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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示：纪检监察部门的舆情监控水平需要再上新台阶；亟须全面打通超越民计民生底线做法的官方了解渠道；要尽快对下一阶段预防和惩治隐性腐败做出有效预案
如果人生可以假设，“浑身是宝”的“表哥”杨达才一定不会再让自己手腕上的内容如此丰富。一场突来的车祸、一个神秘的微笑、一块高价的手表以及随后被不断曝光的天价眼镜和皮带彻底改变了身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他以往平静而惬意的人生轨迹。
几天之后，“大表哥”风波未平，“二表哥”粉墨登场。湖北省麻城市“3000名学生自带桌椅上学”的辛酸现状令举国哗然，紧接着，该市市委书记杨遥手戴名表的“有图有真相”更激起网民愤怒，使其落得“有钱买名表没钱买课桌”的骂名。
虽然事件发酵初期，“大表哥” 表示其子也是手表发烧友，很多块表是与儿子换戴的，“二表哥”声称自己的手表是“六年前购买的一块浪琴牌电子石英表，价格一查便知”，但随后陆续证实的消息有力回击了他们的苍白辩解：杨达才因被“人肉”出在不同场合戴11块不同名表的照片，8月30日晚，陕西省纪委官网宣称将对其进行调查；稍后，有网友搜索出麻城市政府豪华办公大楼照片并指其耗资上亿元。
杨书记通过微博表示“‘学生自带桌椅上学’一事给我和许多人上了让人难忘的一课。网络社会，每个官员都必须学会在媒体的监督下工作和生活”之后，有网友向他发问：在你主政下，麻城有钱盖政府大楼，有钱办几百万元的演出，怎么就没几十万元给3000多孩子置办课桌的钱？
在调查结果正式出炉之前，不能妄断两位“表哥”就是贪腐之人。但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如果杨达才名表、名皮带和十几万元的镜框属实，至少可以证明他在合法收入之外还有别的经济来源；杨遥承认农村中小学校学生自带桌椅上学问题的确在麻城长期普遍存在，如果该市豪掷几百万元举办演出的情况属实，那么学生背桌上课带来的民众感动就是麻城的耻辱。
地方官员极其不易，因为千头万绪聚于一身。唯其如此，考量其能力和水平的关键一点便是发展的布局、突破的选点、领域的摆位和解难的次序。出于本位主义的各行各业都恨不能获得政策和资金最大限度的倾斜，但孰重孰轻、孰先孰后需要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科学而准确的判断。像杨书记承认的“长期”而“普遍”存在的农村中小学校学生自带桌椅上学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并不十万火急甚至可有可无的地方减一点、省一点？悲悯之心和人文关怀是各级公务员起码的道德，试想，面对人间惨剧和孩子困境都无动于衷的官员怎么可能“情为民所系”？
面对“表”哥，值得我们思考、需要我们改进的其实还有很多。这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一是在习惯于对官员进行有罪推断的舆论环境下，纪检监察部门的舆情监控水平能否再迈上一个台阶？预防胜于治疗，对于官员小处失德的及时干预，很可能就避免了量变之后的大处失节。
二是亟须全面打通超越民计民生底线做法的官方了解渠道。像此次麻城课桌问题，如果媒体没有披露，也许还会“长期”而“普遍”地存在下去。
三是要尽快对下一阶段预防和惩治隐性腐败做出有效预案。“意外中枪”的“表”哥们为其他贪官拉响了报警器，他们将迅速地由张扬转向低调，而学会低调的贪官比张扬的贪官更为阴险也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作秀蒙蔽了真相，而真相一旦拆穿，全社会将蒙受“我不相信”的巨大损失。
如果人生可以假设，“浑身是宝”的“表哥”杨达才一定不会再让自己手腕上的内容如此丰富。一场突来的车祸、一个神秘的微笑、一块高价的手表以及随后被不断曝光的天价眼镜和皮带彻底改变了身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他以往平静而惬意的人生轨迹。
几天之后，“大表哥”风波未平，“二表哥”粉墨登场。湖北省麻城市“3000名学生自带桌椅上学”的辛酸现状令举国哗然，紧接着，该市市委书记杨遥手戴名表的“有图有真相”更激起网民愤怒，使其落得“有钱买名表没钱买课桌”的骂名。
虽然事件发酵初期，“大表哥” 表示其子也是手表发烧友，很多块表是与儿子换戴的，“二表哥”声称自己的手表是“六年前购买的一块浪琴牌电子石英表，价格一查便知”，但随后陆续证实的消息有力回击了他们的苍白辩解：杨达才因被“人肉”出在不同场合戴11块不同名表的照片，8月30日晚，陕西省纪委官网宣称将对其进行调查；稍后，有网友搜索出麻城市政府豪华办公大楼照片并指其耗资上亿元。
杨书记通过微博表示“‘学生自带桌椅上学’一事给我和许多人上了让人难忘的一课。网络社会，每个官员都必须学会在媒体的监督下工作和生活”之后，有网友向他发问：在你主政下，麻城有钱盖政府大楼，有钱办几百万元的演出，怎么就没几十万元给3000多孩子置办课桌的钱？
在调查结果正式出炉之前，不能妄断两位“表哥”就是贪腐之人。但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如果杨达才名表、名皮带和十几万元的镜框属实，至少可以证明他在合法收入之外还有别的经济来源；杨遥承认农村中小学校学生自带桌椅上学问题的确在麻城长期普遍存在，如果该市豪掷几百万元举办演出的情况属实，那么学生背桌上课带来的民众感动就是麻城的耻辱。
地方官员极其不易，因为千头万绪聚于一身。唯其如此，考量其能力和水平的关键一点便是发展的布局、突破的选点、领域的摆位和解难的次序。出于本位主义的各行各业都恨不能获得政策和资金最大限度的倾斜，但孰重孰轻、孰先孰后需要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科学而准确的判断。像杨书记承认的“长期”而“普遍”存在的农村中小学校学生自带桌椅上学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并不十万火急甚至可有可无的地方减一点、省一点？悲悯之心和人文关怀是各级公务员起码的道德，试想，面对人间惨剧和孩子困境都无动于衷的官员怎么可能“情为民所系”？
面对“表”哥，值得我们思考、需要我们改进的其实还有很多。这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一是在习惯于对官员进行有罪推断的舆论环境下，纪检监察部门的舆情监控水平能否再迈上一个台阶？预防胜于治疗，对于官员小处失德的及时干预，很可能就避免了量变之后的大处失节。
二是亟须全面打通超越民计民生底线做法的官方了解渠道。像此次麻城课桌问题，如果媒体没有披露，也许还会“长期”而“普遍”地存在下去。
三是要尽快对下一阶段预防和惩治隐性腐败做出有效预案。“意外中枪”的“表”哥们为其他贪官拉响了报警器，他们将迅速地由张扬转向低调，而学会低调的贪官比张扬的贪官更为阴险也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作秀蒙蔽了真相，而真相一旦拆穿，全社会将蒙受“我不相信”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