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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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尤利娅·潘菲尔 多数发达国家正对科技巨头大规模侵犯隐私的行为忧心忡忡，希望能让个人的一些权利确保“被遗忘”。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人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截然不同：“被看见的权利” 是什么？ 不妨去问一问那些无法得到我们习以为常的服务的十亿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房契甚至是手机账户。他们缺乏这些现代人必备的身份档案，因此都无法证明他们是谁。关于他们的数据信息太少，事实上，他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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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尤利娅·潘菲尔
多数发达国家正对科技巨头大规模侵犯隐私的行为忧心忡忡，希望能让个人的一些权利确保“被遗忘”。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人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截然不同：“被看见的权利” 是什么？
不妨去问一问那些无法得到我们习以为常的服务的十亿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房契甚至是手机账户。他们缺乏这些现代人必备的身份档案，因此都无法证明他们是谁。关于他们的数据信息太少，事实上，他们已经沦为隐形人。
我们诸多最基本的权利以及一些特别待遇，比如选举、驾驶、拥有不动产和国际旅行的权利等等，其实是由大型行政机构决定的。这些机构通常是根据标准化的信息来决定谁可以享有上述权利。比如，要获得护照，通常得出示出生证明，如果没有出生证明怎么办？要开立银行账户，得有住房地址证明，如果你的房子没有固定地址怎么办？
无法提供这些基本信息，是这些“隐形人”维系稳定生活、寻求发展机会的一大障碍。他们已然被排除在常态的经济体系之外，而且无法去选举、旅行或获得医疗、教育福利。这不是因为他们不配或没有资格，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缺少相关的信息数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智能手机等工具和设备所提供的丰富的数据记录，能够有力起到弥补作用，前提是承认其中的风险。如今，这些设备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非常重要。对很多人来说，它们所留下的数据踪迹，铺垫了哈佛大学的索珊娜·祖波夫所称的“监控资本主义”的基础。比如，谷歌定位历史能精準地说明我们在哪里生活和工作，电子邮件活动可以反映我们的社交圈，甚至我们手握智能手机的姿势都可以释放一些帕金森病的前兆信号。
如果民众能够让这些数据为自己服务，是不是他们就能被那些行政机关看见，并由此获得他们本应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和特别待遇？他们的这些虚拟轨迹，未尝不能转变为实体的证明。
这一幕正在发生。在印度，贫民窟居民利用智能手机上的定位数据，在地图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后据此填写注册地址，进而用于接收信件和注册一些个人的公共账号。在坦桑尼亚，一些居民可以根据移动支付的历史记录，来得到信用分数，并获得更多金融信贷支持。在欧洲和美国，优步司机正在通过拼车数据来争取赢得在职福利。
再比如，当房子被风暴摧毁时，受害者常常无法获得重建援助，因为他们一时不能提供自己是房主或住客的证明。但其实，他们可以用谷歌定位的历史记录向当局证明自己在过去五年中都睡在这栋房子里，用移动支付记录来证明他们给房子换了新瓦，或给院子搭建了篱笆。或者，他们可以拿出一系列社交媒体上显示定位的本人和家庭成员在房子起居室活动的照片。
所有单线的数据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多个单线数据合在一起，就可以编织出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当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政府利用科技进行监控的风险和公众通过科技寻求服务、保护基本权利之间寻求平衡。更简单地说，愿意善意利用数据的人未必想牺牲自己的隐私。他们想自己有权进行控制和平衡，而不是听由科技巨头和政府机构来掌控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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