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全球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形势严峻。“一带一路”倡议下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有利于缓解这些冲突，但是需要克服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法律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等诸多制约因素，如符合从事有关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标准的专业性人才比较缺乏等。为此，提出了增进政治互信、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金融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等策略，为“一带一路”倡议下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双循环”;政治互信;金融合作;金融科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63-05
一、“一带一路”倡议赋予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新机遇
（一）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金融互利共赢合作
“丝绸之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商贸之路，受到沿线国家的重视。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开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和时代发展机遇，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政策法规支持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力度在增强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2017年，党的十九大成功召开，进一步确立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工作重点，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提到，要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领域，促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合作与发展，推进“健康丝路”[1]。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议程”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致辞，强调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三）“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有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新发展格局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一致性，为“一带一路”带来新的发展契机。2021年2月2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显示，2020年，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 329.4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4 294家，直接投资82.7亿美元。李伟（2017）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扩大深化合作可为各参与方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新的机遇[3]。王永贵（2020）强调，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创新型定制金融产品，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外循环”发展格局[4]。佟家栋（2017）分析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5]。以周灵（2019）以完善国际多式联运责任制度为例[6]，提出海外投资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规定，扩大《合同法》等与海外投资有关的法律内容和适用范围，为“资金融通”提供制度保障。林碧云等（2018）在研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制造业投资风险及其对策时，提出从法律法规的完善、制造技术的创新和金融机构间的优势互补等方面降低风险的对策[7]。倪名扬（2020）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温州市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出产教融合促实操、建立人才多元化考评体系等诸多对策，这些对策可以为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8]。
二、“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必要性和商机
（一）“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必要性
1.可消化、转移剩余生产力。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大部分的工业行业中均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中国钢铁、水泥、船舶、炼油、铝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严重，迫切需要治理。中国欧盟商会总书记伍德克在2016年《中国产能过剩研究报告》提到，“中国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产能过剩，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据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依然存在大量炼油规模较小、效率较差的产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钢材产量132 489万吨，同比增长7.7%;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全国累计出口钢材5 367.1万吨，同比下降16.5%，需求下滑而供给保持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巨大，为中国化解过剩产能提供契机。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支付金融超过2.73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13.9%。截至2019年末，中国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3.03%，同时期美元国际化指数为50.85%，欧元为26.28%。与美元、欧元相比，人民币国际化起步较晚。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还处于较低水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刘功润（2017）认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国际分工环境，能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9]。 3.多类金融机构需要扩大市场。截至2019年4月，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超过4 400亿美元，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的规模超过3 200亿元人民币。亚投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信保等多方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为海外投资提供重要资金支持。据亚投行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亚投行批准了99.8亿美元贷款，与2019年相比增长显著。据2020年12月25日，人民网文章，中再集团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累计约3 500亿元的风险保障。中国信保为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提供金融支持;中投公司投资建设欧洲大型物流设施;国家开发银行参与科伦坡南港码头建设……各类金融机构各司其职，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
（二）“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商机
1.经济全球化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带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10]，促进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澳新自由贸易、东南亚国际联盟等多个世界区域经济组织不断发展。2020年11月15日，中国正式加入了由东盟十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中纳入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现代化议题，其签订有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和提高成员国市场开发程度，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重要助推力量。
2.许多参与国已获得明显经济利益。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30日，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合作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资源充裕且种类多样，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本国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作用，这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是各国共同参与，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阳光大道。中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禀赋进行投资，吸引东道国主动参与合作，为中国带来投资收益的同时，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丁一凡在《“一带一路”百人谈》节目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大概有20%是来自“一带一路”项目。
3.金融科技的发展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助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推进，中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项目的数量不断增多，所需资金池不断增大，传统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存在效率低、资金供给量有限等诸多劣势，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需求。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催生新业态的发展，提供更加先进的跨境支付手段和结算系统，增加创新型金融产品供给，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美国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数字经济议程》;英国在2020年发布了《国家数据战略》。2020年9月15日，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召开，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
三、“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贏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干扰金融互利共赢合作
1.地缘政治局面不够稳定。目前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政治体制和政局稳定性差异较大。欧洲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而有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政治不稳定导致领导人的相关态度变化多，从而增加了不同国家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复杂性。且“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一直是政局动荡、战争频发的地带，地区局势比较紧张，合作项目容易因为客观环境变化而被迫中断甚至终止，严重影响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安全性。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还存在舆论界如新闻媒体合作交流不到位等问题。比如，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凭借其政治经济和舆论优势，干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贬低“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等问题。
2.金融法律法规待协调。目前，国内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并不完善，难以适应“一带一路”迅速发展的需求。据商务部发布会表示，截至2021年1月30日，已有171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由于各国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存在差异，跨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中，金融交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领域仍然存在“法外之地”，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弥补法律空白。在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时，参与方权利责任界限不清，既有交叉也有空白。在纠纷发生之前，参与方普遍认同的争端处理机制尚未建立，纠纷处理适用标准模糊不清，难以及时处理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过程中的冲突，消耗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影响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正常开展。
（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导致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困难
1.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据外交部发布的东道国国情概况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并不充分，抗风险能力较低，经济比较脆弱，如基里巴斯2020年人均GDP为1 763.13美元，莱索托为1 657.05美元（据世界经济信息网预测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则较高，比如，瑞士为85 996.71美元，澳大利亚为62 903.4美元。欧洲地区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条件更好，证券市场比较成熟，金融市场体系和监管制度较完整，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更高，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提供较为成熟的客观环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复杂环境，将会增加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难度。除此之外，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还会受到国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速度等因素的影响，给双方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带来诸多隐患。
2.疫情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2%，全球经济产出累计损失将达8.5万亿美元，各国经济遭受重创。欧洲央行预计，2020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8%;美国商务部报道，美国2020年全年GDP萎缩3.5%;据日本内阁公布数据，日本2020年GDP下降4.8%。目前，全球现有确诊病例已超过1亿例，累计确诊人数仍在增加，海外疫情发展态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一带一路”项目多发生在国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全球物资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多个“一带一路”大型项目因防控疫情或物资供应不足等原因而被迫推迟或中断，增加了项目运营成本和近期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隐患。 （三）金融科技与人才合作交流待加强
1.高端金融人才数量缺乏。据全球风险管理协会（GARP）官网数据，中国目前仅有15 800名金融风险管理师（FRM）持证人员;据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协会官网数据，目前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的CFA持证人数为6 115名。适合需求的高端金融人才是当今国内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中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加强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是提高中国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能让中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供应链等科技的进步，金融数字化趋势加强，“互联网+”等新兴金融业态不断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和金融人才已不能满足新需要，以至新兴市场人才紧缺，因而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国内高校金融类培养体系下，存在金融理论与国际金融实践脱节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金融人才的培养，国内金融人才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
2.跨国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困难。跨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意味着需要和东道国员工共同工作。不同的国家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关系、文化程度、时间观念、工作方式等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东道国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环境，其政府在劳工、就业等立法上设定了诸多限制，为双方共同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带来障碍。在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方面，双方的管理人员在学科知识、文化、语言理解和应变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员工的思维观念多样多元，金融管理能力参差不齐。除此之外，沟通交流也是跨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重要难题。地域上的分散、语言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管理惯例的差异等都会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增加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影响合作效率和效果，给跨国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挑战。
3.金融业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有差距。第一，跨境支付体系薄弱。商务部《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全球第三，流量蝉联世界第二。中国跨境支付资金量较大，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跨境支付体系。目前，贝宝（Pay Pal）、万里汇（World First）等是海外常用的跨境支付工具，国内以支付宝、微信、银联等为主。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金融标准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人民币境外监管制度和网络信息安全标准并不完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第二，多国金融科技创新难以符合双方的需要。跨境资金流量不断加大，国内金融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国内外对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愈加多层次、多样化。但是，国内外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因受制于技术问题，难以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供应链等技术发展，创新型金融科技产品供给不足。
四、“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路径
（一）沿线国家政府加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
1.政府有增进政治互信的实际行动。“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中，各国领导人可通过电话、会谈、访问等方式加强政策沟通协调，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在与他国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时，应选择巴基斯坦、柬埔寨、尼泊尔等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减少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风险。中企“走出去”时，需要招聘一定规模比例的东道国居民，承担社会责任，分享经济建设成果。要注重与新闻媒体合作交流。各国都应遵守“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章程，在尊重版权的基础上加强内容互换、信息共享，尊重新闻事实，坚持职业道德素养，正确报道双方合作项目的进程以及带来的积极意义，发挥舆论在“民心相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
2.参与者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应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立法主体作用，完善国内金融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时，要将法律深入到金融交易、投资活动、金融监管等具体领域，扩大金融立法范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规范经济秩序，以便当金融活动发生法律纠纷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涉及国际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时，参与国政府之间加强沟通交流，以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的方式，将协商结果固定化，为今后争端的解决奠定基础，更好地保护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各方的利益。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中，对金融服务、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规范了成员国之间的金融活动，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冲突的解决提供了高效透明的规则和程序。
（二）金融业通过互利共赢合作抓住发展机遇
1.金融业需要深入调研金融市场状况。在与东道国进行金融互利共赢合作之前，派遣专业调研团前往东道国对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历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清楚认识与东道国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优势与劣势，形成完整、科学、详实的东道国国情概况調研报告，并及时更新。比如，中国“一带一路”网每年都会公布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投资合作指南。除了参考本国研究报告之外，还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或组织发布的文件，比如《经商环境报告》《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世界投资报告》等，综合考虑宏微观环境。根据调研报告评判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项目的可行性、收益性与安全性，对是否与东道国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进行决策。将中国发展战略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调动东道国参与合作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互利共赢，共谋发展。
2.金融业要把握当下投资的机遇。据中国商务部2021年1月21日公布数据，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增18.3%。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大量抢购增持中国债券。据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2021年1月债券托管量（按投资者）》数据，1月末境外机构债券托管量面额达30 567.75亿元，同比增长62.09%，相较上年末增长5.96%。新冠疫情虽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也蕴藏着新的投资机遇。金融可通过投资和贷款等方式参与到抗疫中。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与外国合作研发新冠疫苗，如复兴医药是英国牛津疫苗的投资方之一。支持部分上市公司如平安证券等发行抗疫债券。企业应随时关注世界经济形势走向，把握复杂经济形势下隐藏的经济增长点，在萎缩低迷的市场行情之下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拓宽投融资渠道。 （三）金融业与高校、人才市场、互联网平台等加强协同创新
1.中外金融业与高校合作培养金融人才。高校应密切关注金融新兴业态的发展，注重金融教育与培训。加大金融师资投入力度，定期开办金融教师课程培训班，及时更新金融专业教材。注重学生理论科研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将“一带一路”金融作为研究主题，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推动“一带一路”学术成果国际化，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访学等方式，给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促进高端人才交流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设立“一带一路”人才发展基金，为国内学生出国深造、国外学者来华访问等提供资金支持。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高校要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建立“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地，为在校学生提供金融实习机会，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提高金融素养。
2.加强跨国金融人才市场管理。完善员工招聘和培训制度，企业在社招时，要按照金融具体岗位要求制订招聘计划，明确招聘人数、学历、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工作经历等标准。对招聘的员工和外派员工要进行培训。考虑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教育水平，对东道国人员制定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其进行金融综合素质评估。对于东道国招聘的员工，着重对其专业技能开展培训;针对外派员工，注重对东道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基本国情展开培训，让外派人员在陌生的海外环境尽快适应工作。在选人和用工方面，企业应遵守东道国的劳工法，减少因违背东道国劳工法律而使公司陷入法律纠纷的风险，减少因法律纠纷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3.金融业加大科技创新合作的力度。首先，完善跨境支付体系。中国应进一步推动银联、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的境外普及，促进中国跨境支付技术走向海外，建立跨境支付技术标准。其次，中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应发挥本国科技实力，积极融入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之中，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供应链等技术的发展，建立创新型互联网平台。2021年2月1日，中国移动国际公司正式启用德国数据中心;2020年底，欧盟公布《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规范数字服务市场……促进“丝路科技”平台建设，发挥高端金融科技人才的作用，创新投、融资等领域金融产品，提高科技含量，推动金融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数字化，加强与其他国家本国货币数字化的交流与合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货币基础，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五、结论与展望
总之，虽然“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将面临政治、经济、法律、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以积累资本的发展道路不同，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为世界提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但“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为沿线国家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有利于我国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应重视风险防控，推动有关各方经济健康发展，提高合作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一带一路网.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EB/OL].[2021-01-18].http：//ydyl.china.com.cn/2021-01/18/content_77 127007.htm
[2]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新闻报道[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125/c64094-31944011.html，[2020-11-25].
[3] 李伟.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在深化合作中不断创造“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J].管理世界，2017，（1）：2-4.
[4] 王永贵，洪傲然.千篇一律还是产品定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渠道经营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12）：110-127.
[5] 佟家栋.“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超越[J].经济研究，2017，52（12）：22-25.
[6] 周灵，刘水林.“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多式联运责任制度的完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21（5）：53-64.
[7] 林碧云，孟庆军，张长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制造业投资风险及其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8，（14）：7-9.
[8] 倪名扬.“一带一路”背景下温州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析[J].生产力研究，2020，（6）：110-113.
[9] 刘功润.“一带一路”倡議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J].上海金融，2017，（10）：60-62.
[10] 和音.关键时刻更要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N].人民日报，2021-01-17（003）.
[责任编辑 妤 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双循环”;政治互信;金融合作;金融科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63-05
一、“一带一路”倡议赋予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新机遇
（一）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金融互利共赢合作
“丝绸之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商贸之路，受到沿线国家的重视。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开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和时代发展机遇，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政策法规支持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力度在增强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2017年，党的十九大成功召开，进一步确立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工作重点，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提到，要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领域，促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合作与发展，推进“健康丝路”[1]。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议程”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致辞，强调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三）“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有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新发展格局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一致性，为“一带一路”带来新的发展契机。2021年2月2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显示，2020年，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 329.4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4 294家，直接投资82.7亿美元。李伟（2017）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扩大深化合作可为各参与方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新的机遇[3]。王永贵（2020）强调，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创新型定制金融产品，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外循环”发展格局[4]。佟家栋（2017）分析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5]。以周灵（2019）以完善国际多式联运责任制度为例[6]，提出海外投资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规定，扩大《合同法》等与海外投资有关的法律内容和适用范围，为“资金融通”提供制度保障。林碧云等（2018）在研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制造业投资风险及其对策时，提出从法律法规的完善、制造技术的创新和金融机构间的优势互补等方面降低风险的对策[7]。倪名扬（2020）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温州市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出产教融合促实操、建立人才多元化考评体系等诸多对策，这些对策可以为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8]。
二、“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必要性和商机
（一）“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必要性
1.可消化、转移剩余生产力。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大部分的工业行业中均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中国钢铁、水泥、船舶、炼油、铝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严重，迫切需要治理。中国欧盟商会总书记伍德克在2016年《中国产能过剩研究报告》提到，“中国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产能过剩，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据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依然存在大量炼油规模较小、效率较差的产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钢材产量132 489万吨，同比增长7.7%;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全国累计出口钢材5 367.1万吨，同比下降16.5%，需求下滑而供给保持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巨大，为中国化解过剩产能提供契机。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支付金融超过2.73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13.9%。截至2019年末，中国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3.03%，同时期美元国际化指数为50.85%，欧元为26.28%。与美元、欧元相比，人民币国际化起步较晚。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还处于较低水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刘功润（2017）认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国际分工环境，能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9]。 3.多类金融机构需要扩大市场。截至2019年4月，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超过4 400亿美元，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的规模超过3 200亿元人民币。亚投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信保等多方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为海外投资提供重要资金支持。据亚投行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亚投行批准了99.8亿美元贷款，与2019年相比增长显著。据2020年12月25日，人民网文章，中再集团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累计约3 500亿元的风险保障。中国信保为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提供金融支持;中投公司投资建设欧洲大型物流设施;国家开发银行参与科伦坡南港码头建设……各类金融机构各司其职，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
（二）“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商机
1.经济全球化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带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10]，促进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澳新自由贸易、东南亚国际联盟等多个世界区域经济组织不断发展。2020年11月15日，中国正式加入了由东盟十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中纳入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现代化议题，其签订有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和提高成员国市场开发程度，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重要助推力量。
2.许多参与国已获得明显经济利益。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30日，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合作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资源充裕且种类多样，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本国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作用，这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是各国共同参与，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阳光大道。中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禀赋进行投资，吸引东道国主动参与合作，为中国带来投资收益的同时，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丁一凡在《“一带一路”百人谈》节目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大概有20%是来自“一带一路”项目。
3.金融科技的发展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助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推进，中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项目的数量不断增多，所需资金池不断增大，传统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存在效率低、资金供给量有限等诸多劣势，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需求。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催生新业态的发展，提供更加先进的跨境支付手段和结算系统，增加创新型金融产品供给，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美国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数字经济议程》;英国在2020年发布了《国家数据战略》。2020年9月15日，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召开，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
三、“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贏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干扰金融互利共赢合作
1.地缘政治局面不够稳定。目前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政治体制和政局稳定性差异较大。欧洲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而有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政治不稳定导致领导人的相关态度变化多，从而增加了不同国家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复杂性。且“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一直是政局动荡、战争频发的地带，地区局势比较紧张，合作项目容易因为客观环境变化而被迫中断甚至终止，严重影响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安全性。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还存在舆论界如新闻媒体合作交流不到位等问题。比如，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凭借其政治经济和舆论优势，干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贬低“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等问题。
2.金融法律法规待协调。目前，国内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并不完善，难以适应“一带一路”迅速发展的需求。据商务部发布会表示，截至2021年1月30日，已有171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由于各国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存在差异，跨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中，金融交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领域仍然存在“法外之地”，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弥补法律空白。在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时，参与方权利责任界限不清，既有交叉也有空白。在纠纷发生之前，参与方普遍认同的争端处理机制尚未建立，纠纷处理适用标准模糊不清，难以及时处理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过程中的冲突，消耗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影响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正常开展。
（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导致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困难
1.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据外交部发布的东道国国情概况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并不充分，抗风险能力较低，经济比较脆弱，如基里巴斯2020年人均GDP为1 763.13美元，莱索托为1 657.05美元（据世界经济信息网预测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则较高，比如，瑞士为85 996.71美元，澳大利亚为62 903.4美元。欧洲地区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条件更好，证券市场比较成熟，金融市场体系和监管制度较完整，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更高，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提供较为成熟的客观环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复杂环境，将会增加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难度。除此之外，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还会受到国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速度等因素的影响，给双方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带来诸多隐患。
2.疫情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2%，全球经济产出累计损失将达8.5万亿美元，各国经济遭受重创。欧洲央行预计，2020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8%;美国商务部报道，美国2020年全年GDP萎缩3.5%;据日本内阁公布数据，日本2020年GDP下降4.8%。目前，全球现有确诊病例已超过1亿例，累计确诊人数仍在增加，海外疫情发展态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一带一路”项目多发生在国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全球物资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多个“一带一路”大型项目因防控疫情或物资供应不足等原因而被迫推迟或中断，增加了项目运营成本和近期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隐患。 （三）金融科技与人才合作交流待加强
1.高端金融人才数量缺乏。据全球风险管理协会（GARP）官网数据，中国目前仅有15 800名金融风险管理师（FRM）持证人员;据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协会官网数据，目前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的CFA持证人数为6 115名。适合需求的高端金融人才是当今国内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中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加强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是提高中国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能让中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供应链等科技的进步，金融数字化趋势加强，“互联网+”等新兴金融业态不断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和金融人才已不能满足新需要，以至新兴市场人才紧缺，因而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国内高校金融类培养体系下，存在金融理论与国际金融实践脱节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金融人才的培养，国内金融人才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
2.跨国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困难。跨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意味着需要和东道国员工共同工作。不同的国家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关系、文化程度、时间观念、工作方式等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东道国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环境，其政府在劳工、就业等立法上设定了诸多限制，为双方共同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带来障碍。在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方面，双方的管理人员在学科知识、文化、语言理解和应变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员工的思维观念多样多元，金融管理能力参差不齐。除此之外，沟通交流也是跨国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重要难题。地域上的分散、语言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管理惯例的差异等都会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增加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影响合作效率和效果，给跨国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挑战。
3.金融业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有差距。第一，跨境支付体系薄弱。商务部《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全球第三，流量蝉联世界第二。中国跨境支付资金量较大，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跨境支付体系。目前，贝宝（Pay Pal）、万里汇（World First）等是海外常用的跨境支付工具，国内以支付宝、微信、银联等为主。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金融标准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人民币境外监管制度和网络信息安全标准并不完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第二，多国金融科技创新难以符合双方的需要。跨境资金流量不断加大，国内金融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国内外对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愈加多层次、多样化。但是，国内外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因受制于技术问题，难以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供应链等技术发展，创新型金融科技产品供给不足。
四、“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路径
（一）沿线国家政府加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
1.政府有增进政治互信的实际行动。“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中，各国领导人可通过电话、会谈、访问等方式加强政策沟通协调，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在与他国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时，应选择巴基斯坦、柬埔寨、尼泊尔等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减少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风险。中企“走出去”时，需要招聘一定规模比例的东道国居民，承担社会责任，分享经济建设成果。要注重与新闻媒体合作交流。各国都应遵守“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章程，在尊重版权的基础上加强内容互换、信息共享，尊重新闻事实，坚持职业道德素养，正确报道双方合作项目的进程以及带来的积极意义，发挥舆论在“民心相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
2.参与者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应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立法主体作用，完善国内金融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时，要将法律深入到金融交易、投资活动、金融监管等具体领域，扩大金融立法范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规范经济秩序，以便当金融活动发生法律纠纷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涉及国际金融互利共赢合作时，参与国政府之间加强沟通交流，以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的方式，将协商结果固定化，为今后争端的解决奠定基础，更好地保护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各方的利益。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中，对金融服务、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规范了成员国之间的金融活动，为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冲突的解决提供了高效透明的规则和程序。
（二）金融业通过互利共赢合作抓住发展机遇
1.金融业需要深入调研金融市场状况。在与东道国进行金融互利共赢合作之前，派遣专业调研团前往东道国对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历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清楚认识与东道国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的优势与劣势，形成完整、科学、详实的东道国国情概况調研报告，并及时更新。比如，中国“一带一路”网每年都会公布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投资合作指南。除了参考本国研究报告之外，还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或组织发布的文件，比如《经商环境报告》《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世界投资报告》等，综合考虑宏微观环境。根据调研报告评判金融互利共赢合作项目的可行性、收益性与安全性，对是否与东道国开展金融互利共赢合作进行决策。将中国发展战略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调动东道国参与合作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互利共赢，共谋发展。
2.金融业要把握当下投资的机遇。据中国商务部2021年1月21日公布数据，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增18.3%。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大量抢购增持中国债券。据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2021年1月债券托管量（按投资者）》数据，1月末境外机构债券托管量面额达30 567.75亿元，同比增长62.09%，相较上年末增长5.96%。新冠疫情虽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也蕴藏着新的投资机遇。金融可通过投资和贷款等方式参与到抗疫中。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与外国合作研发新冠疫苗，如复兴医药是英国牛津疫苗的投资方之一。支持部分上市公司如平安证券等发行抗疫债券。企业应随时关注世界经济形势走向，把握复杂经济形势下隐藏的经济增长点，在萎缩低迷的市场行情之下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拓宽投融资渠道。 （三）金融业与高校、人才市场、互联网平台等加强协同创新
1.中外金融业与高校合作培养金融人才。高校应密切关注金融新兴业态的发展，注重金融教育与培训。加大金融师资投入力度，定期开办金融教师课程培训班，及时更新金融专业教材。注重学生理论科研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将“一带一路”金融作为研究主题，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推动“一带一路”学术成果国际化，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访学等方式，给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促进高端人才交流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设立“一带一路”人才发展基金，为国内学生出国深造、国外学者来华访问等提供资金支持。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高校要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建立“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地，为在校学生提供金融实习机会，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提高金融素养。
2.加强跨国金融人才市场管理。完善员工招聘和培训制度，企业在社招时，要按照金融具体岗位要求制订招聘计划，明确招聘人数、学历、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工作经历等标准。对招聘的员工和外派员工要进行培训。考虑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教育水平，对东道国人员制定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其进行金融综合素质评估。对于东道国招聘的员工，着重对其专业技能开展培训;针对外派员工，注重对东道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基本国情展开培训，让外派人员在陌生的海外环境尽快适应工作。在选人和用工方面，企业应遵守东道国的劳工法，减少因违背东道国劳工法律而使公司陷入法律纠纷的风险，减少因法律纠纷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3.金融业加大科技创新合作的力度。首先，完善跨境支付体系。中国应进一步推动银联、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的境外普及，促进中国跨境支付技术走向海外，建立跨境支付技术标准。其次，中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应发挥本国科技实力，积极融入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之中，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供应链等技术的发展，建立创新型互联网平台。2021年2月1日，中国移动国际公司正式启用德国数据中心;2020年底，欧盟公布《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规范数字服务市场……促进“丝路科技”平台建设，发挥高端金融科技人才的作用，创新投、融资等领域金融产品，提高科技含量，推动金融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数字化，加强与其他国家本国货币数字化的交流与合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货币基础，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五、结论与展望
总之，虽然“一带一路”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将面临政治、经济、法律、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以积累资本的发展道路不同，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为世界提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但“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为沿线国家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有利于我国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金融互利共赢合作应重视风险防控，推动有关各方经济健康发展，提高合作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一带一路网.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EB/OL].[2021-01-18].http：//ydyl.china.com.cn/2021-01/18/content_77 127007.htm
[2]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新闻报道[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125/c64094-31944011.html，[2020-11-25].
[3] 李伟.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在深化合作中不断创造“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J].管理世界，2017，（1）：2-4.
[4] 王永贵，洪傲然.千篇一律还是产品定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渠道经营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12）：110-127.
[5] 佟家栋.“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超越[J].经济研究，2017，52（12）：22-25.
[6] 周灵，刘水林.“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多式联运责任制度的完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21（5）：53-64.
[7] 林碧云，孟庆军，张长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制造业投资风险及其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8，（14）：7-9.
[8] 倪名扬.“一带一路”背景下温州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析[J].生产力研究，2020，（6）：110-113.
[9] 刘功润.“一带一路”倡議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J].上海金融，2017，（10）：60-62.
[10] 和音.关键时刻更要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N].人民日报，2021-01-17（003）.
[责任编辑 妤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