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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前面有一条党河,河对岸有一片稀疏的塔林,那是僧人或道士的墓塔。其中一座比它身后的众多墓塔都高大,位置也最显著。塔背后刻有墓志铭,走近一看,原来是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箓的墓塔。
现在,王道士也有了名气,敦煌文书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世界。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他将这些珍贵文书中的大部分,而且是精品,卖给了外国探险家。当然,这是个恶名。
王道士因为饥荒离开家乡湖北麻城,一路历经磨难,出家当了道士。他流浪到敦煌,参观莫高窟后,感叹这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修建了太清观,在此定居。此时的莫高窟已荒废700年,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建筑残破不堪。虽然是一名道士,但他对佛教同样热诚。他决定化缘,通过募集善款来修复。
在生命余下的三十多年中,他在各个洞窟清理流沙,补葺、修复残破的塑像和壁画,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等建筑。我们今天见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复的面貌。修复莫高窟是王道士的毕生事业,为此他总共花费了二十多万两白银。作为曾经一贫如洗的流浪汉,这些白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热忱,一点一滴募集而来的。然而,有一部分修复莫高窟的资金来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用河水冲刷完洞窟后,墙壁裂开一个孔,里面隐隐有光线。原来,墙壁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洞窟,里面堆满秘藏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权时期的文物。作为一名虔诚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对佛经十分敬重,多次上书官府,但官府以经费不足为由推诿。绝望之余,他直接上书国家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但同样石沉大海。
七年过去,一天,莫高窟突然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个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作为探险家,他立即明白了这些文书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王道士是这些文书的虔诚保卫者,单纯用金钱,斯坦因无法达到目的。他聪明地称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历经艰险来中国取经。王道士被感动了,任斯坦因挑选了24箱文书、绘画和五大箱其他文物,带回大英博物馆。王道士仅收下斯坦因200两白银。他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交易,只是这位“西方玄奘”的捐献。他需要这些白银,用来从事他修复莫高窟的伟大事业。
同样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上演,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玄奘”们来了,相继从王道士手中拿走大批文书,留下微乎其微的“捐献”。
当敦煌文书在世界引起轰动时,官府终于觉醒,下令将剩下的文书运往首都。这时,文书已经被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的各级官员或明或暗地盗窃、毁坏殆尽。有人将完整的经卷剪切成数段,以便盗窃。
敦煌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又是一个悲剧。敦煌文书从此散落世界各地,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再也无法恢复。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更大的悲剧并不是敦煌文书的散失,而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样没意识到莫高窟的价值,王道士仅以个人之力募集善款,耗费三十余年的时间修复莫高窟,可谓鞠躬尽瘁。他清理流沙时,发现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绘画和塑像有些残缺、损毁,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现在,我们在莫高窟发现的大量晚清时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业绩。但是,王道士是一个文盲,是一个有着低劣艺术品位的文盲。同时期的敦煌工匠们,也早已没有前辈们的艺术品位和技艺。他们重塑的佛教、道教和传说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画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拙劣刺目。他们甚至把唐代塑像涂抹上大红大绿的色块。我们只能在没有被祸及的部分发现,原来的色彩是多么幽雅宜人。
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伟大的事业,越勤奋努力,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这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义同道们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
(摘自《经济观察报》)
现在,王道士也有了名气,敦煌文书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世界。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他将这些珍贵文书中的大部分,而且是精品,卖给了外国探险家。当然,这是个恶名。
王道士因为饥荒离开家乡湖北麻城,一路历经磨难,出家当了道士。他流浪到敦煌,参观莫高窟后,感叹这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修建了太清观,在此定居。此时的莫高窟已荒废700年,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建筑残破不堪。虽然是一名道士,但他对佛教同样热诚。他决定化缘,通过募集善款来修复。
在生命余下的三十多年中,他在各个洞窟清理流沙,补葺、修复残破的塑像和壁画,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等建筑。我们今天见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复的面貌。修复莫高窟是王道士的毕生事业,为此他总共花费了二十多万两白银。作为曾经一贫如洗的流浪汉,这些白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热忱,一点一滴募集而来的。然而,有一部分修复莫高窟的资金来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用河水冲刷完洞窟后,墙壁裂开一个孔,里面隐隐有光线。原来,墙壁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洞窟,里面堆满秘藏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权时期的文物。作为一名虔诚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对佛经十分敬重,多次上书官府,但官府以经费不足为由推诿。绝望之余,他直接上书国家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但同样石沉大海。
七年过去,一天,莫高窟突然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个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作为探险家,他立即明白了这些文书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王道士是这些文书的虔诚保卫者,单纯用金钱,斯坦因无法达到目的。他聪明地称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历经艰险来中国取经。王道士被感动了,任斯坦因挑选了24箱文书、绘画和五大箱其他文物,带回大英博物馆。王道士仅收下斯坦因200两白银。他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交易,只是这位“西方玄奘”的捐献。他需要这些白银,用来从事他修复莫高窟的伟大事业。
同样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上演,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玄奘”们来了,相继从王道士手中拿走大批文书,留下微乎其微的“捐献”。
当敦煌文书在世界引起轰动时,官府终于觉醒,下令将剩下的文书运往首都。这时,文书已经被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的各级官员或明或暗地盗窃、毁坏殆尽。有人将完整的经卷剪切成数段,以便盗窃。
敦煌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又是一个悲剧。敦煌文书从此散落世界各地,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再也无法恢复。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更大的悲剧并不是敦煌文书的散失,而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样没意识到莫高窟的价值,王道士仅以个人之力募集善款,耗费三十余年的时间修复莫高窟,可谓鞠躬尽瘁。他清理流沙时,发现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绘画和塑像有些残缺、损毁,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现在,我们在莫高窟发现的大量晚清时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业绩。但是,王道士是一个文盲,是一个有着低劣艺术品位的文盲。同时期的敦煌工匠们,也早已没有前辈们的艺术品位和技艺。他们重塑的佛教、道教和传说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画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拙劣刺目。他们甚至把唐代塑像涂抹上大红大绿的色块。我们只能在没有被祸及的部分发现,原来的色彩是多么幽雅宜人。
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伟大的事业,越勤奋努力,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这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义同道们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