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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每年的学费由最初的200元涨到4000至1万元，而我们又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不能坚持到高中毕业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能够有幸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又面临着因高额学费而辍学的危险。许多贫困家庭因为孩子上大学而使其家庭在经济上走向崩溃和破产，并由此产生了更多的特困户，政府在此情况下做出了“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上不起大学”的庄严承诺，作为实现这样一个沉重目标的主要举措，在政府行政力量干预下，商业银行开办了国家助学贷款。
在各商业银行以极大的热情推出一系列小额个人消费贷款的同时，今年国家助学贷款却遇到了部分商业银行停贷，舆论的矛头相当一致地指向大学生较高违约率所表现出来的诚信问题，但实际上影响银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积极性的根本原因主要不是诚信问题，让商业机构去从事非商业性的活动才是问题的关键。政府所指定的经办银行都是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得强令商业性银行发放贷款，干预资金的投放，商业性银行要完全依据商业性原则来独立经营，况且将现在的国有银行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也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商业银行又是国有银行，我们之所以成立国有商业银行并且严格限制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本意就是要控制经济资源，并且要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保持一种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否则所有权如何体现呢？所以，归根结底正是现在这种过渡时期所特有的金融体制造成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干预和商业银行对国家助学贷款的消极态度。
对商业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消极反应，政府部门“二部一行”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不得擅自停办国家助学贷款，另一方面，又不能强令经办银行按照贴息额度全额发放助学贷款，只能进行道德规劝。从银行方面来看，办理助学贷款的态度不积极，审查周期很长，放款率很低，贷款金额也很少，国家贴息计划的额度本来就很有限，现在还不能完全利用。有的银行在贷款配额尚有余额的情况下将助学金和学习成绩挂钩，将助学金变成了奖学金，大大增加了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难度。银行对不同的院校实行了差别化的待遇，那些末流或不入流的弱势学校，是难以分到国家助学贷款的一杯羹，而这些学校正是贫困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许多学校为了解决贫困学生太多，贷款额度太少的矛盾，只允许在校学生贷款一年，远远满足不了贫困学生的要求。导致目前国家助学贷款所发挥的作用和需要它的人数比起来还比较有限。
银行作为一家商业机构，很难空泛地要求其去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经营性的企业，商业银行面对较高的违约率所做出的反应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可以认为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说明我们的国有银行对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比过去更加关注了，至于指责银行停办国家助学贷款是将往届大学生的过错转嫁给在校大学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不允许银行吃一堑、长一智是没有理由的。
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以商业性经营原则为标准来衡量，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是否是各类商业性贷款中风险最大的一种？为什么对国家助学贷款有如此清晰和坚决的态度，有如此果断的决策，而对于其他商业性贷款却又缺乏如此果断的措施呢？如果我们对所有的商业性贷款都能够如此对待的话，我们的金融系统何以积累起天文数字般的不良资产呢？银行业岂不是要停掉大部分的经营活动吗？这是否与贫困大学生这一弱势群体有关呢？
银行方面的另一个解释是开办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小，手续复杂、成本高，缺乏利益激励，所以态度难免消极。某银行业内人员在媒体上称一个房地产项目一贷就是几千万，和办理一笔国家助学贷款花费同样的工夫和成本，这就难怪银行的不良资产那么多了。实际上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许多前期工作如初审都由学校来承担了，银行做的是“批发”生意，成本没有银行方面说的那么大，说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成本高于企业贷款，只能说明银行对企业贷款的管理有些松懈了。真诚的希望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们对所有的商业性贷款都能够保持统一的标准与原则，能够创造性地工作，在批评大学生缺乏诚信的同时也能够对自己的金融产品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政府应该是也只有政府才能够成为最主要的和最稳定的资助者，国家不仅要在法律上确认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要致力于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大致相同的受教育机会。我国政府应该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由政府专设基金并设立专门机构来从事大学生的贷款和助学金的管理与发放工作，高校也应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执行这些资助计划，政府提供的助学金一般可采取四种形式：一种是无须偿还的助学金；一种是无息贷款；另一种是低息贷款；政府还可以设立担保基金，资金可来源于财政和社会捐赠。设想发行助学彩票募集社会资金，资助贫困家庭的子女读书是否比玩足球更重要一点呢？将“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上不起大学”的沉重承诺系于国家助学贷款这样一种商业性的贷款项目上，它是承受不了的。
至于财政困难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真正需要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如何安排财政支出的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在决策者心目中而不是在口头上的重要性问题，是一个选择与取舍的问题——也许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豪华轿车，普通轿车也能够提供相同的工作效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型会议，发几封电子邮件可能就会起到相似的作用；也许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公费聚餐，工作餐说不定也能够提供足以支持我们从事公务活动的热量与营养；也许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广场与绿地，贫困学生的愁容会大大降低我们在欣赏美景时的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