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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荒回北京的时候，我带回不少木料。同学从农场木材厂特意为我找来的黄波椤木，这样好的黄波椤，在木材厂不多，都已经用电锯切割成木板。木质微黄，纹路清晰，一圈圈的年轮，好看得像线条流畅能唱歌的水面，荡漾起一圈圈的涟漪。
那些木板有两米多长，我怕火车不好托运，便请队上的木匠帮我一锯两截。他看了看那一堆木板，对我说：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还要结婚，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那时候，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儿：抽烟不顶事儿，冒沫儿（指喝啤酒）顶一阵儿，要想办点事儿，还得大衣柜儿。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找来木板，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然后，他蹲在地上一边抽烟，一边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到了北京，你一个人搬不动。”地上积雪没有融化，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柠檬黄的碎花。
这是1974年开春的事情。
我回到北京，1975年夏天，从前门老屋搬家到洋桥。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为什么叫洋桥？因为此地有一个村子叫马家堡，清末西风东渐，建起北京的铁路，最早的火车站就在这里，附近的凉水河上自然也得建起能通火车的水泥桥梁，便把这块地方取名叫了洋桥。就像当初把火柴叫作“洋火”一样，这个有点儿维新味儿的地名，带有时代的色彩。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离北京，从皇宫跑到这里坐火车;而后返回北京坐火车，还得从这里下车，再坐轿子回金銮殿，一路颠簸太远，故1903年将火车站从这里移至前门。20世纪60年代，铁道兵在北京修建地铁后，集体转业留北京，在这片农田建起他们的住所，取名叫地铁宿舍，这里开始了从乡村到城市化进程的最初起步。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三环以里的闹市，一个多世纪的变化，洋桥是一个活标本。
当时，我就是连同那些黄波椤木板一起搬到了这片地铁宿舍的。安定下来之后，并没有准备打大衣柜，因为我的女朋友还在天津大学上学，得等她毕业。第二年，又赶上唐山大地震，打大衣柜的事，便拖到了1977年的开春。反正木料在家里放着，“做饭不怕没柴烧”。那时候，北京有走街串巷的木匠，背着工具，吆喝着招揽生意。我便把他请进屋门，请他打大衣柜。这是个从河北农村来北京找活儿干的木匠。他看看木料，惊讶地叫一声，问我：你这都从哪里找来的？我告诉他是从北大荒带回来的。他叹了口气说：怪不得呢，只有北大荒的老林子有这么好的木料，北京城，难找了！
最后，他问我：这么多木料，你就打一个大衣柜？不可惜了？我便对他说：再打个写字台，木料够吗？“没问题！”他答道，便开始在我家干活儿。那时，洋桥的地铁宿舍每户都有一个小院，他干活儿的场地足够宽敞，很容易耍手艺。中午饭在我这里吃，一早一晚，他都回住地自己吃。他不挑食，我母親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住得不算远，来往还算方便。每天小院里多了锯刨木头的声音，纷纷落地的锯末和刨花，散发着木头的清香。
下班后，有时我会帮他打打下手，彼此熟络起来，他曾经对我说：这可都是好木料，这样的黄波椤，现在是军用材料，做枪托用呢，又坚实又软，有韧性。他还对我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木匠，第一次用黄波椤打家具，我可得好好给你打个大衣柜，对得起这黄波椤！
他说得很认真。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黄波椤很珍贵，但北大荒的老林子里有不少。在我的印象里，只有红木做的大衣柜才是最珍贵的。
最后，他帮我打好了一个单开门的大衣柜，一个两头沉的写字台。剩余的边角料，他又打了一个小小的储物柜和一个床头柜。最后，他帮我把这两大两小的四件家具用油漆油好。他还特意强调说：“别用乱七八糟的颜料，就用清漆，黄波椤本身的木纹就好看！”他说得那么认真，对待这四件家具，像对待自己要出嫁的闺女一样。为表示感谢，完工后的那天晚上，我留下他吃饭，陪他喝了点儿北大荒酒。他连说这酒好喝，比二锅头好喝！然后，他指着大衣柜和写字台，对我说：“我敢保证，满北京城也难找到这样一个用黄波椤做的大衣柜和写字台。你就可劲儿地使吧，一辈子也使不坏！”
大衣柜做好了，唯一的缺憾是没有配上镜子。那时的大衣柜一般讲究的是双开门和单开门。单开门，一边下面是几个抽屉，上面是一个柜子;另一边的门上则要有顶天立地的一整面镜子。这是那时大衣柜的标准样式，就像当时流行的蓝布中山服或绿军装一样。没有配上镜子，不怪木匠，那时，买镜子，要票。在票证的年代里，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要票，买棉花买布买家具，也都需要票。没有想到，买镜子，还需要票。我没处找镜子票，只好让它虚席以待。大衣柜的一扇门上，没有镜子，空荡荡的，像张大豁牙子的嘴巴，不好看。新婚的妻子，便用一块花布挂在上面，暂且李代桃僵，替代镜子，虽照不见人影，花布上的花枝招展，也算是聊胜于无。
原想，不就是一块大衣柜的镜子吗？还能那么难买？不就是要一张镜子票吗？不见得那么难淘换吧？谁想到，就是那么难，一年多下来，竟然就是无法买到一块大衣柜的镜子。
这一年的冬天，春节前的一次北大荒荒友聚会。一个同在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刚回北京，怎么那么巧，街道知青办分配工作，她被分在花市的一家玻璃店。聊天中，她听说我想买大衣柜的镜子，对我说：你找我呀！我说：你刚去上班，能行？我可是没镜子票呀！她笑道：不行，想办法呗！你听我的信儿吧！
我便开始等信儿。
1977年春天做好了大衣柜，1978年春节结婚。一年之后，又一个春节过完了，又过了夏天和秋天，到了冬天，日子轮回，又快要过年了。还没有信儿，我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我大衣柜的镜子还有戏没戏了？她说：怎么没戏了？等着你来买呢！我说：你不是让我等你的信儿吗？敢情我这是“傻老婆等苶汉”呢！她说：你可真够实诚的，你就不会主动找我来问问。说罢，她呵呵笑了起来。 挂上电话，我有点儿生气。说好了，有信儿，她告诉我，我这足足等了有一年。看来不是自己的事，别人不会那么上心。心里暗想，还是跟她的关系一般，要是当年在北大荒搞过对象，哪怕只是悄悄的短暂一瞬的暗恋呢，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不能说是“世味年来薄似纱”，人情世故的亲疏远近，本来就是这样。“北大荒荒友”这种身份认同，不过如当今随处乱发的名片一样，只是文字书写的符号，有些缥缈，不那么牢靠。
1984年，我搬离洋桥，房子留给弟弟一家住。一直到1990年初，洋桥地区拆迁，代之而起一片高楼大厦。新房子在一街之隔的新楼区，这里的平房，这么快就没有了踪影，像电影里的空镜头切换。场景突变，犹如童话一般，阳光璀璨，鲜花盛开，音乐漫天响起。变革的时代，百废待兴，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幅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搬家的时候，大衣柜、写字台和那小小的储物柜、床头柜，统统没有要。曾经那么珍视的黄波椤，就这样被我弃之如履，换上了一套进口的罗马尼亚板式家具，那时候正流行。自以为紧跟上了潮流，现在回想，发现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代，很多东西随着人们的价值系统在变，而变化之快之大，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潮流裹挟着人们，不由自主地在获得一些新东西的同时，失去一些旧东西，老北京话说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仅那时候，即便现在，不少人也还是会以为旧的没有新的好，所谓唯新是举。我便是这样的人，潮流涌起的时候，泛起的泡沫，却自以为是雪浪花。
日子过得飞快。从20世纪90年代初，转眼到了2021年，过去了30年。如果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做那个大衣柜的时候算起，已经过去了44年。我从尚未结婚，一下子变成两鬓苍苍。
一年多前的夏天，在龙潭湖公园里，遇见一帮北大荒的荒友正在湖边翩翩起舞，准备知青聚会表演的节目。在那一群荒友中，见到了当年在花市玻璃店卖玻璃的女知青，聊起天来，我说到当年买大衣柜玻璃的往事，对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家大衣柜的镜子，一直等着她卖我呢，她可倒好，一直也没理我。我们家的大衣柜就一直没有装上玻璃！”她笑着反唇相讥：“你倒怪我了！玻璃就在那儿放着，你不来买，那么大一块玻璃，还让我给你扛回去怎么着？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倒像我欠你的了！大衣柜的玻璃，落下话把儿了！”大家听了都呵呵笑起来。
其实，我就是拿她打镲。她说的没错，这事不能怪她。我早想明白了，也是我懒，大衣柜两米多高，镜子最起码得用一米五六长，到她那儿去买容易，买了扛回家难，便让我一拖再拖。等這块大衣柜的镜子，像“等待戈多”了。很多年轻时候的事情，苦痛也成了今天的欢乐回忆;彼此的隔膜，当时系成的疙瘩，现在也像是系上的蝴蝶结了。
有意思的是，曾经大衣柜玻璃的替身——那块花布还在。年前收拾旧物时，看见它成了一块包袱皮，包裹着几件早就不穿又没有丢掉的旧衣服。花布上曾经鲜艳的花色已经掉色，如同花枝干枯的标本，花样年华只留在记忆里。看见这块褪色的旧花布，想起了它多年前替代大衣柜玻璃的同时，也想起了当年北大荒劝我没有锯断黄波椤的木匠，想起用黄波椤为我打大衣柜的木匠，当然，也想起了玻璃店这位好心的荒友。
忽然，想起曾经读过的前辈沈祖棻教授写的一联诗：“遥想詹桥今夜月，梦中归路几人同。”四十多年过去了，真成了遥想，遥想着这块花布垂挂在大衣柜上的样子，特别是在有微风有月亮的夜晚，随风摇曳的样子，月光打在它上面暗影浮动的样子，辉映着黄波椤木的大衣柜，辉映着整个洋桥小屋，是那样的明丽、生动，又有几丝温馨。青春虽然在这里消逝，儿子却在这里长大，我在这里复习功课，“二进宫”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艰苦的日子，月光如水，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选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