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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提出应促进评价方式的改革，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招生的重要参考。一时间，综合素质评价成为“网红”，颇受关注。不少省、市、自治区都积极尝试如何在高考录取中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衡量依据。在笔者看来，综合素质评价若要在高考录取中落地开花，需要突破三道难关。
学生的学科知识掌握情况，可以通过纸笔考试反映出来。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却无法通过纸笔考试来呈现，只能是依赖教师的主观判断。主观判断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各有侧重，因此不具备“可比性”。这就好比说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学生比另一个才艺突出的学生更加优秀，就会让人感到啼笑皆非。而一旦涉及高考录取，比较偏偏又是必须的。高校希望选拔出综合素质“更加优秀”的学生，考生也希望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够被公平对待—选他而不选我，就得说服我为什么他唱歌确实比我画画要好。这要求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不能满足于一個定性的判断，而且最好还能够被量化，能够用数字反映，从而使比较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去探索一系列的技术标准，例如，什么样的画可以得
5分、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可以得10分、什么样的舞蹈值20分等。当然这在技术上是个难题，但只有解决了这个难题，综合素质评价才有可能真正从一个理念变成一项实践。
当我们找到了能够在技术上对学生进行较为合理评价的方法，接下来就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其实对综合素质评价来说，绝不只是一个“用”或者“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用多少”“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和高考录取究竟是“硬挂钩”还是“软挂钩”？是“即便考分低，综合素质评价好的学生也可以优先录取”还是“先以分数排座次，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综合素质评价好的学生”？或者只是“由高校决定是否在录取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当然，权重受到技术的限制。如果我们有比较高的技术，可以清晰而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加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高考当中所占的权重。但如果技术水平根本就达不到，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思考权重问题，因为此时综合素质评价所占权重越大，误差也就越大，对人才质量的甄别和筛选就越不合理。
即使技术高明、权重合理，我们还得考虑人心问题。大家是否接受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到高校招生录取当中？这里其实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人们是否相信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是公正合理的？是不是会怀疑具体操作时存在“猫腻”？保送生制度就曾因为存在着弄虚作假行为而招致大量的指责。那么，同样作为主观判断结果的综合素质评价，能够得到人们的信服吗？越是主观的东西，越容易给钱权交易、关系人情留下运作的空间，而这关系到综合素质评价人心向背。二是综合素质评价在事实上是不是公正合理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家庭经济条件、区域文化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但由于各个地区经济条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学生的综合素质很容易表现出地域差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学生的考试成绩虽然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学生还有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弥补而教育环境条件的差异，是学生无论如何努力都弥补不了的。2009年5月，《中国青年报》曾就“将综合评价纳入高校招生的考核范围”进行民意调查，在接受调查的2693人当中，有53.8%的人认为，这对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学生更加不公平，不少人担心这一改革会让农村孩子吃亏。这表达出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导致的“马太效应”的担心。今虽时过境迁，但上述两个问题却难言得到了妥善解决。
将综合评价纳入高校招生的考核范围虽是大势所趋，但上述三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依然是综合素质评价得以落地开花的“拦路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理念上先进”的综合素质评价，更需要一个“技术上可行”的综合素质评价，而且还必须是一个让大家广为认可、心服口服的综合素质评价。这就需要既从技术上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的“效度”，也要从方案上去设计综合素质评价的“采纳度”，还要从人心向背、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的“信度”。突破了上述三重关口，综合素质评价必将在我国高考史上翻开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1. 厦门工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莎
一、技术关：综合素质到底如何评？
学生的学科知识掌握情况，可以通过纸笔考试反映出来。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却无法通过纸笔考试来呈现，只能是依赖教师的主观判断。主观判断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各有侧重，因此不具备“可比性”。这就好比说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学生比另一个才艺突出的学生更加优秀，就会让人感到啼笑皆非。而一旦涉及高考录取，比较偏偏又是必须的。高校希望选拔出综合素质“更加优秀”的学生，考生也希望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够被公平对待—选他而不选我，就得说服我为什么他唱歌确实比我画画要好。这要求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不能满足于一個定性的判断，而且最好还能够被量化，能够用数字反映，从而使比较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去探索一系列的技术标准，例如，什么样的画可以得
5分、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可以得10分、什么样的舞蹈值20分等。当然这在技术上是个难题，但只有解决了这个难题，综合素质评价才有可能真正从一个理念变成一项实践。
二、权重关：多大程度上考虑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当我们找到了能够在技术上对学生进行较为合理评价的方法，接下来就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其实对综合素质评价来说，绝不只是一个“用”或者“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用多少”“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和高考录取究竟是“硬挂钩”还是“软挂钩”？是“即便考分低，综合素质评价好的学生也可以优先录取”还是“先以分数排座次，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综合素质评价好的学生”？或者只是“由高校决定是否在录取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当然，权重受到技术的限制。如果我们有比较高的技术，可以清晰而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加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高考当中所占的权重。但如果技术水平根本就达不到，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思考权重问题，因为此时综合素质评价所占权重越大，误差也就越大，对人才质量的甄别和筛选就越不合理。
三、人心关：综合素质评价何以让人信服？
即使技术高明、权重合理，我们还得考虑人心问题。大家是否接受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到高校招生录取当中？这里其实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人们是否相信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是公正合理的？是不是会怀疑具体操作时存在“猫腻”？保送生制度就曾因为存在着弄虚作假行为而招致大量的指责。那么，同样作为主观判断结果的综合素质评价，能够得到人们的信服吗？越是主观的东西，越容易给钱权交易、关系人情留下运作的空间，而这关系到综合素质评价人心向背。二是综合素质评价在事实上是不是公正合理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家庭经济条件、区域文化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但由于各个地区经济条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学生的综合素质很容易表现出地域差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学生的考试成绩虽然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学生还有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弥补而教育环境条件的差异，是学生无论如何努力都弥补不了的。2009年5月，《中国青年报》曾就“将综合评价纳入高校招生的考核范围”进行民意调查，在接受调查的2693人当中，有53.8%的人认为，这对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学生更加不公平，不少人担心这一改革会让农村孩子吃亏。这表达出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导致的“马太效应”的担心。今虽时过境迁，但上述两个问题却难言得到了妥善解决。
将综合评价纳入高校招生的考核范围虽是大势所趋，但上述三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依然是综合素质评价得以落地开花的“拦路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理念上先进”的综合素质评价，更需要一个“技术上可行”的综合素质评价，而且还必须是一个让大家广为认可、心服口服的综合素质评价。这就需要既从技术上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的“效度”，也要从方案上去设计综合素质评价的“采纳度”，还要从人心向背、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的“信度”。突破了上述三重关口，综合素质评价必将在我国高考史上翻开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1. 厦门工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