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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民谣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中国的传统春节，始于农历腊月初八，到正月十六结束，长达39天，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节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前倒计时盼过年的渴望和向往的确淡了，然而，我们对春节敬畏的仪式感却始终没有消失，无论时代怎样发展，过年在我们心中的隆重始终不变，变的也许只是过年的形式。
舌尖上的正月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饭局，但头等重要的当属大年三十晚上的这顿年夜饭。重要之处不仅是年夜饭层出不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顿饭道不尽的浓浓亲情。除了年夜饭，整个正月都充满了美食的诱惑，而它们大多还有着明显的日期“标识”，比如腊月初八的腊八粥，腊月二十八的年糕、炸面鱼，正月十五的元宵……岁月变迁，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却始终带不走我们对正月里厨房飘香的记忆与情感。
改革开放前：小孩盼过年，大人愁过年
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人家还处在“能吃饱就很好”的时期，每到过年，孩子们都盼望着等了一年的肉馅儿饺子，而大人都在发愁，怎么才能过了年关，正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
倪叔星老人已经度过了八十余个新年。改革开放初期，倪叔星和老伴李淑娟及三个子女住在延安路31号的居民楼里。那个年代，对于城里人来说，粮食关系跟户籍关系一样重要，每家都有粮证，上面写着一家有多少人，每个人多少定额。月初，倪老就拿着粮证去粮店领粮票。1978年，老伴李淑娟是青岛棉织二厂的工人，粮票定额很高：倪老在青岛渔业公司行政科工作，虽是干部，粮票却没老伴多。他们的子女也都刚刚参加工作，所以，生活条件还是相对宽裕的。每月家里能有150斤的粮食，足够五口人吃。
每到过年，这一家人就攒足了粮票，买肉做饺子、做馅饼，再领供应的啤酒，一家人从腊八开始一直吃到正月十五。过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等同于全年能“吃好”的时候。然而在那样的岁月里，青岛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海产品是不用“票”买的。想吃蛤蜊、海蛎子、鲜鱼，那不算“口粮”。但是，想买到却也不易，大家很早就排着长队等，往往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轮到了，却卖完了，后面排着的就只有失望而归。每到过年的时候，有的人不怕冷，从凌晨四点开始排队，只为了餐桌上那道红烧黄花鱼或者清煮蛤蜊。那时候，餐桌上的海鲜，关乎着年的质量。
老家在即墨牛齐埠的宋秀文说起小时候过年时的“年味儿”则充满着乡间的淳朴与真情。在她看来，过年最好吃的莫过于两样——第一是腊月二十三的糖瓜，那是甜的；第二是年三十的饺子，那是香的。
到了腊月二十三，年味渐浓。“二十三，糖瓜儿粘，灶君老爷要上天”，“二十三，祭灶王，一碗清茶一碟糖”。被中国人贴在炉灶之上的“灶王爷”在世俗生活中的作用，跟平安夜钻烟囱进到各家各户的圣诞老人类似：监督一家人一年里言行的得失，好的装进“善瓶”，坏的倒进“恶罐”，腊月二十三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样的神，“凡人”岂敢怠慢。农村长大的宋秀文说，讲究人家全年把“灶王爷”供奉在灶王龛里，穷户也会在腊月二十三这天买一张新的灶王像贴上。宋秀文觉得“灶王爷”就应该是画像上那个样儿“头戴金冠，身穿紫袍，手捧白色牙笏的老爷爷”。香案上定要有的供品是糖瓜、凉水和草料。凉水和草料是为白马准备的。糖瓜是为灶王爷准备的，为的是粘住他的嘴，让他上天之后“好话多说，赖话少言”。穷家置不起香炉香案，就把白菜疙瘩底部削平，插上铁丝、竹签之类，成为土造“蜡扦”。有些穷户还用秫秸瓤和秫秸篾扎一个灶王爷骑的小马。一切准备停当，晚上10点左右，一家人在男家长的带领下三跪九叩，把糖瓜扔进灶门，鞭炮齐鸣，庆贺灶王爷升天。这时候，小孩子们便可以吃“剩下”的糖瓜了，那是童年记忆里最甜的食品。
小年好比排练，大戏要等大年才能开锣。除夕夜全家人忙碌着下饺子当是年味最足最浓的时刻。那时候，母亲掌勺下饺子，父亲烧火，宋秀文和大哥被安排把一碗碗饺子整齐地摆在上供的桌子上。母亲说，年三十这天，是要敬奉“祖先”的。后来宋秀文长大了，这些活就逐渐由她“接管”过来，父母则在一旁指挥、帮忙。当村里零星地响起鞭炮声时，父亲会走到院子里听一会儿，然后进屋笑着说：“时候羊不离了，咱们也该过年啦。”每次收到这样的“指示”，宋秀文心里总会陡然紧，那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兴奋。她便到灶间用水勺往锅里添水，并且像母亲样，总是添上吉利数字的勺数。然后开始“咕哒咕哒”拉着风箱烧水，等腾腾的热气升起来时，便开始下饺子。小元宝似的饺子随着漏勺下锅，接着，盖上锅盖继续烧水，饺子出锅前，宋秀文必会拿起事先准备好的芝麻秸填进灶膛，那是取“芝麻开花节节高”之意。在年三十的饺子里，也必定会包上一个有“福”的——那是用纯豆腐做的，取谐音“福”，她们相信，谁吃到这个饺子来年必定是有福的。而能吃到饺子的日子，在当时的农村，也只有等到过年这一天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吃不尽的正月饭
1984年结婚的袁爱玲说起当年正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时候，供应的东西渐渐多了，内容也更丰富了。80年代，还是延续着过了小年就正式开始“忙年”的传统。每到过年，袁爱玲家里供应半个猪头，一家人围着摘毛，喜悦无限。供应的青岛啤酒和水蜜桃酒，更为过年增添了气氛。1984年的大年三十，袁爱玲在婆婆家过，任何吃的东西都是自家人动手完成，刚“过门”的新媳妇也因为跟大家一起“摘猪毛”，和美地融入了新家庭。
1993年，国家正式放开粮食销售，一夜之间，曾经与老百姓饭桌息息相关的粮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粮票比钱还有用”的那段票证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沿用了38年的粮票宣布取消，全国居民购买粮食不再需要定额分配的票证。这一最具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为此，90年代的“年”也更加丰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不经意间，大家一下子都“富”起来了，今天来顿清蒸鱼，明天炖个红烧肉，后天包肉馅饺子……冰箱也塞的满满的，要什么有什么。家家“油水”都足了，真可谓“天天像过年”。 青岛人赵菲是个“70后”。说起青岛年，她觉得还是90年代最有感觉，尤其是1997年的那个春节，刻在记忆深处。那一年忙年的时候，也是赵菲坐月子的时间。家里的“年活”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她便“旁观者清”的看着家人置办年货尤其是准备“年味儿”。腊月初八，婆婆从超市买回来糯米、黑豆、红豆、小米、绿豆、红枣、薏米、花生熬腊八粥，并且配上一天一个鸡蛋增加营养、鲫鱼汤或者炖猪蹄催奶。大年三十儿的晚上，为了照顾她，婆婆特别包了素净养生的白菜虾皮饺子和海参菠菜粉丝饺子，初三回娘家吃面条是妈妈亲手擀的胡萝卜面，那时候还没有绞菜机，赵菲的妈妈全手工将胡萝卜剁碎，然后挤出胡萝卜汁与面粉一起和，才制出了颜色、营养都特别好的面条。就连正月十五的元宵都是自家做的红豆沙馅儿和花生酱馅儿……赵菲的“年味”变得特别温馨和感动。赵菲还说：“那一年，老公的单位过年还发了很多海鲜，婆婆在超市也买了各种糖果和肉类，但是最后全剩下了。一部分原因是忙活我，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90年代生活相对富裕了，我小时候，过年的好吃的哪里会剩下呢！”
新世纪：过年吃啥好？
现在过年购物季，几乎等同于各大超市卖场的竞争战。“满300送50元代金券”、“8折优惠”、“限量供应山鸡蛋”、“国外进口红酒”……商品种类繁多的同时，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态，而且，平时日常生活中的餐桌也比较丰富，多数人已经从营养不良逐渐过度到了营养过剩，以至反映在过年餐桌上的菜品变化，绝大多数人会尽量避免用大鱼大肉来支撑门面。
家住东海路的宋丽华是电业公司退休的全职太太，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年的质量也步步高升。2012年，家里重新装修过，厨房是宋丽华一手打点的：双开门西门子冰箱、电烤炉、面包机、电饼铛、微波炉……现代化的厨房工具一应俱全。快过年了，宋丽华决定要给家人一个时尚健康的正月餐：“过年买菜、买海鲜都特别贵，而且品质也不见得好，所以年前我去超市采购了很新鲜的大对虾，冰起来备用。海参也选好了，正在‘发’着。猪肉在海信超市买的‘黑猪肉’，这个不必担心有质量问题。”现在过年，吃已经不再是问题，而问题是如何吃，并且能够吃出健康来。对于老百姓来讲，切身感受就是过年的物资越来越丰富了，丰富到了都不知道如何来组成年夜饭的菜单，甚至有了把过年当成了一种负担的情绪。因此，现在的过年才是真正考验主妇的时候，做出吸引眼球又能刺激到家人味蕾的佳肴绝对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难的是巧妇难为有米之炊了。宋丽华说：“家人早就吃够了大鱼大肉，我现在每天照着菜谱‘钻研’年夜饭，希望家人吃到平时很少吃到的口味，科技含量再高的做饭工具都只是个工具，真正做出‘年味’还是要用心。”
年俗的传承
过年放假，大家都忙着购置“年货”。除了食品之外，最少不了的就是穿新衣、放鞭炮、送压岁钱这些老传统。仿佛只有走一遍“老传统”才能真正辞旧岁。一年又一年，这些物件也承载着岁月，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正月里最广泛的流行品和必需品。
过新年穿新衣
吴玲是1956年出生的青岛人，小时候一家人住在人民路国棉二厂宿舍。她有兄弟姐妹四个，一到过年特别热闹。吴玲说，过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有新衣服穿。那时候总是老早就闹着让爸妈给买好新衣服，整齐的叠在衣橱里，可是自己总是按捺不住，偷偷的拿出来试一试再放回去，然后再试一试再放回去。如此不知折腾过多少次，终于熬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提前把新衣服放在枕头边，觉也睡不踏实，就等着初一一大早穿上这件衣服。那种期待而兴奋的心情到现在都很难忘。
吴玲小时候的新衣服，大多以条绒为上好。因为家里是国棉二厂的，所以条件不错，兄弟姐们都有条绒棉袄穿。1985年，吴玲生下女儿媛媛，那时候条绒早已经被淘汰了。女儿小时候流行穿毛衣和缎面的小棉袄，她总是在过年前为女儿亲手织“麻花”图案的毛衣，也为她去做小花棉袄，成本不过十几元。到了媛媛读初中的时候，就比较流行买“名牌”穿了。90年代末，童装里最流行的是“米奇”，买套要接近200元，那时候过年也必须要买一套“米奇”作为新年礼物。而吴玲自己，也会赶在过年打折季，添置新衣，但是小时候兴奋和期待的感觉已经淡了，只是觉得过年不穿新衣服像没有完美地“走程序”。吴玲说：“最近这些年又不一样了，新衣服随时买随时穿，过年的衣服也不见得比平时的好看多少，所以没有特别喜欢的，已经不必非要过年买了。”
然而，孩子们过年穿新衣的兴奋就不会受时代的影响，今年8岁的张亚楠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新大衣了，她说，开学的时候还要跟同学们去展示呢，班里还要“民间”评选出最漂亮的女同学，因此这件过年新衣“关系重大”。
最有代表性的游戏放鞭炮
老人们说：过年是姑娘爱花，小子爱炮。可见放炮是男孩儿过年游戏的一大乐事。放炮是年俗的重要内容，过去，孩子是主要参与者：后来青岛禁放爆竹，城市的新年一下子静了下来；如今，实行限时放炮，参与者却从孩子变成了大人。
年前，市内各大爆竹销售点陆续开张，仅江西路段就有五六家，前来买鞭炮的人络绎不绝，马凯就是“童心未泯”的青年。他说：“小时候最喜欢放鞭炮了。记忆中童年时代的新年总是很漫长，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这时我总能理直气壮地找父母要钱买炮，当时炮也不贵，拿上十块钱，先‘公款私用’一下，到街口买一串糖葫芦，然后带着满嘴糖渣走到炮市。捧着一把花炮回到家，虽说是迫不及待，但是也舍不得赶紧放完，而是先铺张报纸，把那几百响的鞭炮拆成零碎，一个个去放，这样一来，‘一’立刻就变成了‘百’，不到十块钱，足够玩儿一个星期的。”后来，马凯上高中的时候，青岛开始禁放烟花爆竹了，取而代之的是欢乐球（不同颜色的小气球）的出现，把气球吹起来之后用脚踩爆，听得就是一个响，等到吹了无数个气球，年也过去了……2013年春节，他的儿子已经读小学了，马凯说：“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小时候，他放炮全家人都不放心，所以就还由我来放鞭炮，他听个响。” 现在的孩子，不仅能在过年“听”炮响，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以及发达的互联网。所以他们也许并不在意是否能亲自放鞭炮，也就不能体验到那种过年才有的年味，而现在的成年人，对鞭炮这样“留恋”，却是因为他们能够从放鞭炮的过程中重温逝去的童趣。
长一岁的压岁钱
无论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经济腾飞的当下，压岁钱构成了正月里必不可少的环节。大人忙着送钱，孩子乐着接钱，整个年都是红包漫天。
60年代，压岁钱只有一毛钱，甚至几分钱。家住火车站附近的李丽回忆说，那时候西镇可是青岛的“市中心”，除了繁荣之外，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高一些，可是自己小时候的压岁钱还是很少的。记得有一年过年，家里的亲戚来拜年，给了她五张“连号”的一分钱，让她激动得握在手里好多天，大人都夺不去。因为五分钱，意味着五个冰糕、十个糖稀，而她手中“连号”的五分钱则意味着舍不得花的“收藏品”。
李丽说：“到了九十年代，大多数人就开始给五十元的压岁钱了。然后逐年递增，新世纪初的几年基本上是一百元、两百元。现在，关系好一些的亲戚，至少要给孩子五百元了。前几日，侄子家的小孩过满月，正好年关也近了，就送了个千元红包……”红包的增长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
贴春联挂年画
过了腊月十五，各家各户开始扫房。民间最受尊敬的灶王爷会在春节期间隆重登场。长辈们说“不能让灶王爷顶着土上天”。于是被褥要拆，床底下的塔灰要扫，家里的大小铜器，洗脸盆、蜡扦、门把手、门合页都要用白菜疙瘩蘸上细炉灰粗擦一遍，再用湿布蘸上香灰细擦几遍，直到光可鉴人。尤其要擦干净的是大门，因为年三十这一天，家家户户是要贴春联的。
老青岛人记忆里的年俗总是离不了对联和年画。年近八十的张奶奶说，年轻的时候，一到过年就能听到这样的叫喊声：“画来，买画——”从李村集进城来卖对联的小贩们，把要卖的东西放在芦席卷或蓝布包中，遇到买主，就地摊开，任凭挑选。“买哎，小猫儿，小狗儿，小公鸡儿，狮子，叭儿狗窗户花儿——”剪窗花一直是乡下巧手女人的专利，她们从七八岁开始练这门手艺，年龄越大技艺越娴熟。十二生肖，福字，鲤鱼跃龙门……什么样的吉祥图案都能买得到。那时候忙完家里的活，张奶奶兴致好的时候，也和邻居相约直接坐车去赶集，搜集更“鲜活”的年货。
现在，很少有手写的对联和年画了，也很少有人家再去贴对联了。更多见的是印有某商场、某银行、某公司的“软广告”福字，被有的人家贴在密不透风的防盗门上图个吉祥。
正月里的新花样
天天过年的呼声渐起之时，也是过年改革的时兴之际。当老传统遇上新花样，你怎么看？是不是应该告诉下一代老年俗是什么样？过年时我们不应该因为现代化通讯手段让空间距离缩短，而让心理距离拉大。过年越过越亲、越快乐，这才是大家追求和期盼的。
拜大年——从走亲访友到全民“织围脖”
过年过的是热闹和喜庆。走亲访友，道声“过年好”是多少年来的年俗。但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通过短信或者电话给亲朋好友拜年，登门造访、邻里之间互贺新年的热络景象也越发少了起来。
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小时候的年，光走亲戚朋友就得好多天。哪家都得亲自造访，要不就失了礼数，就变得陌生了。你去亲戚朋友家，亲戚朋友也亲自登门给你家拜年。来来往往的礼节中，大家和气一团，讨个好彩头，图个开心。拜年是不能两手空空的，起码要燃放爆竹，提点自家做的特产进门。当然，离开也不能空空两手，对方总要给孩子们
个红包，给大人们一些回礼。这拜年是繁琐了些，礼节也多了些，但热闹也跟着多了些。
每逢过年，特别是大年初一，每家门口拜年的人流都是川流不息；“过年好”这句话一天都响个不停，什么房头村口，隔壁对门，来人脸上都挂满了笑意。大家团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吃糖果、嗑瓜子，越是人多主人就越是高兴——过年不就是图个热闹吗？1956年出生的袁爱玲记得，小时候的大年初一，总要跟着兄弟姐妹去亲戚家拜年，但是基本上是走路去，也不嫌远，一路嘻嘻哈哈。特别远的亲戚家就坐公交车，那时候青岛只有一个1路车，8分钱就能坐到终点的。
而现在，走家串户拜年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短信和电话拜年。除夕之夜，手机几乎会响一个晚上。一会儿不看，就会堆着十几条短信。大多数短信，一看就知道是群发过来的。对于短信的内容，只不过一扫而过，因为都大同小异，重复率极高。有人说，现在短信引发三重疲劳一是转发的疲劳，累得手疼：二是看的疲劳，不停地看短信，眼睛都花了；更重要的是审美的疲劳。尽管很多短信言辞优美，但基本没有自己写的，因而也很少有人会为之感动。
俗话说“人是越走越亲。”人与人任何沟通形式都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登门拜年是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年俗之一，显示出和谐关照的浓浓暖意。过年也是大多数人一年中最放松最空闲的时间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平时难得一见的亲戚朋友，最好在一起聚一聚。短信祝福在失去新鲜感的同时，已经难以承载过多的感情含量了。见面道声“过年好”，仍然是最亲切的过年祝福。
201 0年底，“微博”颠覆了手机短信“一媒独霸”近10年的局面。衍生发展了两年，这股由名人、达人掀起的时尚迅速蔓延至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普通老百姓之间。当人们厌倦了短信拜年之后，@拜年成为了新方式。2013年，全民“织围脖”拜年还会继续下去。
送礼——从“好吃不贵”到“好贵不吃”
“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就收……”“春节送礼就送……”电视广告铺天盖地地提示人们：过年串门不能空手而去，要送礼。
过年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本来就少，送礼更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早在年前，街市上的商铺就摆出了各式各样的礼盒，前来选购的人们络绎不绝。在超市，还出现了包装精美的“金饺”，一盒30个“仅售”518元。很多人质疑：这样的饺子谁能吃得起？不就是用来送礼吗？ 商家瞅准商机，连人们过年的饺子都不放过；在商业化包装下，过年送礼的规格和档次节节攀升。礼品一方面包装越来越豪华，价格越来越贵，另一方面质量却难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在礼品的程式化过程中变得淡薄起来。
相反从前过年，串亲戚提的礼品很简单，有自己家里做的炸麻花、炸鱼、灌肠，也有成盒的点心、罐头，但总体上说是好吃不贵，体现出一股过年的亲热劲；但如今过年送礼，自己做的拿不出手了，街上卖的往往是‘看起来很美’，却常常以次充好：别人给自己家送的，自己也不吃，转送给别人，也不管人家吃不吃。过年礼品往往成为春节前后的“硬通货”，从一家传到另外一家，如同传送带一样传送着工厂生产出来的人情。
出行——正月里的返乡与旅行
近些年，每年正月里的春运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迁徙”。据统计，去年春运客流总量从2011年的28.5亿人次上升到31.58亿人次，预计今年数字还会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月里的返乡潮和旅行潮只涨不消。
返乡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回家的时间进入倒计时，即便自己买到的是站票，心里也觉得踏实。家住黄岛的张勇今年准备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南常德的岳母家过年，买张火车票成了他最近一个星期的头等大事。听说今年可以网上订票，他踊跃参与，而结果却是“刚到开卖的时间，一刷新网页，就显示剩余票数为零”。几番努力未果，张勇不得不来到了青岛火车站，还是按传统的排队购票。虽然车站售票大厅等待买票的队伍并不长，可刘晓还是被告知，从济南换乘去长沙的T179次列车只剩下站票。带着小孩挤火车，没有座位可不行。最终，他只得改坐飞机去湖南。
与回家过年相对的是“离家过年”。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年三十不一定要在家里过，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利用这难得的假期，很多人选择拖家带口的度假过年。本刊记者从岛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春节热门旅游城市线路火爆，尤以海南、云南、四川为热门，价格也较淡季上涨10%到20%左右。春节出境旅游线路以马尔代夫和香港为主要方向。
过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不可取代的“最温馨”词汇。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无论离家多远，过年就得回家和亲人团聚。无论吃什么、送什么、玩什么，过年的形式万变不离“团聚”的宗旨。这样，存培养新年俗的过程中，春节的生命力才会日久弥强。
舌尖上的正月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饭局，但头等重要的当属大年三十晚上的这顿年夜饭。重要之处不仅是年夜饭层出不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顿饭道不尽的浓浓亲情。除了年夜饭，整个正月都充满了美食的诱惑，而它们大多还有着明显的日期“标识”，比如腊月初八的腊八粥，腊月二十八的年糕、炸面鱼，正月十五的元宵……岁月变迁，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却始终带不走我们对正月里厨房飘香的记忆与情感。
改革开放前：小孩盼过年，大人愁过年
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人家还处在“能吃饱就很好”的时期，每到过年，孩子们都盼望着等了一年的肉馅儿饺子，而大人都在发愁，怎么才能过了年关，正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
倪叔星老人已经度过了八十余个新年。改革开放初期，倪叔星和老伴李淑娟及三个子女住在延安路31号的居民楼里。那个年代，对于城里人来说，粮食关系跟户籍关系一样重要，每家都有粮证，上面写着一家有多少人，每个人多少定额。月初，倪老就拿着粮证去粮店领粮票。1978年，老伴李淑娟是青岛棉织二厂的工人，粮票定额很高：倪老在青岛渔业公司行政科工作，虽是干部，粮票却没老伴多。他们的子女也都刚刚参加工作，所以，生活条件还是相对宽裕的。每月家里能有150斤的粮食，足够五口人吃。
每到过年，这一家人就攒足了粮票，买肉做饺子、做馅饼，再领供应的啤酒，一家人从腊八开始一直吃到正月十五。过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等同于全年能“吃好”的时候。然而在那样的岁月里，青岛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海产品是不用“票”买的。想吃蛤蜊、海蛎子、鲜鱼，那不算“口粮”。但是，想买到却也不易，大家很早就排着长队等，往往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轮到了，却卖完了，后面排着的就只有失望而归。每到过年的时候，有的人不怕冷，从凌晨四点开始排队，只为了餐桌上那道红烧黄花鱼或者清煮蛤蜊。那时候，餐桌上的海鲜，关乎着年的质量。
老家在即墨牛齐埠的宋秀文说起小时候过年时的“年味儿”则充满着乡间的淳朴与真情。在她看来，过年最好吃的莫过于两样——第一是腊月二十三的糖瓜，那是甜的；第二是年三十的饺子，那是香的。
到了腊月二十三，年味渐浓。“二十三，糖瓜儿粘，灶君老爷要上天”，“二十三，祭灶王，一碗清茶一碟糖”。被中国人贴在炉灶之上的“灶王爷”在世俗生活中的作用，跟平安夜钻烟囱进到各家各户的圣诞老人类似：监督一家人一年里言行的得失，好的装进“善瓶”，坏的倒进“恶罐”，腊月二十三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样的神，“凡人”岂敢怠慢。农村长大的宋秀文说，讲究人家全年把“灶王爷”供奉在灶王龛里，穷户也会在腊月二十三这天买一张新的灶王像贴上。宋秀文觉得“灶王爷”就应该是画像上那个样儿“头戴金冠，身穿紫袍，手捧白色牙笏的老爷爷”。香案上定要有的供品是糖瓜、凉水和草料。凉水和草料是为白马准备的。糖瓜是为灶王爷准备的，为的是粘住他的嘴，让他上天之后“好话多说，赖话少言”。穷家置不起香炉香案，就把白菜疙瘩底部削平，插上铁丝、竹签之类，成为土造“蜡扦”。有些穷户还用秫秸瓤和秫秸篾扎一个灶王爷骑的小马。一切准备停当，晚上10点左右，一家人在男家长的带领下三跪九叩，把糖瓜扔进灶门，鞭炮齐鸣，庆贺灶王爷升天。这时候，小孩子们便可以吃“剩下”的糖瓜了，那是童年记忆里最甜的食品。
小年好比排练，大戏要等大年才能开锣。除夕夜全家人忙碌着下饺子当是年味最足最浓的时刻。那时候，母亲掌勺下饺子，父亲烧火，宋秀文和大哥被安排把一碗碗饺子整齐地摆在上供的桌子上。母亲说，年三十这天，是要敬奉“祖先”的。后来宋秀文长大了，这些活就逐渐由她“接管”过来，父母则在一旁指挥、帮忙。当村里零星地响起鞭炮声时，父亲会走到院子里听一会儿，然后进屋笑着说：“时候羊不离了，咱们也该过年啦。”每次收到这样的“指示”，宋秀文心里总会陡然紧，那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兴奋。她便到灶间用水勺往锅里添水，并且像母亲样，总是添上吉利数字的勺数。然后开始“咕哒咕哒”拉着风箱烧水，等腾腾的热气升起来时，便开始下饺子。小元宝似的饺子随着漏勺下锅，接着，盖上锅盖继续烧水，饺子出锅前，宋秀文必会拿起事先准备好的芝麻秸填进灶膛，那是取“芝麻开花节节高”之意。在年三十的饺子里，也必定会包上一个有“福”的——那是用纯豆腐做的，取谐音“福”，她们相信，谁吃到这个饺子来年必定是有福的。而能吃到饺子的日子，在当时的农村，也只有等到过年这一天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吃不尽的正月饭
1984年结婚的袁爱玲说起当年正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时候，供应的东西渐渐多了，内容也更丰富了。80年代，还是延续着过了小年就正式开始“忙年”的传统。每到过年，袁爱玲家里供应半个猪头，一家人围着摘毛，喜悦无限。供应的青岛啤酒和水蜜桃酒，更为过年增添了气氛。1984年的大年三十，袁爱玲在婆婆家过，任何吃的东西都是自家人动手完成，刚“过门”的新媳妇也因为跟大家一起“摘猪毛”，和美地融入了新家庭。
1993年，国家正式放开粮食销售，一夜之间，曾经与老百姓饭桌息息相关的粮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粮票比钱还有用”的那段票证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沿用了38年的粮票宣布取消，全国居民购买粮食不再需要定额分配的票证。这一最具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为此，90年代的“年”也更加丰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不经意间，大家一下子都“富”起来了，今天来顿清蒸鱼，明天炖个红烧肉，后天包肉馅饺子……冰箱也塞的满满的，要什么有什么。家家“油水”都足了，真可谓“天天像过年”。 青岛人赵菲是个“70后”。说起青岛年，她觉得还是90年代最有感觉，尤其是1997年的那个春节，刻在记忆深处。那一年忙年的时候，也是赵菲坐月子的时间。家里的“年活”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她便“旁观者清”的看着家人置办年货尤其是准备“年味儿”。腊月初八，婆婆从超市买回来糯米、黑豆、红豆、小米、绿豆、红枣、薏米、花生熬腊八粥，并且配上一天一个鸡蛋增加营养、鲫鱼汤或者炖猪蹄催奶。大年三十儿的晚上，为了照顾她，婆婆特别包了素净养生的白菜虾皮饺子和海参菠菜粉丝饺子，初三回娘家吃面条是妈妈亲手擀的胡萝卜面，那时候还没有绞菜机，赵菲的妈妈全手工将胡萝卜剁碎，然后挤出胡萝卜汁与面粉一起和，才制出了颜色、营养都特别好的面条。就连正月十五的元宵都是自家做的红豆沙馅儿和花生酱馅儿……赵菲的“年味”变得特别温馨和感动。赵菲还说：“那一年，老公的单位过年还发了很多海鲜，婆婆在超市也买了各种糖果和肉类，但是最后全剩下了。一部分原因是忙活我，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90年代生活相对富裕了，我小时候，过年的好吃的哪里会剩下呢！”
新世纪：过年吃啥好？
现在过年购物季，几乎等同于各大超市卖场的竞争战。“满300送50元代金券”、“8折优惠”、“限量供应山鸡蛋”、“国外进口红酒”……商品种类繁多的同时，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态，而且，平时日常生活中的餐桌也比较丰富，多数人已经从营养不良逐渐过度到了营养过剩，以至反映在过年餐桌上的菜品变化，绝大多数人会尽量避免用大鱼大肉来支撑门面。
家住东海路的宋丽华是电业公司退休的全职太太，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年的质量也步步高升。2012年，家里重新装修过，厨房是宋丽华一手打点的：双开门西门子冰箱、电烤炉、面包机、电饼铛、微波炉……现代化的厨房工具一应俱全。快过年了，宋丽华决定要给家人一个时尚健康的正月餐：“过年买菜、买海鲜都特别贵，而且品质也不见得好，所以年前我去超市采购了很新鲜的大对虾，冰起来备用。海参也选好了，正在‘发’着。猪肉在海信超市买的‘黑猪肉’，这个不必担心有质量问题。”现在过年，吃已经不再是问题，而问题是如何吃，并且能够吃出健康来。对于老百姓来讲，切身感受就是过年的物资越来越丰富了，丰富到了都不知道如何来组成年夜饭的菜单，甚至有了把过年当成了一种负担的情绪。因此，现在的过年才是真正考验主妇的时候，做出吸引眼球又能刺激到家人味蕾的佳肴绝对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难的是巧妇难为有米之炊了。宋丽华说：“家人早就吃够了大鱼大肉，我现在每天照着菜谱‘钻研’年夜饭，希望家人吃到平时很少吃到的口味，科技含量再高的做饭工具都只是个工具，真正做出‘年味’还是要用心。”
年俗的传承
过年放假，大家都忙着购置“年货”。除了食品之外，最少不了的就是穿新衣、放鞭炮、送压岁钱这些老传统。仿佛只有走一遍“老传统”才能真正辞旧岁。一年又一年，这些物件也承载着岁月，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正月里最广泛的流行品和必需品。
过新年穿新衣
吴玲是1956年出生的青岛人，小时候一家人住在人民路国棉二厂宿舍。她有兄弟姐妹四个，一到过年特别热闹。吴玲说，过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有新衣服穿。那时候总是老早就闹着让爸妈给买好新衣服，整齐的叠在衣橱里，可是自己总是按捺不住，偷偷的拿出来试一试再放回去，然后再试一试再放回去。如此不知折腾过多少次，终于熬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提前把新衣服放在枕头边，觉也睡不踏实，就等着初一一大早穿上这件衣服。那种期待而兴奋的心情到现在都很难忘。
吴玲小时候的新衣服，大多以条绒为上好。因为家里是国棉二厂的，所以条件不错，兄弟姐们都有条绒棉袄穿。1985年，吴玲生下女儿媛媛，那时候条绒早已经被淘汰了。女儿小时候流行穿毛衣和缎面的小棉袄，她总是在过年前为女儿亲手织“麻花”图案的毛衣，也为她去做小花棉袄，成本不过十几元。到了媛媛读初中的时候，就比较流行买“名牌”穿了。90年代末，童装里最流行的是“米奇”，买套要接近200元，那时候过年也必须要买一套“米奇”作为新年礼物。而吴玲自己，也会赶在过年打折季，添置新衣，但是小时候兴奋和期待的感觉已经淡了，只是觉得过年不穿新衣服像没有完美地“走程序”。吴玲说：“最近这些年又不一样了，新衣服随时买随时穿，过年的衣服也不见得比平时的好看多少，所以没有特别喜欢的，已经不必非要过年买了。”
然而，孩子们过年穿新衣的兴奋就不会受时代的影响，今年8岁的张亚楠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新大衣了，她说，开学的时候还要跟同学们去展示呢，班里还要“民间”评选出最漂亮的女同学，因此这件过年新衣“关系重大”。
最有代表性的游戏放鞭炮
老人们说：过年是姑娘爱花，小子爱炮。可见放炮是男孩儿过年游戏的一大乐事。放炮是年俗的重要内容，过去，孩子是主要参与者：后来青岛禁放爆竹，城市的新年一下子静了下来；如今，实行限时放炮，参与者却从孩子变成了大人。
年前，市内各大爆竹销售点陆续开张，仅江西路段就有五六家，前来买鞭炮的人络绎不绝，马凯就是“童心未泯”的青年。他说：“小时候最喜欢放鞭炮了。记忆中童年时代的新年总是很漫长，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这时我总能理直气壮地找父母要钱买炮，当时炮也不贵，拿上十块钱，先‘公款私用’一下，到街口买一串糖葫芦，然后带着满嘴糖渣走到炮市。捧着一把花炮回到家，虽说是迫不及待，但是也舍不得赶紧放完，而是先铺张报纸，把那几百响的鞭炮拆成零碎，一个个去放，这样一来，‘一’立刻就变成了‘百’，不到十块钱，足够玩儿一个星期的。”后来，马凯上高中的时候，青岛开始禁放烟花爆竹了，取而代之的是欢乐球（不同颜色的小气球）的出现，把气球吹起来之后用脚踩爆，听得就是一个响，等到吹了无数个气球，年也过去了……2013年春节，他的儿子已经读小学了，马凯说：“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小时候，他放炮全家人都不放心，所以就还由我来放鞭炮，他听个响。” 现在的孩子，不仅能在过年“听”炮响，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以及发达的互联网。所以他们也许并不在意是否能亲自放鞭炮，也就不能体验到那种过年才有的年味，而现在的成年人，对鞭炮这样“留恋”，却是因为他们能够从放鞭炮的过程中重温逝去的童趣。
长一岁的压岁钱
无论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经济腾飞的当下，压岁钱构成了正月里必不可少的环节。大人忙着送钱，孩子乐着接钱，整个年都是红包漫天。
60年代，压岁钱只有一毛钱，甚至几分钱。家住火车站附近的李丽回忆说，那时候西镇可是青岛的“市中心”，除了繁荣之外，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高一些，可是自己小时候的压岁钱还是很少的。记得有一年过年，家里的亲戚来拜年，给了她五张“连号”的一分钱，让她激动得握在手里好多天，大人都夺不去。因为五分钱，意味着五个冰糕、十个糖稀，而她手中“连号”的五分钱则意味着舍不得花的“收藏品”。
李丽说：“到了九十年代，大多数人就开始给五十元的压岁钱了。然后逐年递增，新世纪初的几年基本上是一百元、两百元。现在，关系好一些的亲戚，至少要给孩子五百元了。前几日，侄子家的小孩过满月，正好年关也近了，就送了个千元红包……”红包的增长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
贴春联挂年画
过了腊月十五，各家各户开始扫房。民间最受尊敬的灶王爷会在春节期间隆重登场。长辈们说“不能让灶王爷顶着土上天”。于是被褥要拆，床底下的塔灰要扫，家里的大小铜器，洗脸盆、蜡扦、门把手、门合页都要用白菜疙瘩蘸上细炉灰粗擦一遍，再用湿布蘸上香灰细擦几遍，直到光可鉴人。尤其要擦干净的是大门，因为年三十这一天，家家户户是要贴春联的。
老青岛人记忆里的年俗总是离不了对联和年画。年近八十的张奶奶说，年轻的时候，一到过年就能听到这样的叫喊声：“画来，买画——”从李村集进城来卖对联的小贩们，把要卖的东西放在芦席卷或蓝布包中，遇到买主，就地摊开，任凭挑选。“买哎，小猫儿，小狗儿，小公鸡儿，狮子，叭儿狗窗户花儿——”剪窗花一直是乡下巧手女人的专利，她们从七八岁开始练这门手艺，年龄越大技艺越娴熟。十二生肖，福字，鲤鱼跃龙门……什么样的吉祥图案都能买得到。那时候忙完家里的活，张奶奶兴致好的时候，也和邻居相约直接坐车去赶集，搜集更“鲜活”的年货。
现在，很少有手写的对联和年画了，也很少有人家再去贴对联了。更多见的是印有某商场、某银行、某公司的“软广告”福字，被有的人家贴在密不透风的防盗门上图个吉祥。
正月里的新花样
天天过年的呼声渐起之时，也是过年改革的时兴之际。当老传统遇上新花样，你怎么看？是不是应该告诉下一代老年俗是什么样？过年时我们不应该因为现代化通讯手段让空间距离缩短，而让心理距离拉大。过年越过越亲、越快乐，这才是大家追求和期盼的。
拜大年——从走亲访友到全民“织围脖”
过年过的是热闹和喜庆。走亲访友，道声“过年好”是多少年来的年俗。但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通过短信或者电话给亲朋好友拜年，登门造访、邻里之间互贺新年的热络景象也越发少了起来。
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小时候的年，光走亲戚朋友就得好多天。哪家都得亲自造访，要不就失了礼数，就变得陌生了。你去亲戚朋友家，亲戚朋友也亲自登门给你家拜年。来来往往的礼节中，大家和气一团，讨个好彩头，图个开心。拜年是不能两手空空的，起码要燃放爆竹，提点自家做的特产进门。当然，离开也不能空空两手，对方总要给孩子们
个红包，给大人们一些回礼。这拜年是繁琐了些，礼节也多了些，但热闹也跟着多了些。
每逢过年，特别是大年初一，每家门口拜年的人流都是川流不息；“过年好”这句话一天都响个不停，什么房头村口，隔壁对门，来人脸上都挂满了笑意。大家团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吃糖果、嗑瓜子，越是人多主人就越是高兴——过年不就是图个热闹吗？1956年出生的袁爱玲记得，小时候的大年初一，总要跟着兄弟姐妹去亲戚家拜年，但是基本上是走路去，也不嫌远，一路嘻嘻哈哈。特别远的亲戚家就坐公交车，那时候青岛只有一个1路车，8分钱就能坐到终点的。
而现在，走家串户拜年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短信和电话拜年。除夕之夜，手机几乎会响一个晚上。一会儿不看，就会堆着十几条短信。大多数短信，一看就知道是群发过来的。对于短信的内容，只不过一扫而过，因为都大同小异，重复率极高。有人说，现在短信引发三重疲劳一是转发的疲劳，累得手疼：二是看的疲劳，不停地看短信，眼睛都花了；更重要的是审美的疲劳。尽管很多短信言辞优美，但基本没有自己写的，因而也很少有人会为之感动。
俗话说“人是越走越亲。”人与人任何沟通形式都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登门拜年是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年俗之一，显示出和谐关照的浓浓暖意。过年也是大多数人一年中最放松最空闲的时间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平时难得一见的亲戚朋友，最好在一起聚一聚。短信祝福在失去新鲜感的同时，已经难以承载过多的感情含量了。见面道声“过年好”，仍然是最亲切的过年祝福。
201 0年底，“微博”颠覆了手机短信“一媒独霸”近10年的局面。衍生发展了两年，这股由名人、达人掀起的时尚迅速蔓延至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普通老百姓之间。当人们厌倦了短信拜年之后，@拜年成为了新方式。2013年，全民“织围脖”拜年还会继续下去。
送礼——从“好吃不贵”到“好贵不吃”
“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就收……”“春节送礼就送……”电视广告铺天盖地地提示人们：过年串门不能空手而去，要送礼。
过年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本来就少，送礼更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早在年前，街市上的商铺就摆出了各式各样的礼盒，前来选购的人们络绎不绝。在超市，还出现了包装精美的“金饺”，一盒30个“仅售”518元。很多人质疑：这样的饺子谁能吃得起？不就是用来送礼吗？ 商家瞅准商机，连人们过年的饺子都不放过；在商业化包装下，过年送礼的规格和档次节节攀升。礼品一方面包装越来越豪华，价格越来越贵，另一方面质量却难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在礼品的程式化过程中变得淡薄起来。
相反从前过年，串亲戚提的礼品很简单，有自己家里做的炸麻花、炸鱼、灌肠，也有成盒的点心、罐头，但总体上说是好吃不贵，体现出一股过年的亲热劲；但如今过年送礼，自己做的拿不出手了，街上卖的往往是‘看起来很美’，却常常以次充好：别人给自己家送的，自己也不吃，转送给别人，也不管人家吃不吃。过年礼品往往成为春节前后的“硬通货”，从一家传到另外一家，如同传送带一样传送着工厂生产出来的人情。
出行——正月里的返乡与旅行
近些年，每年正月里的春运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迁徙”。据统计，去年春运客流总量从2011年的28.5亿人次上升到31.58亿人次，预计今年数字还会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月里的返乡潮和旅行潮只涨不消。
返乡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回家的时间进入倒计时，即便自己买到的是站票，心里也觉得踏实。家住黄岛的张勇今年准备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南常德的岳母家过年，买张火车票成了他最近一个星期的头等大事。听说今年可以网上订票，他踊跃参与，而结果却是“刚到开卖的时间，一刷新网页，就显示剩余票数为零”。几番努力未果，张勇不得不来到了青岛火车站，还是按传统的排队购票。虽然车站售票大厅等待买票的队伍并不长，可刘晓还是被告知，从济南换乘去长沙的T179次列车只剩下站票。带着小孩挤火车，没有座位可不行。最终，他只得改坐飞机去湖南。
与回家过年相对的是“离家过年”。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年三十不一定要在家里过，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利用这难得的假期，很多人选择拖家带口的度假过年。本刊记者从岛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春节热门旅游城市线路火爆，尤以海南、云南、四川为热门，价格也较淡季上涨10%到20%左右。春节出境旅游线路以马尔代夫和香港为主要方向。
过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不可取代的“最温馨”词汇。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无论离家多远，过年就得回家和亲人团聚。无论吃什么、送什么、玩什么，过年的形式万变不离“团聚”的宗旨。这样，存培养新年俗的过程中，春节的生命力才会日久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