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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和潆萱、雪莹同学讨论文学话题。作为晨溪文学社社长和《晨溪》主编，你们对文学思考的深刻和对文学现状的忧虑与理性分析令周老师欣慰。
首先想到的是我曾有过的文学梦，我的追梦历程。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中期，许多中外经典名著都被打成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不仅市面上找不到，书香之家也绝不敢收藏，上缴或抄家所获的“大毒草”往往被集中销毁，付之一炬；老舍、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多惨遭不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娼丐之间的“臭老九”，斯文扫地，堪比秦皇时代的焚书坑儒。那时的中学生除了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等中外红色小说外，实在是无书可读，连《水浒传》这样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近似于革命文学的古典小说，也因宋江的招安和保皇而被列于禁书之列。直到上高中，我才壮着胆子，在寝室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连几个通宵看完了《红楼梦》，壮胆的底气是想好了对所谓诲淫毒书《红楼梦》批判性研读的借口。
在那样的年代，似乎没有谁会傻乎乎地去谈文学，更没有谁会冒政治风险去写那些随时都可能招来祸患的直抒性灵的文字。凌冽的寒风里，人们都把自己的心灵裹得严严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文学的春天，哪来春天的文学？沙漠化了的文艺园地，十年只长出八个革命样板戏便是明证。
但文学是心灵的种子，种子一旦有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注定会发芽生长，不可遏止。
以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从随大流读《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红色小说，到潜心消化大学老师开出的“诸子散文”“唐宋诗文”“五四新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等古今中外重要流派的长串必读书目，我感觉到自己与文学的缘分越来越近，一种读写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心灵，有时为了看完半部书熬了一个通宵，有时为了构思一个自认为很有创意的小说故事兴奋得废寝忘食，甚至神经兮兮地半夜披衣下床，草拟写作提纲……
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热情和冲动只是挨了一点儿文学的边儿。看着一篇篇连自己都不忍卒读的半拉子废品，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心智和灵性，我不知道优秀的作品源于敏锐的观察思考，丰富的阅历和文化积淀，还有纯熟的文字功力。一个凭想象去玩弄文字游戏的文学青年，能真正读懂文学吗？
我开始放慢了对文学的热情，只是以一个高中语文教师的职业身份去和学生一起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组织作文赛事和大别山文学社活动，也偶尔在县办文学季刊《溪流》试试身手。文学在我，仍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1991年秋，一场重感冒突然而至，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不禁为母亲和妻子关切问候的浓浓亲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成散文《病悟》，投给《教育时报》，没想到竟很快发表。《病悟》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文学即生活的要旨——用心灵写作才能感动心灵。于是，《潇洒走一回》《昨夜的星辰》《豫北印象》《送你一束白兰》《妈妈的情怀》《面对折磨的态度》等贴近生活、抒写真情真性的散文作品相继在《人民教育》《教育时报》《教师报》《大河报》等报刊发表，让我感受到了倾诉的畅快和心灵洗礼后的清爽和满足——文学，让我的心灵境界获得升华。
二十年来，无论文学遭遇热捧还是冷落，我对文学的热爱一天也没有停止。紧张的教学之余，我笔耕不辍，以手写心，草创了不少压箱底的诗文，除非自我欣赏，决不轻易拿去发表，污人耳目。我关注文学的起起落落，关注汪国真的青春诗，关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甚至对韩寒的叛逆宣言《三重门》也投入研究的热情，在和同学们有关韩寒现象的讨论中赚取了不少热烈的掌声。在同样热爱文学的校长和同事的支持下，作为时任教研组长，我发起成立了“晨溪文学社”，并创办文学社刊《晨溪》，与师生朋友分享读写的快乐，一坚持就是十年，使之成为郑外学子开展文学交流的精神园地及外界了解郑州外国语学校的名片和窗口。
随着与文学的深入接触，我也像逐渐由热情而回归理性的文学青年一样，开始思考两个文学命题：文学是什么？我们该需要怎样的文学？
关于第一个问题，古今理论家莫衷一是：故事说，典型说，言志说，性灵说，语言艺术说，文学即人生说，等等。没有定论，也不可能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内涵绝不只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分法那么简单，它描述的想象性、故事性，议论的形象性、哲理性，抒情的灵动性和触摸可感，都不可复制地显示着语言艺术的魅力及文学形象的感染力和启示意义，丰富着人类的精神宝库，一两个苍白的概念怎能表现它博大厚重的内涵呢？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又是关于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的思考。古人关于文学的思考是原始而质朴的，“诗言志”便是对写诗目的的本质概括——借“诗”这种语言形式表情达意而已，如同虎啸山林，野猫叫春，呼酒买醉者口吐狂言，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抒发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心灵的需要，是创作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寄托和出口，无须“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为社会，为人生”甚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当我们捍卫文学的纯洁性，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功利性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除了纯自然地客观描摹之外，有没有一种能独立于社会和政治之外的文学？
当然没有。因为人类没有能长期脱离社会和现实政治的“世外桃源”，人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倾向，作为承载和表现人类精神的文学，又怎能单纯到一如梁实秋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文学当表现永久不变的人性”？即如梁先生的《雅舍小品》，也是日寇侵略时期有闲阶级精神颓废，不问民生疾苦、民族危亡的心理反映，难怪鲁迅先生要借《文学和出汗》针锋相对地倡导文学的阶级性。再看《离骚》《水浒传》《神曲》《战争与和平》等等一切伟大的中外文学作品，又有哪一部不是社会和时代精神的折射？
以纯正的文学良知通过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进而表现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人格理想，不能和出于功利和政治目的的文学创作的“功利化”“政治性”划等号。
这样看来，我们倡导“纯文学”，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去功利化政治化的纯正的文学创作态度。
在网络文学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时代，在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社会背景下，尤其需要不含功利之心的基于大人格大境界的崇高精神的文学引导，需要一种阳刚的大气和厚重。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一种引领精神的纯正文学。
毋庸讳言，现在已很难看到这样的纯正文学。媚俗，媚上，媚钱媚色媚政治媚大奖的文学早已泛滥成灾。校园文学本该是一片净土，但难免受主流社会的影响，以至粉饰卖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浅薄文字大行其道，有真情实感和卓识之见、推崇清洁精神、直面社会和人生的作品少之又少。向真向善向美向高洁和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丧失，无疑是文学本色的丧失，是文学创作的最大悲哀。以前很欣赏“以我手写我心”的作文座右铭；突然觉得，仅有此是不够的——若心地已远离了真诚和善良，缺乏独到的思考和识见，能看到文字背后的纯净和美好么？
保持一种热爱文学的纯净是不容易的。不敢期许自己能远离世俗污染、精心呵护那稚嫩而纯净的心灵胚芽到多远，但我真实而纯净地活着的愿望不可改变。一切都可以成为过眼云烟，相信只有文学给我的精神和力量，能陪我走到生命的尽头。
不知以上的看法和感受对否？谨记下自己有关文学的经历和思考，以期共勉。
周和平，教师，现居河南郑州。
首先想到的是我曾有过的文学梦，我的追梦历程。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中期，许多中外经典名著都被打成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不仅市面上找不到，书香之家也绝不敢收藏，上缴或抄家所获的“大毒草”往往被集中销毁，付之一炬；老舍、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多惨遭不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娼丐之间的“臭老九”，斯文扫地，堪比秦皇时代的焚书坑儒。那时的中学生除了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等中外红色小说外，实在是无书可读，连《水浒传》这样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近似于革命文学的古典小说，也因宋江的招安和保皇而被列于禁书之列。直到上高中，我才壮着胆子，在寝室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连几个通宵看完了《红楼梦》，壮胆的底气是想好了对所谓诲淫毒书《红楼梦》批判性研读的借口。
在那样的年代，似乎没有谁会傻乎乎地去谈文学，更没有谁会冒政治风险去写那些随时都可能招来祸患的直抒性灵的文字。凌冽的寒风里，人们都把自己的心灵裹得严严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文学的春天，哪来春天的文学？沙漠化了的文艺园地，十年只长出八个革命样板戏便是明证。
但文学是心灵的种子，种子一旦有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注定会发芽生长，不可遏止。
以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从随大流读《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红色小说，到潜心消化大学老师开出的“诸子散文”“唐宋诗文”“五四新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等古今中外重要流派的长串必读书目，我感觉到自己与文学的缘分越来越近，一种读写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心灵，有时为了看完半部书熬了一个通宵，有时为了构思一个自认为很有创意的小说故事兴奋得废寝忘食，甚至神经兮兮地半夜披衣下床，草拟写作提纲……
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热情和冲动只是挨了一点儿文学的边儿。看着一篇篇连自己都不忍卒读的半拉子废品，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心智和灵性，我不知道优秀的作品源于敏锐的观察思考，丰富的阅历和文化积淀，还有纯熟的文字功力。一个凭想象去玩弄文字游戏的文学青年，能真正读懂文学吗？
我开始放慢了对文学的热情，只是以一个高中语文教师的职业身份去和学生一起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组织作文赛事和大别山文学社活动，也偶尔在县办文学季刊《溪流》试试身手。文学在我，仍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1991年秋，一场重感冒突然而至，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不禁为母亲和妻子关切问候的浓浓亲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成散文《病悟》，投给《教育时报》，没想到竟很快发表。《病悟》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文学即生活的要旨——用心灵写作才能感动心灵。于是，《潇洒走一回》《昨夜的星辰》《豫北印象》《送你一束白兰》《妈妈的情怀》《面对折磨的态度》等贴近生活、抒写真情真性的散文作品相继在《人民教育》《教育时报》《教师报》《大河报》等报刊发表，让我感受到了倾诉的畅快和心灵洗礼后的清爽和满足——文学，让我的心灵境界获得升华。
二十年来，无论文学遭遇热捧还是冷落，我对文学的热爱一天也没有停止。紧张的教学之余，我笔耕不辍，以手写心，草创了不少压箱底的诗文，除非自我欣赏，决不轻易拿去发表，污人耳目。我关注文学的起起落落，关注汪国真的青春诗，关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甚至对韩寒的叛逆宣言《三重门》也投入研究的热情，在和同学们有关韩寒现象的讨论中赚取了不少热烈的掌声。在同样热爱文学的校长和同事的支持下，作为时任教研组长，我发起成立了“晨溪文学社”，并创办文学社刊《晨溪》，与师生朋友分享读写的快乐，一坚持就是十年，使之成为郑外学子开展文学交流的精神园地及外界了解郑州外国语学校的名片和窗口。
随着与文学的深入接触，我也像逐渐由热情而回归理性的文学青年一样，开始思考两个文学命题：文学是什么？我们该需要怎样的文学？
关于第一个问题，古今理论家莫衷一是：故事说，典型说，言志说，性灵说，语言艺术说，文学即人生说，等等。没有定论，也不可能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内涵绝不只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分法那么简单，它描述的想象性、故事性，议论的形象性、哲理性，抒情的灵动性和触摸可感，都不可复制地显示着语言艺术的魅力及文学形象的感染力和启示意义，丰富着人类的精神宝库，一两个苍白的概念怎能表现它博大厚重的内涵呢？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又是关于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的思考。古人关于文学的思考是原始而质朴的，“诗言志”便是对写诗目的的本质概括——借“诗”这种语言形式表情达意而已，如同虎啸山林，野猫叫春，呼酒买醉者口吐狂言，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抒发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心灵的需要，是创作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寄托和出口，无须“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为社会，为人生”甚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当我们捍卫文学的纯洁性，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功利性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除了纯自然地客观描摹之外，有没有一种能独立于社会和政治之外的文学？
当然没有。因为人类没有能长期脱离社会和现实政治的“世外桃源”，人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倾向，作为承载和表现人类精神的文学，又怎能单纯到一如梁实秋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文学当表现永久不变的人性”？即如梁先生的《雅舍小品》，也是日寇侵略时期有闲阶级精神颓废，不问民生疾苦、民族危亡的心理反映，难怪鲁迅先生要借《文学和出汗》针锋相对地倡导文学的阶级性。再看《离骚》《水浒传》《神曲》《战争与和平》等等一切伟大的中外文学作品，又有哪一部不是社会和时代精神的折射？
以纯正的文学良知通过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进而表现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人格理想，不能和出于功利和政治目的的文学创作的“功利化”“政治性”划等号。
这样看来，我们倡导“纯文学”，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去功利化政治化的纯正的文学创作态度。
在网络文学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时代，在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社会背景下，尤其需要不含功利之心的基于大人格大境界的崇高精神的文学引导，需要一种阳刚的大气和厚重。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一种引领精神的纯正文学。
毋庸讳言，现在已很难看到这样的纯正文学。媚俗，媚上，媚钱媚色媚政治媚大奖的文学早已泛滥成灾。校园文学本该是一片净土，但难免受主流社会的影响，以至粉饰卖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浅薄文字大行其道，有真情实感和卓识之见、推崇清洁精神、直面社会和人生的作品少之又少。向真向善向美向高洁和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丧失，无疑是文学本色的丧失，是文学创作的最大悲哀。以前很欣赏“以我手写我心”的作文座右铭；突然觉得，仅有此是不够的——若心地已远离了真诚和善良，缺乏独到的思考和识见，能看到文字背后的纯净和美好么？
保持一种热爱文学的纯净是不容易的。不敢期许自己能远离世俗污染、精心呵护那稚嫩而纯净的心灵胚芽到多远，但我真实而纯净地活着的愿望不可改变。一切都可以成为过眼云烟，相信只有文学给我的精神和力量，能陪我走到生命的尽头。
不知以上的看法和感受对否？谨记下自己有关文学的经历和思考，以期共勉。
周和平，教师，现居河南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