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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扩张，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导致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产泡沫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要考虑泡沫破灭的后果是什么。未来，伴随产业升级，不仅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也会影响第一、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故下一个五年中国不乏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
尽管中国目前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刘易斯拐点理论来推断未来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因为中国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潮还远远没有结束，劳动力的阶段性短缺或许是建立在资产泡沫之上的，一个13.4亿人口的大国的发展模式，大概不能简单借鉴缺乏大国案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与资产泡沫形成有关
2004年春节过后，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要清楚2003年中国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
出口部门应该是增加就业人数的一个重要部门，在中国2001年末加入WTO之后，出口有了显著增长，2002年出口增速为22%，到了2003年则大幅攀升至35%，可见，中国大约在2003年之后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的劳动人口开始为全球消费者打工。
再看一下投资。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27%，也属于1999-2008年这轮朱格拉周期的投资增速高点，当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速的贡献达到63.7%，也是过去10年来最高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又得益于始于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及2003年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由此导致的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也使得中西部这一劳动力提供地成为需求地。
因此，2004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应该是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源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扩张。
研究发现，一旦出现民工荒，便会在当年的GDP规模上反映为高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宏观调控的出台，2004-2005年、2007-2008年以及2010-2011年的三次政策收紧无一例外。其特点是先采取调控措施，尔后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如2004年末把积极财政政策改为稳健财政政策，2007年末把稳健货币政策改为从紧货币政策，2010年末则将适度从宽货币政策改为稳健货币政策。
尽管每次调控都以结构调整为目的，但实际上只是降温而已，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主要表现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攀升，如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8.1倍，远高于发达国家3至5倍的水平。房价上涨带动土地价格上涨，高速增长的经济又带动矿产资源等价格的上涨，简言之，2003-2010年中国的资产泡沫逐步形成，主要是通过“外汇流入-基础货币投放-土地财政-货币创造”这种模式造成的。如今中国M2的规模已经达到75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且比例上接近GDP的两倍。M2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与2003年以来外汇占款所创造的基础货币没有被完全对冲掉有关，据我们估计，截至2010年末，还有约5.5万亿元没有回收，一直在创造货币（见本专栏2011年5月文章《中国式货币创造与财富神话》）。
货币创造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资产价格膨胀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带来泡沫破灭和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影响到经济，进而影响到就业。而中国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与资产价格膨胀的过程是一致的，并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9.1%，其中投资的贡献超过90%，2010年也在70%以上。而比较1960-1970年被认定为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日本经济，虽然其资本形成在GDP中的比重最高也达到35%，但毕竟是私人消费占大头，且不存在资产泡沫。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思考一下，假如没有资产泡沫，中国从2004年开始是否会出现民工荒？我们确实应该对资产泡沫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作一反思，而且要考虑泡沫破灭的后果是什么。
而根据央行《2010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余额估计在10万亿元以上，远超原先7万亿元的估值。这些信贷究竟会导致多少坏账，尚难获知，但不容乐观。
原因是：第一，分区域看，从1995年到2009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从42%上升至58%，而东部沿海的恰好从58%降至42%，但中西部地区的GDP占比不升反降，从占比50%降至45%（见本专栏2009年12月文章《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可见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比远低于东部沿海，这是为了追求区域平衡发展而导致的资源错配，也是影响贷款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二，从信贷期限看，由于大部分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都是在2009年，那么2012-2014年将形成还贷高峰，呆坏账的增加届时将影响经济的运行；第三，当前的经济回落是否会引发资产泡沫破灭很难预料，但至少抑制了房屋和土地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扬，抑制了社会总需求，这也将使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从而加大了地方的债务负担。
产业升级会影响就业结构和就业率
尽管舆论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尽快推进产业升级，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未停息过，这方面我们可以透过外贸进出口的窗口来观察。过去10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衣鞋包、玩具在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金属制品占比先升后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仪器仪表等占比则在持续上升。这种变化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出口部门产业结构的升级次序。如机电产业是过去十年中国成长最快的工业品，也是目前出口比重最高的工业品，过去15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从20%上升至50%。
随着中国第二产业及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我们估计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1.97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资源消耗量已经直接影响到全球资源品的供应与价格。这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面临的问题类似，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将受到挤压，制造业增速也将放缓。从最近两个季度工业大类行业的利润率观察，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不到2%，表明高企的资源价格已经严重挤压了中游制造业的利润。
中国的第二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就业增速也有降低迹象，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2007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而2008、2009年则降至500-600万了。这就涉及到产业升级过程中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问题。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2011年一季度各类职业的需求中，68.6%的用人需求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两大职别，其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34.9%和33.7%。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显示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说明目前用工上供不应求的是高级、技术型人员。
从劳动力需求的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历来都是吸纳新增就业最多的部门，2011年一季度，私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2%，说明人力成本、信贷成本的提高对低端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影响非常明显。由于私营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提供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产业升级过程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的上升，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减弱。如美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人数是该国制造业中最多的，大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0%，随着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纺织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69.1万人逐步下滑到2001年的47.8万人，服装就业人数则从103.6万人下降到56.6万人。
此外，产业升级的过程，不仅是低端用工需求增速降低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减速的过程，这同样对增加总用工需求不利。例如，美国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同时伴随着经济减速，如美国GDP增速从原先的4.5%降至3%，日本则从10%降至4%。我国“十二五规划”将GDP增速降至7%，或许实际结果不会那么低，但即便是8%，也比过去10年10.5%的平均增速要下两个台阶。而且，产业升级不仅使得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也会影响第一、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如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就业人数的绝对量下降。而服务业也面临产业升级，这同样会增加高端产业的用工需求，如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且相应减少低端产业的用工需求，因此，服务业并非简单地成为吸纳第一、第二产业过剩劳动力的行业。
未来劳动力结构预示失业问题将凸显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末，中国共有就业人口77995万，其中，第一产业为29708万，第二产业为21684万，第三产业为26603万。为此我们可以推算出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19万元，而二、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6.32万元，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后者的1/6，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而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为6.74亿，假定1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58%（保守估计），且中国人口净增6千万，则意味着未来10年至少将有1.1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据官方数据，2010年末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比2009年增加800万，假定未来10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也是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加，那么，10年中新增8000万的外出农民工与1.16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匹配关系基本成立。
除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外，城市本身的劳动力也在不断产生，如2011年将有650万大学生毕业，再加上中专、技校等毕业生，以及未考取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寻找工作，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城镇新增求职劳动力将达到1400万。如果加上下岗再就业和农村外出劳动力，则2011年城镇劳动力供给量达到3200万。这一数字已经明显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业弹性（附图），可以发现总就业弹性趋于下降，1998年的就业弹性为0.19，到了2009年只有0.07。而且，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下滑势头更明显，从2005年的0.57降至2009年的0.28，尽管第三产业这几年的就业弹性有回升势头，但比最高点还是要低，2009年为0.36。
这意味着，即便经济增速不下降，每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量，而一旦经济增速下滑，则新增就业人数将减少。据官方统计，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68万人，有547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65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8万人。这些数据表明，即便是在经济高增长的201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还是存在，失业而未登记的、进入城市而未找到工作的累计约有400万左右。故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与劳动力供需结构不能匹配有关。
对第二产业而言，其制造业已经从资本短缺向资本过剩转变，随着产业升级的持续以及其在GDP中占比的下降，就业弹性还将继续回落。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国内薪酬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原因，利润率进一步降低，目前已经发现中游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将向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端制造业如医药制造、交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行业有发展潜力，但这些行业所创造的就业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未来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很难维持在每年500-600万的水平，到十二五末期可能降至200-300万人左右，而到下一个五年，很可能是负增长。而这推论还没有考虑未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如资本泡沫破灭等，如果考虑，则就业情况将更严峻。
因此，未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量将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根源，如果资产泡沫在这两年内破灭，则失业问题加速来临，不过由于城市化动力犹在，泡沫没有足够大，故中国经济还可以休养生息、再度崛起，只不过失业问题将长期化。如果资产泡沫在2015-2020年破灭，则届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大大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显不足，很难用刺激政策来振兴经济，故下一个五年中国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更大。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补充,请发邮件至xincaifu@p5w.net。
尽管中国目前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刘易斯拐点理论来推断未来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因为中国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潮还远远没有结束，劳动力的阶段性短缺或许是建立在资产泡沫之上的，一个13.4亿人口的大国的发展模式，大概不能简单借鉴缺乏大国案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与资产泡沫形成有关
2004年春节过后，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要清楚2003年中国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
出口部门应该是增加就业人数的一个重要部门，在中国2001年末加入WTO之后，出口有了显著增长，2002年出口增速为22%，到了2003年则大幅攀升至35%，可见，中国大约在2003年之后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的劳动人口开始为全球消费者打工。
再看一下投资。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27%，也属于1999-2008年这轮朱格拉周期的投资增速高点，当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速的贡献达到63.7%，也是过去10年来最高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又得益于始于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及2003年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由此导致的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也使得中西部这一劳动力提供地成为需求地。
因此，2004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应该是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源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扩张。
研究发现，一旦出现民工荒，便会在当年的GDP规模上反映为高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宏观调控的出台，2004-2005年、2007-2008年以及2010-2011年的三次政策收紧无一例外。其特点是先采取调控措施，尔后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如2004年末把积极财政政策改为稳健财政政策，2007年末把稳健货币政策改为从紧货币政策，2010年末则将适度从宽货币政策改为稳健货币政策。
尽管每次调控都以结构调整为目的，但实际上只是降温而已，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主要表现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攀升，如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8.1倍，远高于发达国家3至5倍的水平。房价上涨带动土地价格上涨，高速增长的经济又带动矿产资源等价格的上涨，简言之，2003-2010年中国的资产泡沫逐步形成，主要是通过“外汇流入-基础货币投放-土地财政-货币创造”这种模式造成的。如今中国M2的规模已经达到75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且比例上接近GDP的两倍。M2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与2003年以来外汇占款所创造的基础货币没有被完全对冲掉有关，据我们估计，截至2010年末，还有约5.5万亿元没有回收，一直在创造货币（见本专栏2011年5月文章《中国式货币创造与财富神话》）。
货币创造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资产价格膨胀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带来泡沫破灭和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影响到经济，进而影响到就业。而中国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与资产价格膨胀的过程是一致的，并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9.1%，其中投资的贡献超过90%，2010年也在70%以上。而比较1960-1970年被认定为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日本经济，虽然其资本形成在GDP中的比重最高也达到35%，但毕竟是私人消费占大头，且不存在资产泡沫。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思考一下，假如没有资产泡沫，中国从2004年开始是否会出现民工荒？我们确实应该对资产泡沫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作一反思，而且要考虑泡沫破灭的后果是什么。
而根据央行《2010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余额估计在10万亿元以上，远超原先7万亿元的估值。这些信贷究竟会导致多少坏账，尚难获知，但不容乐观。
原因是：第一，分区域看，从1995年到2009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从42%上升至58%，而东部沿海的恰好从58%降至42%，但中西部地区的GDP占比不升反降，从占比50%降至45%（见本专栏2009年12月文章《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可见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比远低于东部沿海，这是为了追求区域平衡发展而导致的资源错配，也是影响贷款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二，从信贷期限看，由于大部分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都是在2009年，那么2012-2014年将形成还贷高峰，呆坏账的增加届时将影响经济的运行；第三，当前的经济回落是否会引发资产泡沫破灭很难预料，但至少抑制了房屋和土地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扬，抑制了社会总需求，这也将使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从而加大了地方的债务负担。
产业升级会影响就业结构和就业率
尽管舆论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尽快推进产业升级，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未停息过，这方面我们可以透过外贸进出口的窗口来观察。过去10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衣鞋包、玩具在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金属制品占比先升后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仪器仪表等占比则在持续上升。这种变化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出口部门产业结构的升级次序。如机电产业是过去十年中国成长最快的工业品，也是目前出口比重最高的工业品，过去15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从20%上升至50%。
随着中国第二产业及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我们估计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1.97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资源消耗量已经直接影响到全球资源品的供应与价格。这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面临的问题类似，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将受到挤压，制造业增速也将放缓。从最近两个季度工业大类行业的利润率观察，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不到2%，表明高企的资源价格已经严重挤压了中游制造业的利润。
中国的第二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就业增速也有降低迹象，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2007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而2008、2009年则降至500-600万了。这就涉及到产业升级过程中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问题。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2011年一季度各类职业的需求中，68.6%的用人需求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两大职别，其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34.9%和33.7%。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显示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说明目前用工上供不应求的是高级、技术型人员。
从劳动力需求的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历来都是吸纳新增就业最多的部门，2011年一季度，私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2%，说明人力成本、信贷成本的提高对低端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影响非常明显。由于私营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提供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产业升级过程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的上升，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减弱。如美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人数是该国制造业中最多的，大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0%，随着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纺织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69.1万人逐步下滑到2001年的47.8万人，服装就业人数则从103.6万人下降到56.6万人。
此外，产业升级的过程，不仅是低端用工需求增速降低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减速的过程，这同样对增加总用工需求不利。例如，美国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同时伴随着经济减速，如美国GDP增速从原先的4.5%降至3%，日本则从10%降至4%。我国“十二五规划”将GDP增速降至7%，或许实际结果不会那么低，但即便是8%，也比过去10年10.5%的平均增速要下两个台阶。而且，产业升级不仅使得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也会影响第一、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如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就业人数的绝对量下降。而服务业也面临产业升级，这同样会增加高端产业的用工需求，如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且相应减少低端产业的用工需求，因此，服务业并非简单地成为吸纳第一、第二产业过剩劳动力的行业。
未来劳动力结构预示失业问题将凸显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末，中国共有就业人口77995万，其中，第一产业为29708万，第二产业为21684万，第三产业为26603万。为此我们可以推算出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19万元，而二、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6.32万元，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后者的1/6，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而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为6.74亿，假定1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58%（保守估计），且中国人口净增6千万，则意味着未来10年至少将有1.1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据官方数据，2010年末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比2009年增加800万，假定未来10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也是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加，那么，10年中新增8000万的外出农民工与1.16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匹配关系基本成立。
除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外，城市本身的劳动力也在不断产生，如2011年将有650万大学生毕业，再加上中专、技校等毕业生，以及未考取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寻找工作，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城镇新增求职劳动力将达到1400万。如果加上下岗再就业和农村外出劳动力，则2011年城镇劳动力供给量达到3200万。这一数字已经明显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业弹性（附图），可以发现总就业弹性趋于下降，1998年的就业弹性为0.19，到了2009年只有0.07。而且，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下滑势头更明显，从2005年的0.57降至2009年的0.28，尽管第三产业这几年的就业弹性有回升势头，但比最高点还是要低，2009年为0.36。
这意味着，即便经济增速不下降，每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量，而一旦经济增速下滑，则新增就业人数将减少。据官方统计，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68万人，有547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65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8万人。这些数据表明，即便是在经济高增长的201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还是存在，失业而未登记的、进入城市而未找到工作的累计约有400万左右。故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与劳动力供需结构不能匹配有关。
对第二产业而言，其制造业已经从资本短缺向资本过剩转变，随着产业升级的持续以及其在GDP中占比的下降，就业弹性还将继续回落。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国内薪酬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原因，利润率进一步降低，目前已经发现中游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将向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端制造业如医药制造、交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行业有发展潜力，但这些行业所创造的就业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未来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很难维持在每年500-600万的水平，到十二五末期可能降至200-300万人左右，而到下一个五年，很可能是负增长。而这推论还没有考虑未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如资本泡沫破灭等，如果考虑，则就业情况将更严峻。
因此，未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量将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根源，如果资产泡沫在这两年内破灭，则失业问题加速来临，不过由于城市化动力犹在，泡沫没有足够大，故中国经济还可以休养生息、再度崛起，只不过失业问题将长期化。如果资产泡沫在2015-2020年破灭，则届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大大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显不足，很难用刺激政策来振兴经济，故下一个五年中国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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