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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给羽毛球拍串线，和现在可不一样，当时没有机器，每根线的受重平衡都在手上的劲儿呐！要想串好一把像样的羽毛球拍，除了足够的经验，更要求细心与耐心。”年过八旬的邓习达，曾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迄今记得几十年前回到祖国时的努力。
邓习达是在1959年踏上祖国土地的，之前他在印尼玛琅。
年轻时的他，是印尼当地华人社团组织“红星社”的秘书。最初的“红星社”仅仅是负责华人们的日常文娱活动，组织个运动比赛，排演个文艺演出。后来，“红星社”感受到了祖国召唤，越来越多的活动也渐次展开。这样的信号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不明朗的局面下，一些活动受到了限制。据邓习达回忆，虽然当时在印尼的华人与华人社团的生活状态差强人意，但至今还是为“红星社”能够得到参加1955年周总理出席的万隆会议资格而感到自豪。遗憾的是，玛琅离万隆会议的会址路途实在遥远，组织的经费又很拮据，参会最终未能成行，但那足以表现出越来越多人对于祖国日益高涨的向往。
1951年，邓习达的姐姐回到祖国。当时的邓习达已经代理着《新报》与《大工商报》等华文报纸。然而，印尼的政治环境却日趋严重，政府明令禁止华人的更多行为，在大一些的城市，华人可以经商，而在玛琅这样的城市，华人是不可以参与经济的。只有一个条件，从华人身份转为印尼身份。
面对这样的抉择，邓习达选择了中国。
精神矍烁的邓老
其实这样的决定，也受到了不少阻力。鄧习达回忆，那时候身边有不少家人和朋友得知他有这样的决定，也都在劝其慎重考虑。“毕竟当时的祖国各方面发展都不是太好，比起印尼来有些差距，生活条件的艰苦是放在眼前最大的考验。”
不过，邓习达说：“周围人的劝解，其实并没有成为我的阻力，反而成为了动力。困难就在那儿，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为了回归祖国，我先学起了理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有个一技之长总也不会饿死，条件再艰苦，人们也离不开这样的服务。”
邓习达是个爱动脑子的人，印尼是一个羽毛球国度，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羽球运动的普及都在世界领先地位，当时一位华人运动员汤仙虎的回归祖国触动了他的心弦。他想，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体育事业一定也需要发展，从理发又有目的性地学起了羽毛球拍的维修与维护……
大学毕业后，邓习达被分配到中学教书，他分外珍惜。那时候，家住北京南城龙潭湖附近，而学校却在朝阳的望京。作为一名教师，严格遵守时间才能保障学生们的正常授课，而当时的年代，无论是交通环境还是交通设施，都愁坏了整日要面对“长途跋涉”上班的邓习达。为了准时准点到校为学生们上课，邓习达只能选择时间最容易控制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时间的控制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体力上要付出很大代价。每天凌晨5点多一点起床，一杯热开水，一个馒头，奢侈一点再加一小碟白糖。简单的早餐就当热身，邓习达蹬上自行车便踏上了上班的道路，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两个多钟头的路程。有时候，学校因为开展夜班学习，待课程结束都已经晚上9点多，迎着星星蹬车回家，草草收拾休息，第二天再次蹬车上班……就这样一晃十余年，他用自行车的车轮丈量着铸就梦想的道路。
从教过程中，最让邓习达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姓蔡的学生，如今学生已近70岁，但每年都要登门来访。
精心制作的树叶卡片
追溯到1964年，邓习达班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他很聪明，但总是不认真听讲，而且还总是上课睡觉，平时纪律散漫，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坏学生”。然而，不肯服输的邓习达认为，每个学生都有其自身的优点，没有坏学生，只有引导不好的老师。于是，邓习达认真观察小蔡，发现他的自由散漫与长期以来的责任意识有关，于是主动给予小蔡机会，分担班级事务。效果显现，伴随着小蔡的责任意识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与自觉性有了不错的改观。然而，小蔡上课时睡觉的情况仍旧没有改观。这让邓习达了解到小蔡的生活。原来，孩子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如今小蔡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养猪，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小蔡就和母亲一同喂猪，打扫猪舍，如此年幼就要担负起家庭的担子。
邓习达走进了小蔡的家门，小蔡妈妈见到老师来访，居然有些紧张，甚至恐慌，以为孩子惹了祸或者学习拖了全班的后腿，然而邓习达首先表示出了来意，一是表扬小蔡有了很多的进步，二是鼓励孩子以后有更大的发展。这样的特殊来访让母亲喜出望外。
1983年，邓习达进入劲松一中，从普通教师到教育管理者。
正当邓习达的工作步入正轨的时候，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恢复了工作，接着各区侨联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这时北京市朝阳区委统战部根据工作需要把他从教育口调到统战口，担任朝阳区侨联主席。
面对一片空白的侨联工作，邓习达感受到宣传的重要性，他带领着同志们从基层做起，从一点一滴积累。于是他请来了年轻人，一笔一画在蜡纸上刻出报纸，将侨胞对于祖国的感情，与侨联工作细细记录。而后，他同一张白纸一样，慢慢学会印刷，从陌生到熟练，侨联的工作与侨联的文化，伴随着这一张张渗透着汗水与油墨香气的报纸推而广之。在每月一期的报纸基础上，邓习达又主动促进活动的开展，增进侨胞的互动，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但成为了大家的沟通桥梁，更成为了侨联文化的一个窗口。由于工作的突出表现，1992年邓习达又被调入北京市侨联任驻会副主席。
2001年，已经退休的邓习达再次走上侨联工作岗位，担任广内街道的侨联主席。在当年，一个街道建立侨联组织还算是一件新鲜事，其经费来源、运作方式并不成形，面对一个无办公地点、无经费、无正式编制的“三无”情况，善于用心工作的邓习达并没有感觉到任何阻力，而是将这样一个街道侨联做出了特点。
没有办公地点，请街道帮忙协调。街道侨联建设之初，邓习达首先组织人手对辖区内的侨胞进行了统计、建档，通过统计发现居然有十余人。人的问题解决之后，人气的问题成为了侨联工作所要思考的事情。邓习达积极协调各部门关系，努力推出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伴随着各类活动的展开，这个街道侨联越品越有味儿。
邓老爷子如今80多岁了，仍旧精力充沛，活力满满。
归国路
邓习达是在1959年踏上祖国土地的，之前他在印尼玛琅。
年轻时的他，是印尼当地华人社团组织“红星社”的秘书。最初的“红星社”仅仅是负责华人们的日常文娱活动，组织个运动比赛，排演个文艺演出。后来，“红星社”感受到了祖国召唤，越来越多的活动也渐次展开。这样的信号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不明朗的局面下，一些活动受到了限制。据邓习达回忆，虽然当时在印尼的华人与华人社团的生活状态差强人意，但至今还是为“红星社”能够得到参加1955年周总理出席的万隆会议资格而感到自豪。遗憾的是，玛琅离万隆会议的会址路途实在遥远，组织的经费又很拮据，参会最终未能成行，但那足以表现出越来越多人对于祖国日益高涨的向往。
1951年，邓习达的姐姐回到祖国。当时的邓习达已经代理着《新报》与《大工商报》等华文报纸。然而，印尼的政治环境却日趋严重，政府明令禁止华人的更多行为，在大一些的城市，华人可以经商，而在玛琅这样的城市，华人是不可以参与经济的。只有一个条件，从华人身份转为印尼身份。
面对这样的抉择，邓习达选择了中国。
其实这样的决定，也受到了不少阻力。鄧习达回忆，那时候身边有不少家人和朋友得知他有这样的决定，也都在劝其慎重考虑。“毕竟当时的祖国各方面发展都不是太好，比起印尼来有些差距，生活条件的艰苦是放在眼前最大的考验。”
不过，邓习达说：“周围人的劝解，其实并没有成为我的阻力，反而成为了动力。困难就在那儿，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为了回归祖国，我先学起了理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有个一技之长总也不会饿死，条件再艰苦，人们也离不开这样的服务。”
邓习达是个爱动脑子的人，印尼是一个羽毛球国度，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羽球运动的普及都在世界领先地位，当时一位华人运动员汤仙虎的回归祖国触动了他的心弦。他想，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体育事业一定也需要发展，从理发又有目的性地学起了羽毛球拍的维修与维护……
人民教师
大学毕业后，邓习达被分配到中学教书，他分外珍惜。那时候，家住北京南城龙潭湖附近，而学校却在朝阳的望京。作为一名教师，严格遵守时间才能保障学生们的正常授课，而当时的年代，无论是交通环境还是交通设施，都愁坏了整日要面对“长途跋涉”上班的邓习达。为了准时准点到校为学生们上课，邓习达只能选择时间最容易控制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时间的控制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体力上要付出很大代价。每天凌晨5点多一点起床，一杯热开水，一个馒头，奢侈一点再加一小碟白糖。简单的早餐就当热身，邓习达蹬上自行车便踏上了上班的道路，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两个多钟头的路程。有时候，学校因为开展夜班学习，待课程结束都已经晚上9点多，迎着星星蹬车回家，草草收拾休息，第二天再次蹬车上班……就这样一晃十余年，他用自行车的车轮丈量着铸就梦想的道路。
从教过程中，最让邓习达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姓蔡的学生，如今学生已近70岁，但每年都要登门来访。
追溯到1964年，邓习达班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他很聪明，但总是不认真听讲，而且还总是上课睡觉，平时纪律散漫，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坏学生”。然而，不肯服输的邓习达认为，每个学生都有其自身的优点，没有坏学生，只有引导不好的老师。于是，邓习达认真观察小蔡，发现他的自由散漫与长期以来的责任意识有关，于是主动给予小蔡机会，分担班级事务。效果显现，伴随着小蔡的责任意识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与自觉性有了不错的改观。然而，小蔡上课时睡觉的情况仍旧没有改观。这让邓习达了解到小蔡的生活。原来，孩子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如今小蔡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养猪，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小蔡就和母亲一同喂猪，打扫猪舍，如此年幼就要担负起家庭的担子。
邓习达走进了小蔡的家门，小蔡妈妈见到老师来访，居然有些紧张，甚至恐慌，以为孩子惹了祸或者学习拖了全班的后腿，然而邓习达首先表示出了来意，一是表扬小蔡有了很多的进步，二是鼓励孩子以后有更大的发展。这样的特殊来访让母亲喜出望外。
1983年，邓习达进入劲松一中，从普通教师到教育管理者。
侨联
正当邓习达的工作步入正轨的时候，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恢复了工作，接着各区侨联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这时北京市朝阳区委统战部根据工作需要把他从教育口调到统战口，担任朝阳区侨联主席。
面对一片空白的侨联工作，邓习达感受到宣传的重要性，他带领着同志们从基层做起，从一点一滴积累。于是他请来了年轻人，一笔一画在蜡纸上刻出报纸，将侨胞对于祖国的感情，与侨联工作细细记录。而后，他同一张白纸一样，慢慢学会印刷，从陌生到熟练，侨联的工作与侨联的文化，伴随着这一张张渗透着汗水与油墨香气的报纸推而广之。在每月一期的报纸基础上，邓习达又主动促进活动的开展，增进侨胞的互动，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但成为了大家的沟通桥梁，更成为了侨联文化的一个窗口。由于工作的突出表现，1992年邓习达又被调入北京市侨联任驻会副主席。
2001年，已经退休的邓习达再次走上侨联工作岗位，担任广内街道的侨联主席。在当年，一个街道建立侨联组织还算是一件新鲜事，其经费来源、运作方式并不成形，面对一个无办公地点、无经费、无正式编制的“三无”情况，善于用心工作的邓习达并没有感觉到任何阻力，而是将这样一个街道侨联做出了特点。
没有办公地点，请街道帮忙协调。街道侨联建设之初，邓习达首先组织人手对辖区内的侨胞进行了统计、建档，通过统计发现居然有十余人。人的问题解决之后，人气的问题成为了侨联工作所要思考的事情。邓习达积极协调各部门关系，努力推出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伴随着各类活动的展开，这个街道侨联越品越有味儿。
邓老爷子如今80多岁了，仍旧精力充沛，活力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