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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富朗克·韦尔切克说：“颜色是大自然给人类的礼物。”但是，当艺术家把世间绚丽的美景记录到画布上时，画面上的颜料就开始了它的褪色之旅，这是为什么呢？
都是颜料惹的祸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了70多个史前洞穴。洞穴壁上有许多动物的彩色图像，如猛犸、毛犀、野牛和鹿等。原始人以红赭石和黑色碳为颜料，混合了明胶、脂肪和蛋白等，使得这些作品在封闭的条件下能保存很久。但是，一旦被后人发现，绘画作品就开始褪色。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说，他首次进入法国诺克斯洞穴时，就被壁画深深地震撼，然而40年后他再次进入时，却满是失望。后来在莫里斯的建议下，该洞穴于20世纪90年代对外关闭。
据历史学家考察，保存至今的古希腊、古埃及的神庙和建筑物外墙，原本是涂有颜色的。19世纪的考古发现，多立克柱是由红蓝两色装饰的，爱奥尼柱的柱头上还用了金箔，不过如今已荡然无存。
艺术家很早就留意到了这种现象。为了让绘画色彩永驻，古希腊、古埃及的画家一方面尽量从无机矿物质里提取色料，并在使用前做了一系列精心处理：把矿料磨成粉末，加入树脂、明胶、蛋白等一起浸泡，然后制作成色块;另一方面，在作品完成后还用树脂和蜡制成的透明涂料覆盖在画上，以隔离空气。
特别是到了15世纪，尼德兰画家凡·爱克兄弟发明了油画技术，利用亚麻籽油调和颜料，让色粉颗粒被油包围而不容易被氧化，而且入射光经过油的折射、反射后，画面色彩会显得更加靓丽。因此，15世纪前后的部分美术作品由于用色恰当、收藏妥帖，历经几百年依然能够完好无损。
但是选择颜料有点难，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取材是否容易，价格是否便宜，对人体是否有害等。画家大多以“吸引眼球”至上，喜欢用对视觉有冲击力的、色泽明亮的颜色，却给画作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16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画派是艺术史上最有名的色彩画派，以善于表达色彩、光线和气候的变幻莫测而享誉艺术史。提香是该画派中的杰出大师，他的杰作《酒神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描绘的是古罗马诗里的一个故事：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站在海边目送乘船远去的恋人，酒神巴克斯闻讯赶来，见心爱的女子还在海边，就从战车上一跃而起，终于夺回公主的芳心。
这幅画里，提香几乎用到了当时已有的所有颜色：阿里阿德涅的长袍采用的是群青蓝，围巾使用的是明亮的朱砂;酒神巴克斯身披醒目的橙黄色——其实采用的是从威尼斯特别进口的雄黄。多年后，画中的许多色彩已经褪去光泽，画面也变得灰暗了。好在上面提到的几种颜色还能保持相当的明度，但大海和天空的蓝色已经接近绿色。
由于涂抹在大海和天空的蓝色，采用的是铜蓝矿石，其化学成分是硫化铜和硫化亚铜，这两种硫化物性质不稳定，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作用下，慢慢变成了绿色的碱式碳酸铜。因此，画面上蓝色的天空、海洋就会部分变绿。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绘画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比如我国著名的莫高窟壁画《西方净土变》，壁画中的菩萨看起来面色灰暗，与人们想象的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古代有一种叫铅白的白色颜料，质地厚、覆盖力强，深受画家喜爱。它的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铅，由于长期受到洞穴空气中微量硫化氢气体的腐蚀而逐渐变黑。
画法大有讲究
虽然颜料质地是色彩能否永葆光鲜的关键，但是艺术家的作画技法和创作习惯也不容小觑。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是著名的艺术大师，他不仅是个画家，还是杰出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喜欢另辟蹊径。
1494年，达·芬奇应意大利米兰公爵的邀请，在圣玛丽亚修道院画一幅巨大的壁画《最后的晚餐》。面对这项挑战，达·芬奇精心准备，不仅画了许多草图，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实验性的制作方案（具体方法没有记录）。令人遗憾的是，这幅标志着达·芬奇艺术成就巅峰的作品，在完工后50年就严重剥落。据见过这幅画的传记作者瓦萨里说：“除了一大片刺眼的污渍，什么也看不到了。”由于这幅画画在修道院食堂的墙壁上，那里人来人往，温度和湿度变化剧烈，使得部分颜料从墙壁上完全剥离，同时导致墙面出现了深深的裂缝……
英国风景画家透纳是一位色彩大师，他习惯将作品表现得五光十色。为了追求眼球效应，他特别喜欢使用刚刚研制成功的颜料，如钴蓝、翡翠绿、橘红朱砂等，有人称他是“着色狂”。一些颜料公司也多次警告他慎用那些新发明的、可能会褪色的颜料，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到了19世纪末，透纳画作上稳定性差的那些颜料已导致作品难以修复。
一幅画也有自己的命运
一幅好画能否传诸后世，除了与绘画所用的材料和画家创作的技法有关，还与它自己的命运有关。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颗炸弹在离《最后的晚餐》所在墙壁的不到一米处爆炸，给画带来了严重损伤。画家高更病逝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由于先前被怀疑是麻风病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付之一炬。好在一个名叫维克托·西格兰的医生，把高更画在门板上的一幅画拿回了欧洲大陆，在高更的遗物被拍卖时，他还拍下了高更的笔记《诺阿诺阿》。
抛开这些因素，对绘画作品破坏最厉害的当数“过度修复”。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一画从1726年开始被修复过6次，每一次都害多益少：一位专家用了有刺激性气味的溶剂，把画上原有的色彩都溶解了;还有一位专家，使用了一种吸附灰尘的强力胶，他甚至还给画中一位圣徒的一只手画了6根手指。
我国莫高窟壁画在修复过程中，也有人使用具有强氧化性的双氧水擦拭（因为双氧水能把黑色的硫化铅氧化成为白色的硫酸铅），以使菩萨面孔上的黑暗褪去，恢復光彩。实际上这种方法如饮鸩止渴，给石壁的质地带来了更多的破坏。
所以，许多文物专家提出了“以保养代替修复”的观念。对于大量深藏于博物馆、美术馆和地下的艺术珍品来说，还是以不开发（开放）为好，让它们静睡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过着“洞中一日，人间十年”的慢生活。
（湘琦摘自《科学画报》2019年第5期）
都是颜料惹的祸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了70多个史前洞穴。洞穴壁上有许多动物的彩色图像，如猛犸、毛犀、野牛和鹿等。原始人以红赭石和黑色碳为颜料，混合了明胶、脂肪和蛋白等，使得这些作品在封闭的条件下能保存很久。但是，一旦被后人发现，绘画作品就开始褪色。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说，他首次进入法国诺克斯洞穴时，就被壁画深深地震撼，然而40年后他再次进入时，却满是失望。后来在莫里斯的建议下，该洞穴于20世纪90年代对外关闭。
据历史学家考察，保存至今的古希腊、古埃及的神庙和建筑物外墙，原本是涂有颜色的。19世纪的考古发现，多立克柱是由红蓝两色装饰的，爱奥尼柱的柱头上还用了金箔，不过如今已荡然无存。
艺术家很早就留意到了这种现象。为了让绘画色彩永驻，古希腊、古埃及的画家一方面尽量从无机矿物质里提取色料，并在使用前做了一系列精心处理：把矿料磨成粉末，加入树脂、明胶、蛋白等一起浸泡，然后制作成色块;另一方面，在作品完成后还用树脂和蜡制成的透明涂料覆盖在画上，以隔离空气。
特别是到了15世纪，尼德兰画家凡·爱克兄弟发明了油画技术，利用亚麻籽油调和颜料，让色粉颗粒被油包围而不容易被氧化，而且入射光经过油的折射、反射后，画面色彩会显得更加靓丽。因此，15世纪前后的部分美术作品由于用色恰当、收藏妥帖，历经几百年依然能够完好无损。
但是选择颜料有点难，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取材是否容易，价格是否便宜，对人体是否有害等。画家大多以“吸引眼球”至上，喜欢用对视觉有冲击力的、色泽明亮的颜色，却给画作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16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画派是艺术史上最有名的色彩画派，以善于表达色彩、光线和气候的变幻莫测而享誉艺术史。提香是该画派中的杰出大师，他的杰作《酒神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描绘的是古罗马诗里的一个故事：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站在海边目送乘船远去的恋人，酒神巴克斯闻讯赶来，见心爱的女子还在海边，就从战车上一跃而起，终于夺回公主的芳心。
这幅画里，提香几乎用到了当时已有的所有颜色：阿里阿德涅的长袍采用的是群青蓝，围巾使用的是明亮的朱砂;酒神巴克斯身披醒目的橙黄色——其实采用的是从威尼斯特别进口的雄黄。多年后，画中的许多色彩已经褪去光泽，画面也变得灰暗了。好在上面提到的几种颜色还能保持相当的明度，但大海和天空的蓝色已经接近绿色。
由于涂抹在大海和天空的蓝色，采用的是铜蓝矿石，其化学成分是硫化铜和硫化亚铜，这两种硫化物性质不稳定，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作用下，慢慢变成了绿色的碱式碳酸铜。因此，画面上蓝色的天空、海洋就会部分变绿。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绘画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比如我国著名的莫高窟壁画《西方净土变》，壁画中的菩萨看起来面色灰暗，与人们想象的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古代有一种叫铅白的白色颜料，质地厚、覆盖力强，深受画家喜爱。它的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铅，由于长期受到洞穴空气中微量硫化氢气体的腐蚀而逐渐变黑。
画法大有讲究
虽然颜料质地是色彩能否永葆光鲜的关键，但是艺术家的作画技法和创作习惯也不容小觑。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是著名的艺术大师，他不仅是个画家，还是杰出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喜欢另辟蹊径。
1494年，达·芬奇应意大利米兰公爵的邀请，在圣玛丽亚修道院画一幅巨大的壁画《最后的晚餐》。面对这项挑战，达·芬奇精心准备，不仅画了许多草图，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实验性的制作方案（具体方法没有记录）。令人遗憾的是，这幅标志着达·芬奇艺术成就巅峰的作品，在完工后50年就严重剥落。据见过这幅画的传记作者瓦萨里说：“除了一大片刺眼的污渍，什么也看不到了。”由于这幅画画在修道院食堂的墙壁上，那里人来人往，温度和湿度变化剧烈，使得部分颜料从墙壁上完全剥离，同时导致墙面出现了深深的裂缝……
英国风景画家透纳是一位色彩大师，他习惯将作品表现得五光十色。为了追求眼球效应，他特别喜欢使用刚刚研制成功的颜料，如钴蓝、翡翠绿、橘红朱砂等，有人称他是“着色狂”。一些颜料公司也多次警告他慎用那些新发明的、可能会褪色的颜料，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到了19世纪末，透纳画作上稳定性差的那些颜料已导致作品难以修复。
一幅画也有自己的命运
一幅好画能否传诸后世，除了与绘画所用的材料和画家创作的技法有关，还与它自己的命运有关。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颗炸弹在离《最后的晚餐》所在墙壁的不到一米处爆炸，给画带来了严重损伤。画家高更病逝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由于先前被怀疑是麻风病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付之一炬。好在一个名叫维克托·西格兰的医生，把高更画在门板上的一幅画拿回了欧洲大陆，在高更的遗物被拍卖时，他还拍下了高更的笔记《诺阿诺阿》。
抛开这些因素，对绘画作品破坏最厉害的当数“过度修复”。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一画从1726年开始被修复过6次，每一次都害多益少：一位专家用了有刺激性气味的溶剂，把画上原有的色彩都溶解了;还有一位专家，使用了一种吸附灰尘的强力胶，他甚至还给画中一位圣徒的一只手画了6根手指。
我国莫高窟壁画在修复过程中，也有人使用具有强氧化性的双氧水擦拭（因为双氧水能把黑色的硫化铅氧化成为白色的硫酸铅），以使菩萨面孔上的黑暗褪去，恢復光彩。实际上这种方法如饮鸩止渴，给石壁的质地带来了更多的破坏。
所以，许多文物专家提出了“以保养代替修复”的观念。对于大量深藏于博物馆、美术馆和地下的艺术珍品来说，还是以不开发（开放）为好，让它们静睡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过着“洞中一日，人间十年”的慢生活。
（湘琦摘自《科学画报》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