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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啊，到处是节外生枝的事情
那一天北方下了最后一场春雪，学校的迎春花开了三朵，我在图书馆终于借齐了三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在那一天我在图书馆门前那块铺了大理石地板一遇水就像溜冰场的大厅里遇见了一头栽倒在我面前的小白兔。
我大约是吓坏了，足足愣了十秒钟，然后就很不厚道地笑得像个伙夫。
他的脸上淡淡浮现出了阴晴不定的粉红色，低着头。我像大灰狼一样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太阳公公啊，他可真像小白兔。
凭借我高考数学拿下137分的智商，我知道一副臭皮囊是不可靠的，但还是习惯以貌取人，于是不由自主地在内心泛起了层层温柔。这层单薄的温柔支撑我在走出七步之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只小白兔，他还站在原地揉搓着牛仔裤上的泥印子，于是我倒回去递给他一包纸巾。双手捧上，脸上带着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
他的脸仿佛像迅速煮熟了的胡萝卜。
我乐不可支地看着他。
后来，我那些习惯损人不利己的室友总是这样描述我们惊天动地的相逢：一只居心叵测的大灰狼终于把魔爪成功伸向了这只纯情茁壮的小白兔。
从此后，我的神经得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雨雪天，总觉得任何人都能突然倒下。
于是，就在同一天，我的ＭＳＮ签名变成了：生活啊，到处是节外生枝的事情。
二、一只叫张振华的小白兔
每天我抱着大摞的书在图书馆303上自习，晚上在寝室讨论哪家食堂的大师傅会给满勺的米饭，临睡前对着镜子为脸上此起彼伏的小痘痘踌躇，生活，仍旧没有了不起的萍水相逢和一见钟情。
只是心里住了一只小白兔，一根胡萝卜和一个安静的下雪的午后。
我们都在图书馆303的阶梯教室上自习，我在25排，他在11排。每天我昂首挺胸地走过他的座位，大多数情况下他在埋首苦读。没有人注意到我留在12排之后的落寞。
平日我总是在一个吃得很饱的中午，借着暖暖的阳光趴在桌上睡觉，抬起头时他桌上的高数已经变成了英语。有一次在他提着水杯出去之后，我跑到他的座位上翻到他实验报告的封面，上面写着：工程力学系，张振华。
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拥有朴素理想的父母给孩子起这个非同凡响最终却流俗的名字。
我长长地叹息，我以为他应该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才能配得上我们了不起的萍水相逢。
五一放假前，我收拾行李回家，翻出去年圣诞没用完的明信片。留着也是浪费，于是就写了祝张振华同志劳动节快乐，给他寄了出去。没有署名。
他八成以为是恶作剧。
初夏，临近毕业，各系楼的宣传栏里都贴满了优秀毕业生的事迹和去向，我趁着月黑风高跑到他们系楼前，宣传栏里果真有他。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清华大学四个字，明晃晃的耀眼。
真想把他的照片揭下来啊，我轻轻一推，宣传栏竟然没有锁。
后来为了等价交换，我也给他寄了一张我的一寸照片。
但是没有故事，他就这样毕业了，再不回来。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学校门口的草坪上，那天我和室友坐在草坪上吃双球冰激凌蛋筒，吃得唇红齿白，他拉着行李箱从我们眼前堂而皇之地走过去。冰激凌化了，落在我粉红的裙子上，像是那一年最卑微的心事。
三、一只大灰狼有多痴情
我开始读书，考研，考清华，并且坐在他常坐的位子上，那个位子是我用两个橙子和一个女生换的。
那半年，我一条牛仔裤从夏穿到冬，黑眼圈变得浓墨重彩，已经很少再有对着镜子为痘痘愁苦的闲情了。
当我收到清华大学的通知书时，才知道什么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我的照片也被贴在了宣传栏的头牌，像是花魁。我整日对新生活充满了傻气的幻想，冒着泡泡。当年关于清华大学梦想的来源早已烟消云散，我对室友说，你们指望一只大灰狼有多痴情。
没想到再相逢。沿袭传统的校友联谊，他也去了。后来他说你好，我想起那年我寄给他的那张一寸照片，就没再说话。看来，他也许记得我。
后来我们吃饭、听讲座、看电影，都是老套的手法，让我昏昏欲睡。老祖宗有句古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就这样到了校园里的野猫开始叫春的时候，校际篮球赛开场了。那是我从来不会去关心的事，但是张同志却坚持每天给我发短信播报赛事，顺便也提及一下他的飒爽英姿，语气里充满了渴盼阿谀奉承的嘴脸。
我没有满足他。
他一路打进了半决赛，终于按捺不住显摆的欲望力邀我观战。其实那天我去了，站在人群外面，听到一群女生几乎就要放出光芒的呐喊：张振华，加油！
原来，观战如此无趣，于是去食堂买了份蛋炒饭拿回寝室。
肚子饿了，还是蛋炒饭比较实在。然后很快忘了这件事。
晚上收到张同志的短信，他说：你来了吗？我在东边第二个篮筐下边。
于是我就去了。那天我穿了雪白的裙子，晚风吹起我的裙脚，拍打着我的小腿。他突然把手里的篮球扔给我说：我喜欢你。我没有接住，篮球毫无意外地砸在我雪白的裙子上。
原来，上帝真的会眷顾我。
四、口袋里的甜点
学校要组团去香港几所大学参观交流，我和张同志都兴致满满地提交了申请。张同志通过后整日俨然一个健康向上的好儿郎，任我看他怎么都像看一根鱼刺。
我很难过不仅因为不能随团去香港，还因为我将有半个月的时间不能和他在一起。到港第一天，他打来的电话里只能说出香港的建筑真宏伟啊、香港的女生真甜美啊之类的感叹句式，有失节气。还说去吃了芒果班戟，当晚我去上自习的路上就买了支伊利巧乐兹，吃得趾高气扬。
可能人长大了，很多时候都会很惆怅，也很无助。放他一个人声色犬马，外面的世界诱惑多大啊。
张同志回来后，在学校附近那个满是油污卖鸭血粉丝汤的店里，滔滔不绝活像本《十万个为什么》。我不说话，望着他，我的小白兔好像就要茁壮成长。后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三块小小的糯糯的粉色的甜点，放在我的手心，他说是交流会之前发的，他没舍得吃偷偷地放在口袋里，带回来给我。我心里酸酸的，像刷过牙以后立马吃橙子的感觉，然后泪水大滴大滴地掉下来。
五、张同志的男女关系
当然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发誓绝不能没原则地忍让。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图书馆把他论文开题需要的参考书悉数找了出来，没有放过一个边边角角，最后还动用了寝室所有人员的借书证，终于在闭馆的时候心满意足地全都搬回了寝室。得意洋洋。
我向来疾恶如仇。可是手机一整天都没有响，寝室熄灯睡觉的时候有些小小的失望。谁知失望却接踵而至，张同志竟一连一周没有现身。
编校刊的上铺女生急需一篇警示大学生正确处理男女同学关系的文章，我大义凛然地接了下来，写得义正词严，写上张同志的大名登在了校报上。校报每期挨个发到寝室里，我捧着那署为张振华三个字的文章躺在上铺笑得惨绝人寰。
一周后张同志满脸沮丧地出现，说是不知道学校谁和他重名还写了那样的文章，我说学校大了什么名都有。至于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我，是因为他刚刚开题的论文，在图书馆借不全参考书而不得不在忙乱中换题。我偷着乐。
现在，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成为张同志他们寝室必说的段子。
经过此次教训，张同志重大的事情再不和我起争执，重大的事情包括，他可不可以奢侈地买两双耐克，什么时候去自习，晚饭吃大白菜还是小白菜……
ＰＳ：
后来我告诉他上大学时我总是在图书馆303上自习，他惊讶地说他也是，兴致勃勃地问我习惯坐在哪个位子上。没什么好说的，原来他不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也不记得那个下雪的午后我递给他的纸巾，更没有收到我寄出去的那张一寸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是20岁，他就这样把我20岁的时光弄丢了。
我们，辗转错过多少春夏。
原来了不起的萍水相逢真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原来很多感情都是这样，但很多感情都没有错过，幸福有时并不存在于多少巧合邂逅的喜欢，而是来自后来慢慢沉淀的爱恋。
编辑 / 孙鲁宁
那一天北方下了最后一场春雪，学校的迎春花开了三朵，我在图书馆终于借齐了三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在那一天我在图书馆门前那块铺了大理石地板一遇水就像溜冰场的大厅里遇见了一头栽倒在我面前的小白兔。
我大约是吓坏了，足足愣了十秒钟，然后就很不厚道地笑得像个伙夫。
他的脸上淡淡浮现出了阴晴不定的粉红色，低着头。我像大灰狼一样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太阳公公啊，他可真像小白兔。
凭借我高考数学拿下137分的智商，我知道一副臭皮囊是不可靠的，但还是习惯以貌取人，于是不由自主地在内心泛起了层层温柔。这层单薄的温柔支撑我在走出七步之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只小白兔，他还站在原地揉搓着牛仔裤上的泥印子，于是我倒回去递给他一包纸巾。双手捧上，脸上带着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
他的脸仿佛像迅速煮熟了的胡萝卜。
我乐不可支地看着他。
后来，我那些习惯损人不利己的室友总是这样描述我们惊天动地的相逢：一只居心叵测的大灰狼终于把魔爪成功伸向了这只纯情茁壮的小白兔。
从此后，我的神经得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雨雪天，总觉得任何人都能突然倒下。
于是，就在同一天，我的ＭＳＮ签名变成了：生活啊，到处是节外生枝的事情。
二、一只叫张振华的小白兔
每天我抱着大摞的书在图书馆303上自习，晚上在寝室讨论哪家食堂的大师傅会给满勺的米饭，临睡前对着镜子为脸上此起彼伏的小痘痘踌躇，生活，仍旧没有了不起的萍水相逢和一见钟情。
只是心里住了一只小白兔，一根胡萝卜和一个安静的下雪的午后。
我们都在图书馆303的阶梯教室上自习，我在25排，他在11排。每天我昂首挺胸地走过他的座位，大多数情况下他在埋首苦读。没有人注意到我留在12排之后的落寞。
平日我总是在一个吃得很饱的中午，借着暖暖的阳光趴在桌上睡觉，抬起头时他桌上的高数已经变成了英语。有一次在他提着水杯出去之后，我跑到他的座位上翻到他实验报告的封面，上面写着：工程力学系，张振华。
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拥有朴素理想的父母给孩子起这个非同凡响最终却流俗的名字。
我长长地叹息，我以为他应该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才能配得上我们了不起的萍水相逢。
五一放假前，我收拾行李回家，翻出去年圣诞没用完的明信片。留着也是浪费，于是就写了祝张振华同志劳动节快乐，给他寄了出去。没有署名。
他八成以为是恶作剧。
初夏，临近毕业，各系楼的宣传栏里都贴满了优秀毕业生的事迹和去向，我趁着月黑风高跑到他们系楼前，宣传栏里果真有他。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清华大学四个字，明晃晃的耀眼。
真想把他的照片揭下来啊，我轻轻一推，宣传栏竟然没有锁。
后来为了等价交换，我也给他寄了一张我的一寸照片。
但是没有故事，他就这样毕业了，再不回来。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学校门口的草坪上，那天我和室友坐在草坪上吃双球冰激凌蛋筒，吃得唇红齿白，他拉着行李箱从我们眼前堂而皇之地走过去。冰激凌化了，落在我粉红的裙子上，像是那一年最卑微的心事。
三、一只大灰狼有多痴情
我开始读书，考研，考清华，并且坐在他常坐的位子上，那个位子是我用两个橙子和一个女生换的。
那半年，我一条牛仔裤从夏穿到冬，黑眼圈变得浓墨重彩，已经很少再有对着镜子为痘痘愁苦的闲情了。
当我收到清华大学的通知书时，才知道什么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我的照片也被贴在了宣传栏的头牌，像是花魁。我整日对新生活充满了傻气的幻想，冒着泡泡。当年关于清华大学梦想的来源早已烟消云散，我对室友说，你们指望一只大灰狼有多痴情。
没想到再相逢。沿袭传统的校友联谊，他也去了。后来他说你好，我想起那年我寄给他的那张一寸照片，就没再说话。看来，他也许记得我。
后来我们吃饭、听讲座、看电影，都是老套的手法，让我昏昏欲睡。老祖宗有句古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就这样到了校园里的野猫开始叫春的时候，校际篮球赛开场了。那是我从来不会去关心的事，但是张同志却坚持每天给我发短信播报赛事，顺便也提及一下他的飒爽英姿，语气里充满了渴盼阿谀奉承的嘴脸。
我没有满足他。
他一路打进了半决赛，终于按捺不住显摆的欲望力邀我观战。其实那天我去了，站在人群外面，听到一群女生几乎就要放出光芒的呐喊：张振华，加油！
原来，观战如此无趣，于是去食堂买了份蛋炒饭拿回寝室。
肚子饿了，还是蛋炒饭比较实在。然后很快忘了这件事。
晚上收到张同志的短信，他说：你来了吗？我在东边第二个篮筐下边。
于是我就去了。那天我穿了雪白的裙子，晚风吹起我的裙脚，拍打着我的小腿。他突然把手里的篮球扔给我说：我喜欢你。我没有接住，篮球毫无意外地砸在我雪白的裙子上。
原来，上帝真的会眷顾我。
四、口袋里的甜点
学校要组团去香港几所大学参观交流，我和张同志都兴致满满地提交了申请。张同志通过后整日俨然一个健康向上的好儿郎，任我看他怎么都像看一根鱼刺。
我很难过不仅因为不能随团去香港，还因为我将有半个月的时间不能和他在一起。到港第一天，他打来的电话里只能说出香港的建筑真宏伟啊、香港的女生真甜美啊之类的感叹句式，有失节气。还说去吃了芒果班戟，当晚我去上自习的路上就买了支伊利巧乐兹，吃得趾高气扬。
可能人长大了，很多时候都会很惆怅，也很无助。放他一个人声色犬马，外面的世界诱惑多大啊。
张同志回来后，在学校附近那个满是油污卖鸭血粉丝汤的店里，滔滔不绝活像本《十万个为什么》。我不说话，望着他，我的小白兔好像就要茁壮成长。后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三块小小的糯糯的粉色的甜点，放在我的手心，他说是交流会之前发的，他没舍得吃偷偷地放在口袋里，带回来给我。我心里酸酸的，像刷过牙以后立马吃橙子的感觉，然后泪水大滴大滴地掉下来。
五、张同志的男女关系
当然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发誓绝不能没原则地忍让。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图书馆把他论文开题需要的参考书悉数找了出来，没有放过一个边边角角，最后还动用了寝室所有人员的借书证，终于在闭馆的时候心满意足地全都搬回了寝室。得意洋洋。
我向来疾恶如仇。可是手机一整天都没有响，寝室熄灯睡觉的时候有些小小的失望。谁知失望却接踵而至，张同志竟一连一周没有现身。
编校刊的上铺女生急需一篇警示大学生正确处理男女同学关系的文章，我大义凛然地接了下来，写得义正词严，写上张同志的大名登在了校报上。校报每期挨个发到寝室里，我捧着那署为张振华三个字的文章躺在上铺笑得惨绝人寰。
一周后张同志满脸沮丧地出现，说是不知道学校谁和他重名还写了那样的文章，我说学校大了什么名都有。至于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我，是因为他刚刚开题的论文，在图书馆借不全参考书而不得不在忙乱中换题。我偷着乐。
现在，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成为张同志他们寝室必说的段子。
经过此次教训，张同志重大的事情再不和我起争执，重大的事情包括，他可不可以奢侈地买两双耐克，什么时候去自习，晚饭吃大白菜还是小白菜……
ＰＳ：
后来我告诉他上大学时我总是在图书馆303上自习，他惊讶地说他也是，兴致勃勃地问我习惯坐在哪个位子上。没什么好说的，原来他不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也不记得那个下雪的午后我递给他的纸巾，更没有收到我寄出去的那张一寸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是20岁，他就这样把我20岁的时光弄丢了。
我们，辗转错过多少春夏。
原来了不起的萍水相逢真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原来很多感情都是这样，但很多感情都没有错过，幸福有时并不存在于多少巧合邂逅的喜欢，而是来自后来慢慢沉淀的爱恋。
编辑 / 孙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