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沈钧儒（1875-1963），著名的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他30岁中了进士。按照他的经历与中国士大夫家庭的习惯，他本应成为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僚或政客。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路。他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通过长期革命实践，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曾说：“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为抗战、民主、团结而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失陷前夕，沈钧儒从武汉撤离到重庆。
開始，他住在城内小梁子的青年会宿舍，1939年下半年搬到枣子岚坯83号良庄——这是观音崖下半山坡上一座3层小楼，他带着子女住在2楼，同住的还有王炳南一家，3楼住着著名作家茅盾。他每天从这里步行爬上爬下，奔波于道路崎岖、高高低低的山城，不辞辛苦地从事着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掩盖它的专政独裁而成立了一个装璜门面的国民参政会。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议员。尽管大部分“遴选”的国民参议员是国民党及其附庸分子，沈钧儒等爱国进步人士还是和被聘为国民参政员的中共代表一起，在国民参政会上为保障人民权利，争取民主政治，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沈钧儒出席了1938年7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会前夕，他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政府当局对参政会的决议尽量采纳，切实执行，打破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彻的积弊”。他在这次会上毅然提出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提案，要求：
“除法律赋有权限之机关外，绝对不许拘捕、禁押、审判、处罚人民，以保法权统一”“通令各军警机关，拘捕嫌疑之人犯，必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解送审判机关”“凡非依法律手续逮捕者应立即移送审判机关”“通令军警机关，凡人民团体及言论出版，非依法律不得解散、封闭、扣押、没收”等。
这个提案虽然被通过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付诸实行。他在1939年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除提出《切实执行成人教育案》外，又对保障人民权利再呼吁，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并提出保证执行保障人民权利案的五项办法等。提案经参政大会通过，但结果仍不见国民党政府如何实行。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认为要坚持团结抗战，必须实施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1939年2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他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提请确立民主法制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在同年9月举行的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结束党治。接着，他参与掀起了一场民主宪政运动。
1939年10月，沈钧儒和各党派参政员25人发起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在重庆银行大厦数度集会，到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公推85人筹备组织宪政促进会，他被选为促进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为推动西南各省开展宪政运动，他于10月27日乘飞机到广西桂林，边视察广西地方建设情况，边大力宣传重庆宪政运动开展情况，发表了《关于宪政的几件事》的演讲，撰写了《实行宪政对我国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等文章，并通过接见记者谈话，宣传实施宪政对于抗战建国的意义以及实施宪政的途径。他批驳了国民党方面借口“军事第一”，反对实施宪政的论调，指出“宪政本身对抗战建国是很重要”“一个菜馆须要列一张菜单供客人参考，一个国家也须要订立一个宪法使人明确了解其本身的权利与义务”“实施全民的民主政治，使各党派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以推动国内的政治，这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迫切的要求了”。他号召各界发动座谈会，举行公开演讲，散发小册子，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推动民主宪政的实现。他的宣传，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桂林、成都、上海、延安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宪政座谈会或宪政促进会，各党派的代表人物都纷纷发表关于宪政的言论，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最注目的大事。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他于同年11月和黄炎培、章伯钧、张澜、梁漱溟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是，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根本没有实行宪政的打算，宪政运动不久受到挫折。
由于沈钧儒坚持民主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更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反动派造谣攻击沈钧儒和救国会，诬蔑救国会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而是中共的“尾巴”和“应声虫”。他听到这些后不为所动，坚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做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他照样坚持和中共驻重庆代表接触磋商，常到曾家岩周公馆去，在国民参政会上与共产党参议员全力配合。他响应中共中央1939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1940年1月11日在《新华日报》成立两周年纪念时为之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竟造谣说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三人将于“七七”在重庆领导暴动，如不成，将于“双十”再暴动。沈钧儒等闻讯后，都视为奇闻，一笑置之。但后来得知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军警机关都得到密令要严加防范，并发现住所附近都有军警特务监视，于是三人相偕前往军事委员会去见谣言制造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责问有何证据。何应钦煞有介事地拿出两个自首学生的招供材料，却不敢答应叫那两个学生来当面对质。沈钧儒等严肃地向何应钦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是光明磊落的，对这种谣言和诬陷，我们十分坦然，无所畏俱;对何应钦相信这种谣言并且报告最高国务会议表示遗J憾。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反动当局对他们三人未敢下手，但却继续派特务监视、威胁。有一天，特务竟公然闯进沈钧儒的房间，威胁他不许“非法活动”，否则将自取杀身之祸。特务头子戴笠还亲自出马，“关照”说：“沈老先生是我们所钦佩的，只要你北不出青木关，南不出上桥，我们负责你的安全。”
沈钧儒一生别无所好，唯一的嗜好便是收集各种各样的石头。他给自己堆满石头的书斋题名为“与石居”并作诗曰：
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
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
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
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戈戈。
他以石自励，在敌探监视的险境中坚定而安然。
为进步事业申张正义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并破坏进步文化事业。
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生活书店分布在各地的50多个分店相继被封闭或被限期停业，仅仅剩下重庆一店。邹韬奋为此多次交涉抗议都没有用处，迫害则接踵而至。为了表示抗争，邹韬奋决然辞去“参政员”，愤而出走香港。沈钧儒和邹韬奋在共同的抗日救亡事业中和患难中早已结成深厚的友谊，他舍不得邹韬奋离开，但他深明大义，认为邹韬奋的出走反抗是正义的，因此，他不怕担险获罪，帮助邹韬奋秘密离开重庆，并把他辞去国民参政员的信留下来代为转递。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拒绝出席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沈钧儒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毫不犹豫地带领救国会的几名参政员也宣布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的抗议。结果，到了1942年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时，沈钧儒等几位救国会的参政员资格，都被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取消了。沈钧儒领导救国会成员，把抗日救亡、团结御侮的活动转向为建立和发展民主同盟的工作中。
早在1940年初，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即根据毛泽东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精神，曾征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成独立的民主政团。沈钧儒和邹韬奋当即表示同意。沈钧儒根据这个精神，联络各方民主力量，经过多次会商，取得黄炎培等其他党派参政员的同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发展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于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宣告成立。沈钧儒原为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民盟成立时，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员关系密切，担心会引起蒋介石的忌恨，便提出民盟發起时救国会暂不列名，以后再加人进来。沈钧儒为顾全大局，遂表示理解。当民主政团同盟10月10日在香港公开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和纲领时，救国会由邹韬奋、金仲华、张友渔三人署名发表宣言表示响应。直到1942年2月初，沈钧儒和救国会才正式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盟内的左翼力量，为民盟向着进步方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国统区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山城重庆空气愈加沉闷。1942年，沈钧儒重操律师职业，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在重庆合办了一个平正法律事务所，名字是他起的，取意为公平、刚正，即要在黑暗的社会中为民抱不平，为进步事业申张正义。因此，沈钧儒受理案件特别注重含冤受欺的平民百姓。他联系一些进步律师，成立平民法律扶助会，专为被迫害的人们和抗日军属义务辩护。他还受聘为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生活书店、鲁迅纪念委员会等十几家出版社、书店和文化团体的法律顾问。他和平正法律事务所对于周恩来、董必武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介绍来的案件，积极予以办理，对受到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拘捕的爱国者、革命者，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
他所住的枣子岚垭83号良庄，经常有客人来拜访。无论对熟人还是生客，他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特别喜欢与青年交往，常常将手头的钱一个不剩统统送给求助的青年，以致临到自己用钱时不得不向朋友挪借。曾有几个青年要去延安，但没有路费，跑来向他求援。他当时恰好无钱，却当即找出一些衣服交青年们去变卖。家人见他盖的棉被破旧得不堪御寒，为他缝了一床新被，就在缝好的当天，他就将新被连同自己经常穿的棉衣，一并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贫困青年。
沈钧儒不仅在物质上帮助青年，更多的是在精神上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在抗战时期出版的言论集《中鱼集》中，有许多文章是谈青年修养的。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谆谆告诫青年：“看书，行万里路，静坐，这三者都是人生移养的要则。”并反复向青年们传授自己的处世原则：“主张坚决、态度和平。”他虽然心中很有主见，却很能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从不对人板脸动气，总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即使在对敌斗争时也是沉稳坚定，从容不迫。他有许多政敌，却未必有一个私敌，连十分仇视他的国民党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和蔼敦厚、德高望重的老人。
“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
1943年12月的一天，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教育界、法学界、妇女界知名人士，假座于百龄厅举行茶话会，为沈钧儒祝贺寿辰，有400多人前来参加。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持茶会，他说：“今天许多朋友到这里来庆祝沈先生70寿辰，这不是平常的祝寿，因为沈先生毕生的奋斗、主张和生活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我们来开此会，主要是为了庆祝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什么？就是抗战、团结、民主这三项。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又坚决主张团结，他又坚决主张实行民主。这三项是沈先生的救国主张，今天我们庆祝他的寿辰意义并不寻常。”他还高声朗诵：
老人乐与少年游，老人没有少年愁。 今日相忘老与少，共为民族人类争自由。
接着，于右任、邵力子、董必武、左舜生、郭沫若、陶百川、史良等相继发表祝寿讲话，文艺界人士表演了节目，育才学校的学生合唱了歌曲。最后，沈钧儒在历久不息的掌声中讲话，他说：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来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和激动。最遗憾的是父母早生了我20年，否则，岂不是匀轻一点更好。最近听说大学教授可以请假一年去进修，我很羡慕。我常觉得自己除了身休健康之外，其他都不及朋友们。自己看书的机会太少，任何事情也做不好，自己很着急，我也想进修一年，看看书，学点外国语，并向朋友们努力学习。从今以后想做几件事，以回答朋友们今天对我的鼓励和期望。第一，促成早日实施宪政。第二，读了张默生所写的武训传，想到要扫除文盲，使不识字的人们也走到识字的世界中来。最后一件事，就是普及法律知识。
讲了这番话后，他带领大家引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后期，全国人民对日益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更加不满，强烈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宪政。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生党派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称要“实施宪政”的时机，又掀起了大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沈钧儒与黄炎培、张君劯劢、左舜生、章伯钧等16人共同发起宪政问题座谈会、以讨论“宪草”、时事为名，抨击当局，申张民意，从1月到5月，每月都在重庆举行民主宪政座谈会，广大民主人士踊跃参加讨论。沈钧儒鉴于前一次宪政运动为国民党背信弃义而受挫的教训，提醒人们开展运动时不要视线只向上“督促政府”，更要视线向下，“向民间作普遍宣传”。7月，他和邓初民、史良、陶行知等联合通电，主张立即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并希望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
同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将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4日，重庆各界500多人在迁川大厦礼堂集会，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刘清扬等人在会上发言，响应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沈钧儒指出：“大家所讲的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客易做到。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如何实行。政府如要表示对民主的诚意，只要5分钟就可以使言论自由，承认各党派地位，及释放政治犯……”接着，他大声责问：为何张学良先生不予释放，杜重远先生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民主政团同盟内的无党派的盟员强烈要求改变同盟的党派联盟性质。这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沈钧儒领导盟内进步力量，经过激烈的斗争，决议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以便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这次会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1944年11月间，周恩来在离开重庆17个月后，又从延安返回重庆，郭沫若设宴欢迎。沈钧儒异常欣喜，宛若黑暗中又见秉烛人，乃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怀宽，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从诗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沈钧儒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形成了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关系。国民党当权者的.妥协、独裁和腐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民主和廉洁，这黑白分明的鲜明对比，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43年秋天，他曾对友人感慨地说：“现在人民的痛苦，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知道蒋介石恨我极深，但是他们对我任何迫害威胁我都不怕。顾亭林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我所求者只是国家人民的利害，难道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他认准了要跟共产党走，就更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共产党组织多做工作。遇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总是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皖南事变”以后，中共组织通知他女儿沈谱秘密离渝去香港。他与女儿感情很深，自夫人逝世之后，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女儿起初也哭着不愿舍离老父而去。但他还是忍住分离的痛苦，说服女儿并送女儿远行。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经过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是古稀之年的沈钧儒，为中华民族取得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欣慰，同时又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而担忧。坚持反动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国又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对祖国与人民的爱，对真理与进步的追求，促使他投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沈钧儒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和平而感动，亲自到九龙坡机场去迎接毛泽东，还曾几次到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拜会在那里工作的毛澤东，畅谈国事。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平有诚意，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恳切地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对沈钧儒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心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泽东表示支持民主同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鼓励民主同盟为民主、和平而斗争。
毛泽东的谈话，使沈钧儒受到鼓舞，明确了行动方向。他考虑到：为了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救国会应该迅速健全组织机构。这年冬，在他的主特下，重庆的救国会会员在韦家园坝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并鉴于救国会原来的政治纲领已不适合新的历史情况，通过了新的政治纲领。纲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还根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当前任务是彻底消除内战，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沈钧儒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公布后，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以一线希望的曙光。但是，这一线曙光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了。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11月中旬，沈钧儒和张澜、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500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内战联合会。
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屠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师生，死4人伤6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血案。这是反内战运动中第一次发生的流血事件。重庆各界人士在12月9日，为“一二·一”惨案举行昆明死难师生追悼大会，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并写了《献给生者与死者》一诗：
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军。
座谈证有罪？起祸竟从天。
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
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
诗中愤怒鞭答了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预言其必然灭亡。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前夕，沈钧儒领导救国会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
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他代表民盟主席张澜致词。会议期间，他参加了改组政府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密切合作，仗义执言。在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时，他指出：政府方案未列人地方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是一个重大的遗漏，这个问题应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来讨论。在讨论修改宪草问题时，他针对蒋介石企图将其个人独裁法律化的阴谋，指出：“‘五五宪草’把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又把中央权力集中于一人，这问题实在重大。”他还呼吁宪草应考虑到解放区的地位问题。他主张本着地方分权原则，实行联省自治，给解放区以法律上的承认。在政协会议上，民盟代表提议成立人民权力保障委员会，并推沈钧儒为召集人，除国民党代表拒绝参加外，大多数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都签名响应。2月9日，沈钧儒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
2月10日，沈钧儒参加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坐在主席台上。忽然，混在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捣乱会场，木棍、石块、砖头不断向主席台飛来，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殴伤，他也被特务围着谩骂不止，幸得群众和友人的帮助才得脱险。当天，他不顾危险又去市民医院看望慰问李公朴等受伤人员。
“较场口血案”的第二天，即2月11日，沈钧儒离开重庆，乘飞机回到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和民盟总部也先后由重庆迁到南京，从此，南京和上海又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沈钧儒在新的阵地上又英勇无畏地投人爱国民主运动之中。
为抗战、民主、团结而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失陷前夕，沈钧儒从武汉撤离到重庆。
開始，他住在城内小梁子的青年会宿舍，1939年下半年搬到枣子岚坯83号良庄——这是观音崖下半山坡上一座3层小楼，他带着子女住在2楼，同住的还有王炳南一家，3楼住着著名作家茅盾。他每天从这里步行爬上爬下，奔波于道路崎岖、高高低低的山城，不辞辛苦地从事着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掩盖它的专政独裁而成立了一个装璜门面的国民参政会。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议员。尽管大部分“遴选”的国民参议员是国民党及其附庸分子，沈钧儒等爱国进步人士还是和被聘为国民参政员的中共代表一起，在国民参政会上为保障人民权利，争取民主政治，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沈钧儒出席了1938年7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会前夕，他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政府当局对参政会的决议尽量采纳，切实执行，打破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彻的积弊”。他在这次会上毅然提出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提案，要求：
“除法律赋有权限之机关外，绝对不许拘捕、禁押、审判、处罚人民，以保法权统一”“通令各军警机关，拘捕嫌疑之人犯，必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解送审判机关”“凡非依法律手续逮捕者应立即移送审判机关”“通令军警机关，凡人民团体及言论出版，非依法律不得解散、封闭、扣押、没收”等。
这个提案虽然被通过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付诸实行。他在1939年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除提出《切实执行成人教育案》外，又对保障人民权利再呼吁，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并提出保证执行保障人民权利案的五项办法等。提案经参政大会通过，但结果仍不见国民党政府如何实行。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认为要坚持团结抗战，必须实施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1939年2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他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提请确立民主法制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在同年9月举行的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结束党治。接着，他参与掀起了一场民主宪政运动。
1939年10月，沈钧儒和各党派参政员25人发起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在重庆银行大厦数度集会，到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公推85人筹备组织宪政促进会，他被选为促进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为推动西南各省开展宪政运动，他于10月27日乘飞机到广西桂林，边视察广西地方建设情况，边大力宣传重庆宪政运动开展情况，发表了《关于宪政的几件事》的演讲，撰写了《实行宪政对我国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等文章，并通过接见记者谈话，宣传实施宪政对于抗战建国的意义以及实施宪政的途径。他批驳了国民党方面借口“军事第一”，反对实施宪政的论调，指出“宪政本身对抗战建国是很重要”“一个菜馆须要列一张菜单供客人参考，一个国家也须要订立一个宪法使人明确了解其本身的权利与义务”“实施全民的民主政治，使各党派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以推动国内的政治，这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迫切的要求了”。他号召各界发动座谈会，举行公开演讲，散发小册子，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推动民主宪政的实现。他的宣传，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桂林、成都、上海、延安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宪政座谈会或宪政促进会，各党派的代表人物都纷纷发表关于宪政的言论，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最注目的大事。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他于同年11月和黄炎培、章伯钧、张澜、梁漱溟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是，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根本没有实行宪政的打算，宪政运动不久受到挫折。
由于沈钧儒坚持民主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更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反动派造谣攻击沈钧儒和救国会，诬蔑救国会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而是中共的“尾巴”和“应声虫”。他听到这些后不为所动，坚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做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他照样坚持和中共驻重庆代表接触磋商，常到曾家岩周公馆去，在国民参政会上与共产党参议员全力配合。他响应中共中央1939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1940年1月11日在《新华日报》成立两周年纪念时为之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竟造谣说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三人将于“七七”在重庆领导暴动，如不成，将于“双十”再暴动。沈钧儒等闻讯后，都视为奇闻，一笑置之。但后来得知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军警机关都得到密令要严加防范，并发现住所附近都有军警特务监视，于是三人相偕前往军事委员会去见谣言制造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责问有何证据。何应钦煞有介事地拿出两个自首学生的招供材料，却不敢答应叫那两个学生来当面对质。沈钧儒等严肃地向何应钦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是光明磊落的，对这种谣言和诬陷，我们十分坦然，无所畏俱;对何应钦相信这种谣言并且报告最高国务会议表示遗J憾。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反动当局对他们三人未敢下手，但却继续派特务监视、威胁。有一天，特务竟公然闯进沈钧儒的房间，威胁他不许“非法活动”，否则将自取杀身之祸。特务头子戴笠还亲自出马，“关照”说：“沈老先生是我们所钦佩的，只要你北不出青木关，南不出上桥，我们负责你的安全。”
沈钧儒一生别无所好，唯一的嗜好便是收集各种各样的石头。他给自己堆满石头的书斋题名为“与石居”并作诗曰：
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
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
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
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戈戈。
他以石自励，在敌探监视的险境中坚定而安然。
为进步事业申张正义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并破坏进步文化事业。
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生活书店分布在各地的50多个分店相继被封闭或被限期停业，仅仅剩下重庆一店。邹韬奋为此多次交涉抗议都没有用处，迫害则接踵而至。为了表示抗争，邹韬奋决然辞去“参政员”，愤而出走香港。沈钧儒和邹韬奋在共同的抗日救亡事业中和患难中早已结成深厚的友谊，他舍不得邹韬奋离开，但他深明大义，认为邹韬奋的出走反抗是正义的，因此，他不怕担险获罪，帮助邹韬奋秘密离开重庆，并把他辞去国民参政员的信留下来代为转递。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拒绝出席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沈钧儒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毫不犹豫地带领救国会的几名参政员也宣布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的抗议。结果，到了1942年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时，沈钧儒等几位救国会的参政员资格，都被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取消了。沈钧儒领导救国会成员，把抗日救亡、团结御侮的活动转向为建立和发展民主同盟的工作中。
早在1940年初，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即根据毛泽东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精神，曾征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成独立的民主政团。沈钧儒和邹韬奋当即表示同意。沈钧儒根据这个精神，联络各方民主力量，经过多次会商，取得黄炎培等其他党派参政员的同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发展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于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宣告成立。沈钧儒原为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民盟成立时，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员关系密切，担心会引起蒋介石的忌恨，便提出民盟發起时救国会暂不列名，以后再加人进来。沈钧儒为顾全大局，遂表示理解。当民主政团同盟10月10日在香港公开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和纲领时，救国会由邹韬奋、金仲华、张友渔三人署名发表宣言表示响应。直到1942年2月初，沈钧儒和救国会才正式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盟内的左翼力量，为民盟向着进步方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国统区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山城重庆空气愈加沉闷。1942年，沈钧儒重操律师职业，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在重庆合办了一个平正法律事务所，名字是他起的，取意为公平、刚正，即要在黑暗的社会中为民抱不平，为进步事业申张正义。因此，沈钧儒受理案件特别注重含冤受欺的平民百姓。他联系一些进步律师，成立平民法律扶助会，专为被迫害的人们和抗日军属义务辩护。他还受聘为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生活书店、鲁迅纪念委员会等十几家出版社、书店和文化团体的法律顾问。他和平正法律事务所对于周恩来、董必武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介绍来的案件，积极予以办理，对受到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拘捕的爱国者、革命者，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
他所住的枣子岚垭83号良庄，经常有客人来拜访。无论对熟人还是生客，他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特别喜欢与青年交往，常常将手头的钱一个不剩统统送给求助的青年，以致临到自己用钱时不得不向朋友挪借。曾有几个青年要去延安，但没有路费，跑来向他求援。他当时恰好无钱，却当即找出一些衣服交青年们去变卖。家人见他盖的棉被破旧得不堪御寒，为他缝了一床新被，就在缝好的当天，他就将新被连同自己经常穿的棉衣，一并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贫困青年。
沈钧儒不仅在物质上帮助青年，更多的是在精神上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在抗战时期出版的言论集《中鱼集》中，有许多文章是谈青年修养的。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谆谆告诫青年：“看书，行万里路，静坐，这三者都是人生移养的要则。”并反复向青年们传授自己的处世原则：“主张坚决、态度和平。”他虽然心中很有主见，却很能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从不对人板脸动气，总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即使在对敌斗争时也是沉稳坚定，从容不迫。他有许多政敌，却未必有一个私敌，连十分仇视他的国民党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和蔼敦厚、德高望重的老人。
“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
1943年12月的一天，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教育界、法学界、妇女界知名人士，假座于百龄厅举行茶话会，为沈钧儒祝贺寿辰，有400多人前来参加。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持茶会，他说：“今天许多朋友到这里来庆祝沈先生70寿辰，这不是平常的祝寿，因为沈先生毕生的奋斗、主张和生活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我们来开此会，主要是为了庆祝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什么？就是抗战、团结、民主这三项。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又坚决主张团结，他又坚决主张实行民主。这三项是沈先生的救国主张，今天我们庆祝他的寿辰意义并不寻常。”他还高声朗诵：
老人乐与少年游，老人没有少年愁。 今日相忘老与少，共为民族人类争自由。
接着，于右任、邵力子、董必武、左舜生、郭沫若、陶百川、史良等相继发表祝寿讲话，文艺界人士表演了节目，育才学校的学生合唱了歌曲。最后，沈钧儒在历久不息的掌声中讲话，他说：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来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和激动。最遗憾的是父母早生了我20年，否则，岂不是匀轻一点更好。最近听说大学教授可以请假一年去进修，我很羡慕。我常觉得自己除了身休健康之外，其他都不及朋友们。自己看书的机会太少，任何事情也做不好，自己很着急，我也想进修一年，看看书，学点外国语，并向朋友们努力学习。从今以后想做几件事，以回答朋友们今天对我的鼓励和期望。第一，促成早日实施宪政。第二，读了张默生所写的武训传，想到要扫除文盲，使不识字的人们也走到识字的世界中来。最后一件事，就是普及法律知识。
讲了这番话后，他带领大家引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后期，全国人民对日益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更加不满，强烈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宪政。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生党派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称要“实施宪政”的时机，又掀起了大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沈钧儒与黄炎培、张君劯劢、左舜生、章伯钧等16人共同发起宪政问题座谈会、以讨论“宪草”、时事为名，抨击当局，申张民意，从1月到5月，每月都在重庆举行民主宪政座谈会，广大民主人士踊跃参加讨论。沈钧儒鉴于前一次宪政运动为国民党背信弃义而受挫的教训，提醒人们开展运动时不要视线只向上“督促政府”，更要视线向下，“向民间作普遍宣传”。7月，他和邓初民、史良、陶行知等联合通电，主张立即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并希望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
同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将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4日，重庆各界500多人在迁川大厦礼堂集会，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刘清扬等人在会上发言，响应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沈钧儒指出：“大家所讲的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客易做到。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如何实行。政府如要表示对民主的诚意，只要5分钟就可以使言论自由，承认各党派地位，及释放政治犯……”接着，他大声责问：为何张学良先生不予释放，杜重远先生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民主政团同盟内的无党派的盟员强烈要求改变同盟的党派联盟性质。这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沈钧儒领导盟内进步力量，经过激烈的斗争，决议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以便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这次会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1944年11月间，周恩来在离开重庆17个月后，又从延安返回重庆，郭沫若设宴欢迎。沈钧儒异常欣喜，宛若黑暗中又见秉烛人，乃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怀宽，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从诗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沈钧儒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形成了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关系。国民党当权者的.妥协、独裁和腐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民主和廉洁，这黑白分明的鲜明对比，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43年秋天，他曾对友人感慨地说：“现在人民的痛苦，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知道蒋介石恨我极深，但是他们对我任何迫害威胁我都不怕。顾亭林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我所求者只是国家人民的利害，难道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他认准了要跟共产党走，就更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共产党组织多做工作。遇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总是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皖南事变”以后，中共组织通知他女儿沈谱秘密离渝去香港。他与女儿感情很深，自夫人逝世之后，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女儿起初也哭着不愿舍离老父而去。但他还是忍住分离的痛苦，说服女儿并送女儿远行。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经过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是古稀之年的沈钧儒，为中华民族取得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欣慰，同时又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而担忧。坚持反动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国又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对祖国与人民的爱，对真理与进步的追求，促使他投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沈钧儒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和平而感动，亲自到九龙坡机场去迎接毛泽东，还曾几次到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拜会在那里工作的毛澤东，畅谈国事。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平有诚意，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恳切地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对沈钧儒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心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泽东表示支持民主同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鼓励民主同盟为民主、和平而斗争。
毛泽东的谈话，使沈钧儒受到鼓舞，明确了行动方向。他考虑到：为了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救国会应该迅速健全组织机构。这年冬，在他的主特下，重庆的救国会会员在韦家园坝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并鉴于救国会原来的政治纲领已不适合新的历史情况，通过了新的政治纲领。纲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还根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当前任务是彻底消除内战，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沈钧儒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公布后，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以一线希望的曙光。但是，这一线曙光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了。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11月中旬，沈钧儒和张澜、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500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内战联合会。
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屠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师生，死4人伤6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血案。这是反内战运动中第一次发生的流血事件。重庆各界人士在12月9日，为“一二·一”惨案举行昆明死难师生追悼大会，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并写了《献给生者与死者》一诗：
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军。
座谈证有罪？起祸竟从天。
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
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
诗中愤怒鞭答了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预言其必然灭亡。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前夕，沈钧儒领导救国会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
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他代表民盟主席张澜致词。会议期间，他参加了改组政府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密切合作，仗义执言。在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时，他指出：政府方案未列人地方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是一个重大的遗漏，这个问题应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来讨论。在讨论修改宪草问题时，他针对蒋介石企图将其个人独裁法律化的阴谋，指出：“‘五五宪草’把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又把中央权力集中于一人，这问题实在重大。”他还呼吁宪草应考虑到解放区的地位问题。他主张本着地方分权原则，实行联省自治，给解放区以法律上的承认。在政协会议上，民盟代表提议成立人民权力保障委员会，并推沈钧儒为召集人，除国民党代表拒绝参加外，大多数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都签名响应。2月9日，沈钧儒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
2月10日，沈钧儒参加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坐在主席台上。忽然，混在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捣乱会场，木棍、石块、砖头不断向主席台飛来，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殴伤，他也被特务围着谩骂不止，幸得群众和友人的帮助才得脱险。当天，他不顾危险又去市民医院看望慰问李公朴等受伤人员。
“较场口血案”的第二天，即2月11日，沈钧儒离开重庆，乘飞机回到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和民盟总部也先后由重庆迁到南京，从此，南京和上海又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沈钧儒在新的阵地上又英勇无畏地投人爱国民主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