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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历史环境中,本不受＂同姓无去国之义＂的道德约束,而以其屡谏不入遭疏放却不去国的行事,树立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宗亲之忠和母国之怀＂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的自觉的特例。东汉王逸为回应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评论屈原去就取向的异见,把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建立的《春秋》＂公子无去国之义＂改造为＂同姓无去国之义＂,以对中央朝廷的向背作为标准评说屈原的独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