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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口述史日益兴盛，而且形态多样化。从口述史采集的主体而言，有学术机构、政府部门或民间公众的区别；从口述史采集的目的而言，有史学研究、史料保存、形象宣传、人事纪念等不同用途。同时，口述史采集又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回忆性甚至抢救性。所谓回忆性是指当前口述史更多的是邀请高寿者通过回忆讲述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谓抢救性是指为了避免老人过世造成口述者的消失，口述史中会出现高寿者优先的习惯。因此“请老人讲历史”就成了口述史给人的一般印象。
历史记忆特别是高寿者的历史记忆，当然是口述史的重要内容，但是口述史概念本身，并不必然要求以历史回忆作为口述内容。口述史的本质属性，是以口述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有别于文献形式的历史资料。文献形式的历史资料可以依据原始性分为多个层次，因此有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资料的区分。所谓第一手资料，或称原始资料，一般是指不以歷史叙述形式出现的原始文件，如档案、信函、日记、契约等。此外，非文献性的照片、文物古迹和其它实物等，也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参照这个标准，一般以采访者围绕某些主题提问、由被访者通过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口述史，是否具有原始资料的特点，恐怕尚有讨论的空间。
事实上，历史文献中所谓的第一手资料是相对的。比如说在宋史研究中，由于更加原始的史书基本失传，诸如《续资治通编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已经是目前可以利用最为原始的宋代政治史史料，因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第一手资料。但在宋代当时，国家历史的编纂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的编修。其中起居注是史官对皇帝每日言行的记录；时政记是宰相亲自编撰的行政日录；日历是史官依据起居注、时政记及其他史料，按日编撰的史书与史料汇编；实录是一位皇帝去世后依据日历修成的政治史；国史是依据若干皇帝的实录及其他史料进一步提炼的官方史书；而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王朝又可以主要依据前朝的国史编修正史，比如宋朝的正史《宋史》就主要是对宋代留存下来的国史的加工。从这个官方史书编修流程中，不难发现最原始的史料是起居注，是对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皇帝言行的即时记录，而不是记忆性文献。
以起居注为参照反观口述史，不难发现，口述史似乎由于过度关注历史记忆，而忽视了理应更占据优势的对即时历史的记录。与书写文献不同，口述史作为历史资料具有鲜明的特点，比如更易保留叙述者的情感信息、对叙述者知识训练的要求较低，以及更易即时记录。当然口述史同时也有随意性、不够严谨的特点，因此并非记录大历史的恰当形式。但是在记录民众生活及情感等方面，即时的口述史记录应该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历史的主体不应该只是社会形态、国家民族，不但民众有保存自身历史的权力与需求，国家政府、传媒与学术机构同样有理由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并且解释民众的历史。为此，依据今天的技术条件，理应在民众中倡导即时口述史，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也有理由制订民众的即时口述史计划。
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本来就有各种保留自身历史信息的方式，比如说写日记、摄像或摄影。除此之外，以录音或摄影为保存形式的即时口述史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比如说个人定期以口述的形式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若干人（家庭成员、好友、同学）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有意识的交流对话内容记录下来。这种形式的口述史并不罕见，特别是用于记录某种亲密关系，比如生日或开学时自己或者亲友的留言记录，或者以口述形式保留的恋爱史，等等。这些例子主要反映小家庭的社会形态，在更加注重大家庭的中国社会传统节日大家庭聚会时保留即时口述史资料，应该也有广阔的前景。
此外，政府机构可以从密切联系群众、细致了解民生的角度展开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传媒机构可以以纪录片等形式开展相关的计划。民众的即时口述史对于学术研究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被完全忽视。历史学研究机构似乎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并不应该仅限于利用既存的资料去研究历史，如何更好地采集与保存即时史料、如何扩大史料的来源同样是研究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动，也不能仅仅依赖于政治大事件以及历史大趋势，还需要真切了解个人的生命史与情感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机构有理由依据严格的学术要求与研究规划展开持续的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
学术意义上的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即可以追踪个人的生命史，但更重要的是真切记录社会各个层面的口述史料。因此相关的计划，应该以诸如日常生活、社会观念、经济收入、家庭教育、社会参与等特定的主题为核心，然后照顾到不同的地域、阶层、年龄、职业、性别等，以定期、不定期自述或访谈的形式记录不同当事人对特定主题的经历与感受。当然，这样的计划对讲述者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既要求他们对特定主题有讲述的意愿与能力，又要避免因某种报酬而影响讲述的真实性，然后还要通过科学的方式从中挑选合适的讲述者并对其开展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支撑起以保存史学以及学术研究为指向的大型的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鲍家树
历史记忆特别是高寿者的历史记忆，当然是口述史的重要内容，但是口述史概念本身，并不必然要求以历史回忆作为口述内容。口述史的本质属性，是以口述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有别于文献形式的历史资料。文献形式的历史资料可以依据原始性分为多个层次，因此有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资料的区分。所谓第一手资料，或称原始资料，一般是指不以歷史叙述形式出现的原始文件，如档案、信函、日记、契约等。此外，非文献性的照片、文物古迹和其它实物等，也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参照这个标准，一般以采访者围绕某些主题提问、由被访者通过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口述史，是否具有原始资料的特点，恐怕尚有讨论的空间。
事实上，历史文献中所谓的第一手资料是相对的。比如说在宋史研究中，由于更加原始的史书基本失传，诸如《续资治通编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已经是目前可以利用最为原始的宋代政治史史料，因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第一手资料。但在宋代当时，国家历史的编纂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的编修。其中起居注是史官对皇帝每日言行的记录；时政记是宰相亲自编撰的行政日录；日历是史官依据起居注、时政记及其他史料，按日编撰的史书与史料汇编；实录是一位皇帝去世后依据日历修成的政治史；国史是依据若干皇帝的实录及其他史料进一步提炼的官方史书；而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王朝又可以主要依据前朝的国史编修正史，比如宋朝的正史《宋史》就主要是对宋代留存下来的国史的加工。从这个官方史书编修流程中，不难发现最原始的史料是起居注，是对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皇帝言行的即时记录，而不是记忆性文献。
以起居注为参照反观口述史，不难发现，口述史似乎由于过度关注历史记忆，而忽视了理应更占据优势的对即时历史的记录。与书写文献不同，口述史作为历史资料具有鲜明的特点，比如更易保留叙述者的情感信息、对叙述者知识训练的要求较低，以及更易即时记录。当然口述史同时也有随意性、不够严谨的特点，因此并非记录大历史的恰当形式。但是在记录民众生活及情感等方面，即时的口述史记录应该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历史的主体不应该只是社会形态、国家民族，不但民众有保存自身历史的权力与需求，国家政府、传媒与学术机构同样有理由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并且解释民众的历史。为此，依据今天的技术条件，理应在民众中倡导即时口述史，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也有理由制订民众的即时口述史计划。
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本来就有各种保留自身历史信息的方式，比如说写日记、摄像或摄影。除此之外，以录音或摄影为保存形式的即时口述史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比如说个人定期以口述的形式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若干人（家庭成员、好友、同学）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有意识的交流对话内容记录下来。这种形式的口述史并不罕见，特别是用于记录某种亲密关系，比如生日或开学时自己或者亲友的留言记录，或者以口述形式保留的恋爱史，等等。这些例子主要反映小家庭的社会形态，在更加注重大家庭的中国社会传统节日大家庭聚会时保留即时口述史资料，应该也有广阔的前景。
此外，政府机构可以从密切联系群众、细致了解民生的角度展开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传媒机构可以以纪录片等形式开展相关的计划。民众的即时口述史对于学术研究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被完全忽视。历史学研究机构似乎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并不应该仅限于利用既存的资料去研究历史，如何更好地采集与保存即时史料、如何扩大史料的来源同样是研究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动，也不能仅仅依赖于政治大事件以及历史大趋势，还需要真切了解个人的生命史与情感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机构有理由依据严格的学术要求与研究规划展开持续的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
学术意义上的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即可以追踪个人的生命史，但更重要的是真切记录社会各个层面的口述史料。因此相关的计划，应该以诸如日常生活、社会观念、经济收入、家庭教育、社会参与等特定的主题为核心，然后照顾到不同的地域、阶层、年龄、职业、性别等，以定期、不定期自述或访谈的形式记录不同当事人对特定主题的经历与感受。当然，这样的计划对讲述者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既要求他们对特定主题有讲述的意愿与能力，又要避免因某种报酬而影响讲述的真实性，然后还要通过科学的方式从中挑选合适的讲述者并对其开展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支撑起以保存史学以及学术研究为指向的大型的民众即时口述史计划。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