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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是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是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黄土地的厚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小档案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1911年8月出生于山东临清县。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为终身教授。
初遭就业难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6岁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1934年夏,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但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家庭生活贫窘;其二,学人文社会科学就业难。季羡林四处奔走找工作。一次一次地碰钉子,使他陷入极端痛苦之中。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即高中母校)的校长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季羡林来说,真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霖,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
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给刊登了。郑先生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他承诺可以为学生刊登一些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再加上与学生年龄相仿,不摆“师道尊严”,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
漫漫留学路
1935年9月,季羡林被录取为赴德研究生,随即到德国。10月,抵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季羡林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
到了1944年,苏军和盟军已经从东西两线逼近德国本土,物质条件已极度匮乏,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他所在的哥廷根市配给的面包里面竟然搀杂了木屑,可见当时普通德国人生存状况的尴尬。
食物如此,燃料也无法弄到。地处北欧的德国,一到冬季就极为寒冷,市政府决定让市民到山上砍树。怎么砍呢?“政府工作人员在茫茫林海中划出了一个可以砍伐的地区,把区内的树逐一检查,可以砍伐则画上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的。”
据季羡林回忆,哥城外的山林面积广大,他虽然在那里住了10年,却始终没有找到它的边缘。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这片山林:“哥廷根的秋天是美丽的,美到神秘的境地,令人说不出,也根本想不到去说。有谁见过未来派的画没有?这小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就是一幅未来派的画。你抬眼就能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色,就数不清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差地抹在一片秋林的梢上,里面杂了冬青树的浓绿,这里那里还点缀上一星星鲜红,给这惨淡的秋色涂上一片凄艳。”这时不是太平盛世,德国正快速堕入它的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的最深处,但这片山林却仍然可以不受打扰!
烽火连天的年代,又远离故乡,这片山林给年轻的季羡林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从我来到哥城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这山林。等我堕入饥饿地狱,等到天上的轰炸机时时刻刻在散布死亡时,只要我一进入这山林,立刻在心中涌起一种安全感”,“除了周围的树木和脚下的青草以外,仿佛什么东西都没有,我颇有佛祖释迦牟尼的感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山林对季羡林的精神庇护,使他悟出了禅机:在任何情况下,人生有也不会只有痛苦:这对他能够平安度过此后遭遇的艰难岁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季羡林是幸运的,因为这片山林;草木虽然无情,但生长在一个被人们如此珍惜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一种幸运呢?
大儒无声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土东归。1946年5月,季羡林抵达上海,后赴南京,结识梁实秋和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寅恪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同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期间,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英文中译本有《家庭中的泰戈尔》(1984年),梵文中译本有印度名剧《沙恭达罗》(1956年)和《优哩婆湿》(1962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
季羡林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其学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主要学术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罗摩衍那初探》、《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1988～1989年)等。
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目前,季羡林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1988～1989年),共24卷。
季羡林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他的学术生命更是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现在,即使在病房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大智无形
季羡林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生病入住301医院后,季羡林推出了《病榻杂记》。在该书里,季老提出“三辞”。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术泰斗”,三辞“国宝”。季老此言一出,学界震惊,在这个“教授争相当大师”的时代,季老此举引发了诸多思考。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季羡林在70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96岁的老人,东方鸿儒,这“三辞”,辞出了学识修养,辞出了人生境界。并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
●小档案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1911年8月出生于山东临清县。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为终身教授。
初遭就业难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6岁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1934年夏,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但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家庭生活贫窘;其二,学人文社会科学就业难。季羡林四处奔走找工作。一次一次地碰钉子,使他陷入极端痛苦之中。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即高中母校)的校长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季羡林来说,真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霖,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
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给刊登了。郑先生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他承诺可以为学生刊登一些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再加上与学生年龄相仿,不摆“师道尊严”,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
漫漫留学路
1935年9月,季羡林被录取为赴德研究生,随即到德国。10月,抵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季羡林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
到了1944年,苏军和盟军已经从东西两线逼近德国本土,物质条件已极度匮乏,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他所在的哥廷根市配给的面包里面竟然搀杂了木屑,可见当时普通德国人生存状况的尴尬。
食物如此,燃料也无法弄到。地处北欧的德国,一到冬季就极为寒冷,市政府决定让市民到山上砍树。怎么砍呢?“政府工作人员在茫茫林海中划出了一个可以砍伐的地区,把区内的树逐一检查,可以砍伐则画上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的。”
据季羡林回忆,哥城外的山林面积广大,他虽然在那里住了10年,却始终没有找到它的边缘。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这片山林:“哥廷根的秋天是美丽的,美到神秘的境地,令人说不出,也根本想不到去说。有谁见过未来派的画没有?这小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就是一幅未来派的画。你抬眼就能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色,就数不清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差地抹在一片秋林的梢上,里面杂了冬青树的浓绿,这里那里还点缀上一星星鲜红,给这惨淡的秋色涂上一片凄艳。”这时不是太平盛世,德国正快速堕入它的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的最深处,但这片山林却仍然可以不受打扰!
烽火连天的年代,又远离故乡,这片山林给年轻的季羡林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从我来到哥城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这山林。等我堕入饥饿地狱,等到天上的轰炸机时时刻刻在散布死亡时,只要我一进入这山林,立刻在心中涌起一种安全感”,“除了周围的树木和脚下的青草以外,仿佛什么东西都没有,我颇有佛祖释迦牟尼的感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山林对季羡林的精神庇护,使他悟出了禅机:在任何情况下,人生有也不会只有痛苦:这对他能够平安度过此后遭遇的艰难岁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季羡林是幸运的,因为这片山林;草木虽然无情,但生长在一个被人们如此珍惜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一种幸运呢?
大儒无声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土东归。1946年5月,季羡林抵达上海,后赴南京,结识梁实秋和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寅恪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同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期间,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英文中译本有《家庭中的泰戈尔》(1984年),梵文中译本有印度名剧《沙恭达罗》(1956年)和《优哩婆湿》(1962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
季羡林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其学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主要学术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罗摩衍那初探》、《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1988～1989年)等。
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目前,季羡林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1988～1989年),共24卷。
季羡林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他的学术生命更是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现在,即使在病房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大智无形
季羡林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生病入住301医院后,季羡林推出了《病榻杂记》。在该书里,季老提出“三辞”。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术泰斗”,三辞“国宝”。季老此言一出,学界震惊,在这个“教授争相当大师”的时代,季老此举引发了诸多思考。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季羡林在70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96岁的老人,东方鸿儒,这“三辞”,辞出了学识修养,辞出了人生境界。并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