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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9月23日香港放映了崔健的3D演唱会电影《超越那一天》，12月1日崔健重临香港，在西九露天开唱—— 香港在这个秋冬之际，似乎突然想起了久违的崔健。对于香港人来说，崔健像一把秋天的刀子，像冬天雪地上的一场撒野。
和大多数还记得崔健的香港人一样，我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知道崔健，1988年我们就听到徐小凤翻唱的《一无所有》——这首象征一代人从虚无中反思与叛逆的中国摇滚诞生作，被改编成《真爱又如何》那样有点古怪的情歌，贵气的徐小凤是怎样和与她格格不入的草莽者崔健拉上关系的？这简直是一个时代的讽刺，象征了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实用主义，以及随之而来意外的包容——所以后来，《一无所有》的原版在香港电视上得以播出，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对内地青年颇有影响力的摇滚歌手叫崔健，也没有人质疑小凤姐骑劫了摇滚。
当然也没有人会觉得，小凤姐给我们启蒙了摇滚。直到YouTube时代到来，我们才知道徐小凤翻唱之后，崔健在干什么。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录音，那年崔健和他的乐队自称“北京市民合唱团”，在街头唱着《从头再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当时最新的、无法在正式演出里演唱的歌，还发表了一些充满崔健式隐喻的演说，你可以觉得他是在鼓舞，也可以觉得他是在要求反思。
《超越那一天》电影的香港版本和内地版本一样没有点题作《超越那一天》，崔健的谨慎与他的勇气一样，我永远无法理解。《超越那一天》的“那一天”又是哪一天呢，那一天为什么敏感？对于香港人，那一天至关重要，《超越那一天》也是崔健与香港关系最深的一首歌，它的歌词长达九百字，仿佛不如此不能说明“那一天”和香港对于崔健、对于内地的有识之士的意义。歌词如崔健一贯的充满政治隐喻和文学悖论，限于篇幅，仅引用部分如下：
“妈妈有一天你突然回来站着/盯着我半天然后跟我说/说我有一个亲生的妹妹还活着/我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我焦急地等待着你继续往下说/可是你却开始保持沉默/……/你真的了解我那没见过的妹妹/或是真正地了解我吗/如果我们之间突然地发生了爱情/你将会怎么样地处理呢/妈妈我对不起你如果我的疯狂将会/给你带来什么不舒服的结果/我不知是为了什么还没有见到妹妹/就已经开始爱上她了……”
是的，他唱的是香港回归，那天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除了午夜飞行乐队的《赞美这一天》，好像没有人这么政治性地歌唱过那个日子。内地、香港和内地人民，分别被崔健喻为“妈妈”、“妹妹”和“我”，妈妈不理解我和妹妹，我迷恋但也不理解妹妹，这里没有引用的第三段，简直就预言了回归十五年后两地关系的尴尬状况。“头几年亲热劲儿过了后产生了矛盾/我们还会真的互相爱吗？”但我们都很难尝试爱了。也许兄妹恋注定会落入这种尴尬境地。
崔健对政治的态度比起他的同代艺术家，批判力度绝对是极大的，尤其《红旗下的蛋》、《盒子》等中后期作品，比起早期《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对社会主义美学爱恨交加的暧昧，比起《一块红布》和《假行僧》的朦胧诗浪漫主义，态度更果断、锋利分明。《超越那一天》的戏剧性辩驳更加复杂，崔健对香港的态度也很能代表内地艺术家、知識分子对香港的态度，既有对善意想象的“自由港”的憧憬，亦有对被夸大的“殖民地傲慢”的警惕，而崔健希望“爱”是可以超越这种矛盾纷扰的。
“轻松地简单地超越那一天”，不等于某种超越史观，后者总强调放下包袱，把历史视为可以随便抛弃的包袱，怂恿每个人遗忘，而香港人却偏偏顽固地选择不忘记。崔健的超越幻想，也许是劝人们不要陷入主流话语的粉饰，也不要陷入某种民间话语的简化。但“那一天”所携带的种种矛盾在日后越滚越大，岂能简单超越？而且“那一天”的意义，在左右各种叙述和利用之中，早已妾身不明，我们说要超越，到底是要超越哪一天？超越哪一个昨日的我，哪一个昨日的崔健？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9月23日香港放映了崔健的3D演唱会电影《超越那一天》，12月1日崔健重临香港，在西九露天开唱—— 香港在这个秋冬之际，似乎突然想起了久违的崔健。对于香港人来说，崔健像一把秋天的刀子，像冬天雪地上的一场撒野。
和大多数还记得崔健的香港人一样，我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知道崔健，1988年我们就听到徐小凤翻唱的《一无所有》——这首象征一代人从虚无中反思与叛逆的中国摇滚诞生作，被改编成《真爱又如何》那样有点古怪的情歌，贵气的徐小凤是怎样和与她格格不入的草莽者崔健拉上关系的？这简直是一个时代的讽刺，象征了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实用主义，以及随之而来意外的包容——所以后来，《一无所有》的原版在香港电视上得以播出，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对内地青年颇有影响力的摇滚歌手叫崔健，也没有人质疑小凤姐骑劫了摇滚。
当然也没有人会觉得，小凤姐给我们启蒙了摇滚。直到YouTube时代到来，我们才知道徐小凤翻唱之后，崔健在干什么。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录音，那年崔健和他的乐队自称“北京市民合唱团”，在街头唱着《从头再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当时最新的、无法在正式演出里演唱的歌，还发表了一些充满崔健式隐喻的演说，你可以觉得他是在鼓舞，也可以觉得他是在要求反思。
《超越那一天》电影的香港版本和内地版本一样没有点题作《超越那一天》，崔健的谨慎与他的勇气一样，我永远无法理解。《超越那一天》的“那一天”又是哪一天呢，那一天为什么敏感？对于香港人，那一天至关重要，《超越那一天》也是崔健与香港关系最深的一首歌，它的歌词长达九百字，仿佛不如此不能说明“那一天”和香港对于崔健、对于内地的有识之士的意义。歌词如崔健一贯的充满政治隐喻和文学悖论，限于篇幅，仅引用部分如下：
“妈妈有一天你突然回来站着/盯着我半天然后跟我说/说我有一个亲生的妹妹还活着/我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我焦急地等待着你继续往下说/可是你却开始保持沉默/……/你真的了解我那没见过的妹妹/或是真正地了解我吗/如果我们之间突然地发生了爱情/你将会怎么样地处理呢/妈妈我对不起你如果我的疯狂将会/给你带来什么不舒服的结果/我不知是为了什么还没有见到妹妹/就已经开始爱上她了……”
是的，他唱的是香港回归，那天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除了午夜飞行乐队的《赞美这一天》，好像没有人这么政治性地歌唱过那个日子。内地、香港和内地人民，分别被崔健喻为“妈妈”、“妹妹”和“我”，妈妈不理解我和妹妹，我迷恋但也不理解妹妹，这里没有引用的第三段，简直就预言了回归十五年后两地关系的尴尬状况。“头几年亲热劲儿过了后产生了矛盾/我们还会真的互相爱吗？”但我们都很难尝试爱了。也许兄妹恋注定会落入这种尴尬境地。
崔健对政治的态度比起他的同代艺术家，批判力度绝对是极大的，尤其《红旗下的蛋》、《盒子》等中后期作品，比起早期《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对社会主义美学爱恨交加的暧昧，比起《一块红布》和《假行僧》的朦胧诗浪漫主义，态度更果断、锋利分明。《超越那一天》的戏剧性辩驳更加复杂，崔健对香港的态度也很能代表内地艺术家、知識分子对香港的态度，既有对善意想象的“自由港”的憧憬，亦有对被夸大的“殖民地傲慢”的警惕，而崔健希望“爱”是可以超越这种矛盾纷扰的。
“轻松地简单地超越那一天”，不等于某种超越史观，后者总强调放下包袱，把历史视为可以随便抛弃的包袱，怂恿每个人遗忘，而香港人却偏偏顽固地选择不忘记。崔健的超越幻想，也许是劝人们不要陷入主流话语的粉饰，也不要陷入某种民间话语的简化。但“那一天”所携带的种种矛盾在日后越滚越大，岂能简单超越？而且“那一天”的意义，在左右各种叙述和利用之中，早已妾身不明，我们说要超越，到底是要超越哪一天？超越哪一个昨日的我，哪一个昨日的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