到了城里，谁还愿意回到农村？越是大城市，创业门坎越低，发展空间越大。而在小城市和农村，每个人都被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辈缘关系所笼罩。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单一化的过程。现代化过程就是把所有生产要素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在这种同一的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绝不是两种文明的对立，现代社会就是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不可能再有农村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社会，但农业可以文明，农业产业可以高端化。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的共存，而只能是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 乡村的发展，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灭亡。乡村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代表，五千年的农业文明现在似乎还不愿意断奶。农业文明藏污纳垢，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未来在中国的乡村，农业将规模化经营，形成农场主、农业产业工人，而农村同时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此外，若农村的宗法制度不消灭，中国将永远没有现代化。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这就是农地流转问题，但农地征地补偿标准即使提高一百倍又有什么用？现代社会资本的地位越来越低于人的技能地位。开发智能和技能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如何培养农民的技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城乡共荣，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在想象的一个经济学悖论，却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去过美国40个州，发现所有农村地区的人口都继续往城里集中，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德国、法国那些小镇，那里的人都不种地，大机器的现代农业在养活他们，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那里也不再是乡村。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邱晓华：中国经济温和复苏之年
自2008年以来，经过四年调整与调控，中国经济正在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积累了一定的增长动能，萌生了新的增长点。
2012年9月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尽管这一基础并不牢固。实际上，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长期看，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四化”正在演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们对2013年及今后的中国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预计2013年经济温和复苏，GDP增长8.0％左右：物价温和上涨，压力不会明显增大，全年CPI上涨3％左右。
新“四化”将部分扭转中国经济的需求收缩型衰退。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
新“四化”的作用，短期在于拉动投资，长期在于改善结构。2013年政府换届完成之后，中国经济将正式步入新一轮政治周期。新“四化”建设被视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举措、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也被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途径。
这条微博几天内被转发9万多次，成了发帖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最“火”的一条微博。关于梦想，来自高层的权威定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梦想可能包含着百余年的“文明梦”、“自强梦”、“小康梦”等等子梦想。而刘胜军的微博，则是普罗大众无数个小梦的代表。国家的梦与个体的梦，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两个梦互相交融，两个理想互为激励。公平与理想，责任与承诺，现实中的理想国，似乎越来越近了。
“更公平”意味着什么
尽管对“公平”的认识历经曲折，但公平一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追求。从“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到上世纪80年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社会公平”的概念，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十七大”报告中有6次提及“公平正义”，刚刚召开的十八大报告中则反复出现了20多次。
刘胜军未来十年10大梦想归纳起来，与温家宝总理2010年6月1日在访日期间接受采访时，对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平问题归纳的的四个领域基本符合：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就是为人人提供同等的教育机会；其次是医疗；第三是社会保障；第四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公平不是要回到当年的平均主义，也不是没有边界的自由，而是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如果说2013年会是许多大事情、大变革的元年，普罗大众最期待的改革就集中在这四个领域。这对个人而言至关重要，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创造力发挥，其基本前提就是社会能否实现公平正义。
政府更多地投入教育与医疗
首先梳理影响社会公平四件大事中的两件大事，也是给个人带来最大压力的两件大事。
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而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但教育均衡化的难题仍亟待解决。
首先是城乡教育失衡。2011年天涯社区有个帖子被置顶一个多月时间，讨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经济越来越发展，对教育越来越重视的环境中，寒门与农家却难出英才了。无独有偶，根据北京大学的统计，1978年-1998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00年以后考上北大的农家子只占一成左右了。
其次是东西部教育失衡。这依然是每年的热点话题，有人笑称北京大学应该改名为北京人大学，2006年上海市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平均为46.2％，其余30省份分享了53.8％的在沪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每个省份平均分到1.79％的份额。不止是高等教育，如果按照某些不了解中国教育资源失衡现状者的提议，全国划定统一高考分数线，以西部一些省份的基础教育实力，恐怕这1％的份额都得不到了。
教育结构内部失衡也令人担忧。一方面是高校大规模的扩建扩招，另一方面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异地高考”问题、“择校费问题”、“入托难、入校难”问题，背后根源都是教育资源的失衡，失衡反映了政府协调教育资源能力的不足，因为需求与供给不平衡，权利的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一块灰色地带，更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2020年的教育现代化目标，有赖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如此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看病贵”一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难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历经20年，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终于在2012年达到4％，达到衡量一国教育水平的及格线。而2011年的全部财政支出中，只有不到6％的资金投向医疗卫生事业，占GDP不到2％，刚刚卡上发展中国家2％-6％的下线。解决看病贵除了要加大政府投入，同时还要控制医疗价格的过快上涨，否则水涨船高看病更贵。新医改至今4年，当初曾确立5项重要任务中有4项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但居民的医疗痛苦指数还是偏高，医患冲突事件频发，症结在于公立医院的改革进度最为迟缓。这是新一届政府继续推进医改的重点，也是医改成败的关键。
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不仅仅关系着一个家庭是否会遇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剧，更有关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
更多的居民收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句话概括就是国家渐强腰包渐鼓的过程。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步伐仍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01年至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9.7％。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人群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道“鸿沟”。个人收入的增加赶不上财政，追不上GDP，甚至打不败CPI，中国经济的列车，一定不能在高速行驶中甩下了自己的乘客——中国国民。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呈现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所做的承诺成为关注焦点，被称为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从统计学角度，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大幅下滑，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不是太难。但统计学并不针对个人感受，即使居民收入翻番，也不一定是个人翻番，即使个人翻番，在居高不下的通胀面前，收入上涨也基本会被高通胀与高房价吞噬。收入增长是能被大多数人感受到的，能带来幸福感的，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 分配不公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应以一次分配为主，二次分配为补充。二次分配中，可以通过对富人增税，来补贴低收入人群，实现公平和效率。对收入分配的改革，将力推中国转型，向消费社会过渡。
增加财产性收入也是本届政府新主张的一大亮点。无数人炒房发家炒股致贫，说明想让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多么重要。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强劲，中国股市表现却熊冠全球，一个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的股市，被抛弃只是时间问题。增加财产性收入，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不公平生态。
关于养老金替换率的公平，教育的公平，医疗的公平，分配的公平……我们的理想有太多事关公平。对政府而言，最难的也最值得花大力气去做的是“规则的公平”。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关乎国家治理、政府运行的基本理念，通过制度建设达成规则公平，是政府重建社会公平的落脚点。
在这样一个社会，不用拼爹只拼才干，弱者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尊重，老有所养幼有所学，疾病不再是一场灾难而只是人生的客观存在，善者被赞扬恶者受惩罚，这大概就是现实中的理想国。
观点链接：专家眼中的中国经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新红利机会
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看不准。
我认为，大家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状况，应该抱有信心，只要我们能够看清新红利带来的机会，认清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出现的社会陷阱和障碍。
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殊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必须转型，这是一个发展战略有待于重新制定的问题，而经济转型成功就会出现新的发展路途。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等等。
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
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是逐渐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这是必然的，旧改革红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那将是体制优势耗尽之时。有了新的制度优势，才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新制度的优势，靠制度不断地调整而形成的，按制度改革优先才能够有技工时代，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
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
钮文新：没有理由放弃中低端制造业
有人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实现直接跳跃式发展，例如发展高新科技、高端服务业。然而你会发现，皮鞋袜子、高楼大厦、钢材水泥是没办法直接在高端产业中生产出来的。只要市场需要钢材水泥，我们就得考虑由谁生产的问题。如果中国不生产，印度和美国就会生产。皮鞋袜子也一样，中国不生产，意大利和孟加拉国就会生产。为什么我们要把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呢？我们有什么权利放弃国际市场的争夺？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中国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去哪儿吃饭？我认为，我们要升级、要转型，但那仅仅是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甚至不可能是主要的部分。
在樊纲看来，过去20、30年，中国企业通过代工学习和掌握了现有的技术知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只有接近前沿，才有创新的资格。因此，过去中国企业做代工是合理的，否则便无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也无法走到创新前沿。其他国家为什么能够创新？以皮鞋、袜子为例，意大利历史上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都专注于制作皮鞋、袜子，他们积累了经验，拥有专业的知识，具备了核心竞争力，自然能够创新。
如果一家企业一开始就在品牌上投入太多资源，恐怕早垮了。但是，随着代工模式越来越成熟，企业盈利越来越多，企业应该认识到做品牌才能获得更稳健的长久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接近前沿了。他们已经基本学会了过去已有的技术知识，开始谋求创新。
樊纲反对唱衰低端制造业。在他看来，唱衰低端制造业的环境下，有一些企业已经走上歧路。他们看不起原有的制造行业，试图转型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从事资本运作，这不仅分流了制造业所需的资金，也分散了企业的发展精力，更不可能思考要如何创新制造、如何发展品牌，最终的结果就是部分企业将走向倒闭。
著名区域规划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许正中：城乡共荣是悖论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政府高度控制，加上人口流动的同时权利变革滞后，所带来的城市化的裂痕已经到了临界点。我虽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却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城市化不是政府控制的一个过程，而是人的自我选择过程。因为，谁不想往城里去？到了城里，谁还愿意回到农村？越是大城市，创业门坎越低，发展空间越大。而在小城市和农村，每个人都被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辈缘关系所笼罩。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单一化的过程。现代化过程就是把所有生产要素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在这种同一的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绝不是两种文明的对立，现代社会就是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不可能再有农村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社会，但农业可以文明，农业产业可以高端化。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的共存，而只能是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 乡村的发展，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灭亡。乡村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代表，五千年的农业文明现在似乎还不愿意断奶。农业文明藏污纳垢，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未来在中国的乡村，农业将规模化经营，形成农场主、农业产业工人，而农村同时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此外，若农村的宗法制度不消灭，中国将永远没有现代化。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这就是农地流转问题，但农地征地补偿标准即使提高一百倍又有什么用？现代社会资本的地位越来越低于人的技能地位。开发智能和技能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如何培养农民的技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城乡共荣，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在想象的一个经济学悖论，却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去过美国40个州，发现所有农村地区的人口都继续往城里集中，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德国、法国那些小镇，那里的人都不种地，大机器的现代农业在养活他们，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那里也不再是乡村。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邱晓华：中国经济温和复苏之年
自2008年以来，经过四年调整与调控，中国经济正在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积累了一定的增长动能，萌生了新的增长点。
2012年9月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尽管这一基础并不牢固。实际上，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长期看，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四化”正在演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们对2013年及今后的中国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预计2013年经济温和复苏，GDP增长8.0％左右：物价温和上涨，压力不会明显增大，全年CPI上涨3％左右。
新“四化”将部分扭转中国经济的需求收缩型衰退。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
新“四化”的作用，短期在于拉动投资，长期在于改善结构。2013年政府换届完成之后，中国经济将正式步入新一轮政治周期。新“四化”建设被视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举措、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也被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