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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瓦乔颠覆性地将自然主义运用到宗教绘画中，他对明暗对比的出色运用影响了后世画家。和他的画面一样抓人的，是他的暴戾性格和惹事的天性，可偏偏又有人抗议说，这是天才在混乱时局下的“清醒”。有的人认为，他画面中深沉的黑色与耀眼的光亮是他本人极端性格的忠实体现；也有人争论，将底层人群作为圣经人物的原型恰恰体现了他的同理心。历经穷困、出名、显赫、湮没到再被发现，人们对这个仅仅活了38岁、留下60余幅作品的画家，倾注了无限的热情，期盼能够从他的身上挖掘出更多的隐秘的故事—关于罗马，关于宗教，关于艺术，也关于人性。
2016年10月中旬，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的“卡拉瓦乔之上”展览也是这样一种尝试。展览将从这位传奇的艺术家入手，同时带来来自意大利、法国、荷兰、西班牙的那些受到他影响的画家作品，讲述这位文艺复兴后期的艺术家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时代。这是英国举办的首个关于卡拉瓦乔及其追随者们的大展，意在重新检视“卡拉瓦乔主义”的艺术风潮。
重见天日的“卡拉瓦乔主义”
卡拉瓦乔的名字在艺术史上是革命性的标志，他那种充满张力，甚至近乎粗暴的自然主义，以及他对于光线明暗对比的运用，对于同时期和后世的欧洲艺术家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中就有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瓦伦汀·德·布伦（Valentin de Boulogne）以及赫里特·凡·洪特霍斯特（Gerrit van Honthorst），他们都从卡拉瓦乔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同的养分，并将他的风格传播到整个欧洲。然而在17世纪中，“卡拉瓦乔主义”受到当时盛行的古典主义的冲击，这一派的艺术家慢慢退出了画界主流，渐被湮没，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复兴，之后便掀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2009年，意大利研究员温切蒂（Silvano Vinceti）在意大利托斯卡纳海岸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一具男性骸骨，经过碳元素、DNA等技术的多重鉴定，推测该具骸骨正是400年前葬身于此的卡拉瓦乔。在对卡拉瓦乔骨骼中的元素分析时，研究人员发现卡拉瓦乔的骨骼中的铅含量极高—这可能来自其绘画的颜料，这一结果把卡拉瓦乔的死因指向了铅中毒，也解释了卡拉瓦乔性格乖戾的原因。
不过，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甚至还招来了不少质疑。艺术史学家、专门研究卡拉瓦乔后期生涯的学者Vincenzo Pacelli怒称，将这具骸骨认定为卡拉瓦乔遗骸纯属是官方的捏造，这是一场“都市传说”式的骗局。另一些批评指向了意大利政府对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的过度利用以及为促进旅游业的居心不正。
当然，更多的艺术史家对此并无过高的兴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Keith Christiansen说：“我认为对文物的崇拜在中世纪就已经过时了。”
卡拉瓦乔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在过去几年，却不断有新作被归入卡拉瓦乔的名下，其中不乏平庸之作，2010年意大利Silvana Editoriale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卡拉瓦乔全集，其中遵循“已经出版、在卡拉瓦乔同时代的资料中被提及或引用，以及被多数评论家鉴定为真”3个标准，共收录了64幅基本无争议的作品。
卡拉瓦乔初到罗马的1592年，罗马教皇的主位上坐着的是当年1月刚刚上任的Ippolito Aldobrandi，也就是克莱芒八世，他急于证明自己同前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一样是一位热心的艺术赞助人，于是在上任后立刻加紧了几项委托项目，其中包括对拉特朗大殿的修复，特别是为加强天主教会地位而添加的装饰性任务。 受到主教照顾的几年是卡拉瓦乔在生活和财政上都相对稳定的几年，这几年他先后画了《美杜莎之头》《酒神巴克斯》《圣卡特琳娜》以及他唯一的一幅壁画作品《朱庇特、尼普顿和普鲁托》。在这一阶段，卡拉瓦乔绘画中的明暗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清晰的发展，光与暗的对比被不断加强，成为了画面中的焦点。
1599年，卡拉瓦乔接到了第一份公共的委托，为罗马的圣王路易堂创作两幅画—《圣马太蒙召》（Martyrdom of St Matthew）和《圣马太的殉难》（Martyrdom of St Matthew）。这两幅作品中所运用的强烈明暗对比法成为了他之后的标志性特色，也开启了他宗教绘画的序幕。与他的早期作品不同，原先背景中柔软轻质的层次感转变为了浓郁、冷峻、暧昧的黑色。强烈的对比将人物塑造出了一种浮雕的效果，让他们看上去更为现实。一束强光的摄入在黑暗背景的衬托下，将人物推至画面前，仿佛侵入观者的空间。观者除了紧盯着画面外别无他法。
一年后当这些画作最终呈现在公众的面前，卡拉瓦乔一夜成名。他在顷刻间成为了罗马最富有的那些赞助人的宠儿，其中就有贵族Ciriaco Mattei，他委托卡拉瓦乔创作了《在易默思的晚餐》（The Supper at Emmaus）以及《耶稣被捕》（The Taking of Christ）。
画家同行们也给予卡拉瓦乔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年轻一辈，很多人开始学习和运用他的绘画方式。其中，巴托洛梅·曼弗雷迪（Bartolomeo Manfredi）对于卡拉瓦乔式艺术风格的继承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艺术家乔瓦尼·巴廖内（Giovanni Baglione）和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均与卡拉瓦乔有很好的私交。巴廖内是最早一批开始模仿卡拉瓦乔的，但是两人很快成为竞争对手，这种敌对关系在1603年一场法庭审判中达到顶峰。而简提列斯基则作为审判中的证人，称他曾借给卡拉瓦乔一件圣方济会托钵僧的长袍以及一对翅膀—可能是作为他画作中的道具。这一点证明了两人曾熟识。
卡拉瓦乔取材于生活的绘画实践和他对光影的运用迅速被人们争相模仿，不过，画家们并不止步于简单的复制，他们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方法和风格。可以说，卡拉瓦乔仅仅是一个起点。如果能够近距离观察切科·德尔·卡拉瓦乔（Cecco del Caravaggi）、巴托洛梅·曼弗雷迪、洛·斯巴达里诺（Lo Spadarino）以及何塞·德·里贝拉（Jusepe de Ribera）的作品，就能够发现这些卡拉瓦乔的追随者们拥有怎样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个性。
当时的画家从意大利各处竞相来到罗马，只为了一睹卡拉瓦乔的作品，这股热潮在卡拉瓦乔在世和他1610年死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持续不断。随着对于卡拉瓦乔及其追随者们作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所谓“卡拉瓦乔主义运动”也应运而生。这是指艺术家以描绘自然和写实为风格、运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并且以卡拉瓦乔自己钟爱并使之流行的那些物件作为表现对象。
电影《卡拉瓦乔》的开头，一只手拿着笔刷反复地以横、竖、横、竖的顺序涂抹着画布的黑色底色。在卡拉瓦乔的画中，神圣与亵渎只有一线之隔，而他自己，究竟是站在光还是暗的一边，将是后人一直探寻的问题。
2016年10月中旬，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的“卡拉瓦乔之上”展览也是这样一种尝试。展览将从这位传奇的艺术家入手，同时带来来自意大利、法国、荷兰、西班牙的那些受到他影响的画家作品，讲述这位文艺复兴后期的艺术家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时代。这是英国举办的首个关于卡拉瓦乔及其追随者们的大展，意在重新检视“卡拉瓦乔主义”的艺术风潮。
重见天日的“卡拉瓦乔主义”
卡拉瓦乔的名字在艺术史上是革命性的标志，他那种充满张力，甚至近乎粗暴的自然主义，以及他对于光线明暗对比的运用，对于同时期和后世的欧洲艺术家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中就有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瓦伦汀·德·布伦（Valentin de Boulogne）以及赫里特·凡·洪特霍斯特（Gerrit van Honthorst），他们都从卡拉瓦乔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同的养分，并将他的风格传播到整个欧洲。然而在17世纪中，“卡拉瓦乔主义”受到当时盛行的古典主义的冲击，这一派的艺术家慢慢退出了画界主流，渐被湮没，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复兴，之后便掀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2009年，意大利研究员温切蒂（Silvano Vinceti）在意大利托斯卡纳海岸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一具男性骸骨，经过碳元素、DNA等技术的多重鉴定，推测该具骸骨正是400年前葬身于此的卡拉瓦乔。在对卡拉瓦乔骨骼中的元素分析时，研究人员发现卡拉瓦乔的骨骼中的铅含量极高—这可能来自其绘画的颜料，这一结果把卡拉瓦乔的死因指向了铅中毒，也解释了卡拉瓦乔性格乖戾的原因。
不过，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甚至还招来了不少质疑。艺术史学家、专门研究卡拉瓦乔后期生涯的学者Vincenzo Pacelli怒称，将这具骸骨认定为卡拉瓦乔遗骸纯属是官方的捏造，这是一场“都市传说”式的骗局。另一些批评指向了意大利政府对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的过度利用以及为促进旅游业的居心不正。
当然，更多的艺术史家对此并无过高的兴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Keith Christiansen说：“我认为对文物的崇拜在中世纪就已经过时了。”
卡拉瓦乔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在过去几年，却不断有新作被归入卡拉瓦乔的名下，其中不乏平庸之作，2010年意大利Silvana Editoriale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卡拉瓦乔全集，其中遵循“已经出版、在卡拉瓦乔同时代的资料中被提及或引用，以及被多数评论家鉴定为真”3个标准，共收录了64幅基本无争议的作品。
卡拉瓦乔初到罗马的1592年，罗马教皇的主位上坐着的是当年1月刚刚上任的Ippolito Aldobrandi，也就是克莱芒八世，他急于证明自己同前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一样是一位热心的艺术赞助人，于是在上任后立刻加紧了几项委托项目，其中包括对拉特朗大殿的修复，特别是为加强天主教会地位而添加的装饰性任务。 受到主教照顾的几年是卡拉瓦乔在生活和财政上都相对稳定的几年，这几年他先后画了《美杜莎之头》《酒神巴克斯》《圣卡特琳娜》以及他唯一的一幅壁画作品《朱庇特、尼普顿和普鲁托》。在这一阶段，卡拉瓦乔绘画中的明暗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清晰的发展，光与暗的对比被不断加强，成为了画面中的焦点。
1599年，卡拉瓦乔接到了第一份公共的委托，为罗马的圣王路易堂创作两幅画—《圣马太蒙召》（Martyrdom of St Matthew）和《圣马太的殉难》（Martyrdom of St Matthew）。这两幅作品中所运用的强烈明暗对比法成为了他之后的标志性特色，也开启了他宗教绘画的序幕。与他的早期作品不同，原先背景中柔软轻质的层次感转变为了浓郁、冷峻、暧昧的黑色。强烈的对比将人物塑造出了一种浮雕的效果，让他们看上去更为现实。一束强光的摄入在黑暗背景的衬托下，将人物推至画面前，仿佛侵入观者的空间。观者除了紧盯着画面外别无他法。
一年后当这些画作最终呈现在公众的面前，卡拉瓦乔一夜成名。他在顷刻间成为了罗马最富有的那些赞助人的宠儿，其中就有贵族Ciriaco Mattei，他委托卡拉瓦乔创作了《在易默思的晚餐》（The Supper at Emmaus）以及《耶稣被捕》（The Taking of Christ）。
画家同行们也给予卡拉瓦乔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年轻一辈，很多人开始学习和运用他的绘画方式。其中，巴托洛梅·曼弗雷迪（Bartolomeo Manfredi）对于卡拉瓦乔式艺术风格的继承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艺术家乔瓦尼·巴廖内（Giovanni Baglione）和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均与卡拉瓦乔有很好的私交。巴廖内是最早一批开始模仿卡拉瓦乔的，但是两人很快成为竞争对手，这种敌对关系在1603年一场法庭审判中达到顶峰。而简提列斯基则作为审判中的证人，称他曾借给卡拉瓦乔一件圣方济会托钵僧的长袍以及一对翅膀—可能是作为他画作中的道具。这一点证明了两人曾熟识。
卡拉瓦乔取材于生活的绘画实践和他对光影的运用迅速被人们争相模仿，不过，画家们并不止步于简单的复制，他们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方法和风格。可以说，卡拉瓦乔仅仅是一个起点。如果能够近距离观察切科·德尔·卡拉瓦乔（Cecco del Caravaggi）、巴托洛梅·曼弗雷迪、洛·斯巴达里诺（Lo Spadarino）以及何塞·德·里贝拉（Jusepe de Ribera）的作品，就能够发现这些卡拉瓦乔的追随者们拥有怎样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个性。
当时的画家从意大利各处竞相来到罗马，只为了一睹卡拉瓦乔的作品，这股热潮在卡拉瓦乔在世和他1610年死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持续不断。随着对于卡拉瓦乔及其追随者们作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所谓“卡拉瓦乔主义运动”也应运而生。这是指艺术家以描绘自然和写实为风格、运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并且以卡拉瓦乔自己钟爱并使之流行的那些物件作为表现对象。
电影《卡拉瓦乔》的开头，一只手拿着笔刷反复地以横、竖、横、竖的顺序涂抹着画布的黑色底色。在卡拉瓦乔的画中，神圣与亵渎只有一线之隔，而他自己，究竟是站在光还是暗的一边，将是后人一直探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