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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南京多名学者首次联名上书国务院，呼吁保护老城南，至今整整9年。这9年，也正是老城保护逐渐受到重视，和主城动迁房地产开发最保留繁盛频繁的年份。拆还是留，重建还是修缮，成为两股此消彼长、博弈已久的力量。
然而，老城南的现状，仿佛让学界的声嘶力竭，在历史变革的推土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50万元VS7000万元
3月18日，南京市文广新局官方微博@南京文化发布，公布了牛市古民居损毁处罚的决定，对施工方处以5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建设方报批文物修缮方案，项目全面停工至修复验收合格，方能复工。
这样的结果，在学者姚远看来，是意料之中。“虽然50万元已经是行政处罚中的最高金额，但这和7000万元相比，太微不足道。”在本刊的采访中，有相关知情人曾爆料，因文保单位距离新建别墅距离太近，而修改规划将导致开发商泰禾承受约7000万元的损失，故铤而走险，损毁文物。
“50万的罚款和7000万的利润相比，换做谁是开发商，恐怕都会选择毁文物。”姚远认为，在违法成本和经济利益这盏天平两端，砝码显而易见的不平衡。
姚远今年2月曾在《瞭望》撰文指出，现行文物保护法对“尚不构成犯罪”的擅自拆除文物的违法行为，只规定了50万元罚款的上限。这已不能适应形势之需，对这一上限，确实应予大幅提高。
他强调，在房地产市价动辄每平方米数万元的情况下，拆掉一处文物建筑，就可以为房地产项目腾出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利益空间。因此，仅靠行政处罚，即使数倍、数十倍地提高处罚额度，仍难形成震慑。所以，更重要的是对破坏文物的犯罪行为，应严肃追究刑责。
“《文物保护法》的前提也说清楚了，就是‘尚不构成犯罪’的才进行行政处罚。所以对‘损毁文物行政处罚最高金额50万元’的解读，其实有狭隘和误区。”姚远说。
根据文物局相关人士解释，只有涉及省级以上文物的损毁，才追究刑责，但姚远并不认同：“《刑法》在故意损毁文物罪之外，还有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如果有‘故意’成分，哪怕不是省级文保，一样要负刑事责任。另外，行政处罚除了顶额罚款，还有吊销责任人的主业资质，即房地产开发资质。但实际上，地方司法机关很少介入这一类文物破坏的案件。”
对此，古建筑学家周学鹰教授则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提高上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执法不透明、监督不健全的法律环境下，也就是缺乏法治的基本前提下，提高罚款金额上限，只不过给各个利益诉求方提供了更宽裕的协商弹性。”而法律监督机制透明的前提，则是整个行政体制更加透明：“罚款金额如何定夺，罚款实际用途是什么等等，这些都要建立在整个体系公开透明的基础上。”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在2006年进行城南牛市调查时，曾被现场数位负责拆迁的保安追打。在学界的一致抗议下，秦淮区的主要时任领导被迫向周学鹰道歉。在2014年的“打虎”行动中，曾担任秦淮区区长的冯亚军被纪委带走接受调查。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3月21日于南京大学的演讲中透露，文物保护相关法规中存在空泛和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执法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根据新的情况，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正在考虑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这次修订中，将更加强调法律执行的效力。
“文物是无价的。”周学鹰隔着电话的气息声，都透露出他的焦急和痛心疾首。姚远也强调，提高上限更重要的是要形成震慑效果：“就算罚款千万上亿元，文物毁掉了就是毁掉了，罚多少钱都失去了意义。提高上限的真正意义在于，高额的违法成本不至于让人轻易触碰，懂得敬畏，高悬于顶。”留？VS拆？
在颜料坊49号被损毁之前，姚远已经关注了它10年。他记得10多年前的暑假，骑着车在颜料坊初见49号的模样：“门梁上的雕花，多漂亮的房子啊！”他为那些青砖和空斗墙着迷。而周学鹰教授更曾经带领南京大学的师生，对颜料坊、牛市地块的古建筑进行过测绘，其中就包括颜料坊49号、64号等。
2002年，在北京大学读大三的姚远，目睹了老北京城拔草除根式的拆迁，这令他为之震惊：“记得一次在东城，从朝阳门到西直门，数万平方米的胡同被夷为平地，如同战争的废墟。”
因此，当2006年老城南大规模动迁的脚步逼近颜料坊时，已读研究生的姚远，参与起草了全国16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保护老城南的提案。2009年，因南捕厅周边拆迁新建别墅，再次触发周学鹰、薛冰等29位学者上书国务院。读博的姚远，再次加入行列。
2006年的6月10日，中央政府批示确立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学界一度认为，这是政府层面对全国文化重视的表态。也是在那一天，南京市政府就此公布“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颜料坊街区内，包括49号一牛市64号在内的10多处古民居建筑，位列其中。
然而10天后，老城南大规模动迁开始，云章公所和颜料坊49号、牛市64号，成为颜料坊地块上，仅有的幸存者。至今在牛市64号一侧正面墙体上，南面嵌进了落款“2006年6月10日”的市文保单位大理石砖，北面则喷着惨白的“搬迁”二字。
留还是拆，在同一面墙上撕扯了9年。
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曾站在拆迁现场，痛心疾首：“你们说拆迁不会破坏文物，现在‘拆’字都上墙了，还说不破坏？”时隔9年，再次听闻颜料坊命运的梁白泉，感叹不已：“顶过了2006年、2009年两轮拆迁，竟然还是被拆了。”
49号-64号虽然保了下来，但在多年的荒废和风雨侵蚀后，49号正门早已不见。3月8日浇上的泥浆，让49号最外一进，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模样。
回看这9年的博弈，姚远并不认为文物学界获得了胜利。“老门东被全部推平重建，南捕厅的别墅没通过规划审批就建起来了，这次颜料坊市文保单位又被公然损毁，老城南保护早已名不副实。”
姚远回忆，除了颜料坊古民居，在当时的仓巷一侧，也定了有6、7处文物是不拆的：“但现在还是一个都没有了，仓巷、牙檀巷、卧佛寺的古民居都被拆了。”姚远气愤而无奈：“法律的权威性荡然无存。” 不仅仅是单点文物的破坏，在众多学者看来，老城南几乎损失殆尽。在2011年南京市政府制定的《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中，划定以门东、门西、南捕厅地区为核心，北至秦淮河中支（运渎）、南、东、西方向均至外秦淮河，规划面积约5.56平方公里。
“但南京老城南真正剩余的地区，仅有在门西的部分区域，实际面积估算仅有0.5平方公里，除去河道、道路、空地、学校等公共区域，属于传统民居的部分，只有约0.3平方公里。”姚远推测。
这和662年前，朱元璋定都南京时的老城45平方公里的面积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到保护规划里划定面积的一个零头。
然而，直至今日，要求拆迁的声音依旧存在。质疑声认为，老城南太过破旧，学界要求古城保留的声音，并不能真正改变居住者的生活现状。
即便在老城南内部居民中也存在“拆与不拆”的争议。在学界和相关媒体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产权是否属于居住者本人，成为划分两类人的分水岭。对于依旧居住在祖传祖屋里的人，大多数持以保留的态度，有的甚至主动提出修缮。而对上世纪50年代后被政府迁入的公房租户来说，通过拆迁补偿置换，是改善生活环境最快的方式。
学者发现，那些还住在祖屋里的人，一方面对房屋的确存在传承式的情感，另一方面，这样的家族通常很庞大，虽然有的只有一户人家还住在里面，但实际产权人大多有几户，甚至十几户。“如果拆迁，补偿费平摊后居住者实际能获得的收益很少，可能还不如他现在的居住条件。而如果说修祖宅，家族内还有可能筹钱静忙，那他为什么要搬走呢？”姚远说，而后来外迁进入的居民，现在所住的实际上还是“承租公房”，但拆迁时候又要对他们进行同等补偿，这不相当于把“房客”当成“房主”对待吗？“这并不公平。”姚远认为，对于这些没有产权，但的确又有生存困境的人而言，政府应当提供有产权的保障住房，“而把腾退后的老宅还给原来的主人。”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杨梅竹斜街等地区已经实现。2004年，北京市还大力腾退了数千户“文革”遗留的“标准租私房”，使许多独门独院的私房主自我修缮保护的信心得以恢复。近年来，北京市在杨梅竹斜街展开自我保护和自愿疏散式的保护试点，在居民自愿基础上，进行居民疏散和产权交换。“把自愿留下的人集中在一个院子里，腾出的空院子可以引入文化产业。这样街区既带动了街区的复兴，又保留了老北京城，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就认为，只有拆迁一条道路？”
拆除重建VS内部激活
2012年的公示规划中要求，包括门东门西地区等地进行整合串联的区域，要延续历史文脉，主要功能为旅游、文化娱乐、居住、休闲和展示。“但从复建后的现状来看，至少居住功能并没有实现。”
比如，老门东。这个新打造的15万m2的“历史文化街区”，其原街区在2009年开始动迁。4年之后的2013年10月1日，老门东首次亮相迎来了30万人次的客流量，最早进去的24家商户，8天中的总营业额超过100万元。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50亿元。
这样的数据，让老门东成为南京景点“新宠”，但姚远不以为意。江苏省政府批复同意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定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要遵循三个原则：保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维护生活延续性：“这三条没一个实现的。老门东里一个实实在在居住的居民都没有，老南京人的人气没了。”
周学鹰认为，对于老门东的批评还在于，这不是老南京的老门东：“从拆迁到建成，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但最终还是建起来了，值得深思。在先前一段时期权力任性的情况下，以行政领导的个人喜恶决定一个城区的命运，而实际涉及的利益方众多，古城有机再生的千头万绪与政绩观的多快好省矛盾尖锐，很难做好。”
业态单一，仅有商业，这样的热闹在学者眼中，不具备可持续性。在他们看来，花了1.8个亿动迁的南捕厅，建成后的仿古街区的门庭冷落，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但老门东依旧如此，正在修缮的胡家花园未来也基本如此，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结局，仍然一错再错。”
姚远更推崇北京烟袋斜街、南锣鼓巷、上海田子坊、扬州双东等地的保护方式：通过增加居民信心，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从老街区内部激发活力。
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地烟袋斜街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记载，经过漫长历史变更的斜街在上世纪末，已经严重衰败。2000年，什刹海管理处对烟袋斜街进行改造。在参考清华大学改造方案，并对街区居民讲明规划方案后，政府在鼓励居民自行修缮房屋的前提下，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根据媒体报道，按照当时修缮改造成本1200元/m2的价格计算，60m2的传统房屋，改造成本在7-8万元左右。对于没有能力修缮的居民，鼓励自行进行产权流转，出售给有能力修缮的人。对于完全拒绝配合的居民，则采用相对强制地方方式，拆除违建等。同时，西城区政府实际拿出160万元通管线、上下水、电力，通到每家每户门口。经过改造后等烟袋斜街，在之后10年的时间里，成为北京什刹海地区最有名、最有北京味道的地区，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商业注入。
“政府只用了200万元，就把一个社区激活，后期创造的税收收益都不止200万元了，也不需要大动干戈地进行动迁。难道这200万元，政府不应该投入吗？”姚远反问。在修缮动员之前，西城区政府首先宣布烟袋斜街地区未来“不拆了”。“这就树立了居民对于财产的信心，积极主动去修。”
2009年前后，相关领导曾到老城南地区视察，面对当地设施破败、电线乱拉、环境恶劣的状况时表示，街区如此破败，倒不如拆了好。同样在场的南京市作协主席薛冰立即反驳：“改革开放30多年，让居民在基础设施跟不上的环境下生活，究竟是谁的错？”而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迁，即便还保留原貌的地区，“拆迁”传言也在居民间传了多年：“谁愿意今天花大价钱修的房子，明天就被拆了？老城南也就这么破败下去了。政府没有给居民树立他们对财产的信心，反责怪地区的破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在舆论多样化的今天，有人认为，拆除、外迁、重建，留住老城南的灵魂，并不一定要以维持的方式。“如果连物质载体都没有了，怎么就能说保住了灵魂？”姚远反问。在他眼里，仅存的街区，传递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也透露出古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智慧，比如为什么城南街巷房子的距离，要比北方的窄。
“北方的四合院房屋间距大，要保证冬季的日晒，而南京的传统民居则要保证在夏天避免强日照的同时，还有穿堂风。这都表现了中国传统民居独特的地域性。”这样的尺度，在新建的别墅中并不存在。毕竟，只要能满足冬至当天一小时的日晒条件，在有限的土地上建更多的房子，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
在此次南大演讲中，单霁翔明确表示，不认同南京老城南成片拆除，搬迁当地住户的改造方式：“简单地认为它的居住形式落后了，这种态度是消极的，没有给予作为代表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的居住形式有尊严的呵护。”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除新疆外走遍中国，考察过世界上数十个发达、欠发达国家的周学鹰，却认为历史街区保护与利用最成功的范例反而就在中国的土地上，例如四川阆中。阆中1.78平方公里老城内一般性的历史建筑，往往在保持外观的同时，进行内部改善，以适应于现代生活，大量原住民的居住形态与沿街设店的业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游客与原住民、赶集的乡邻与匆匆的过客，各色人等，各得其所。尤其是近1平方公里的阆中古城步行区禁止汽车驶入，古城的生活闲适而又宁静，动静相宜，令人神往。城市文明本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开放、包容，古城是优秀文化生命力孕育的源泉。由此，保护古城不仅仅要保护遗产本体及周边自然环境，还要注重人文环境的培育，最终目的更在于每个个体人的生活与品质的提升。
自大并不是只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上才有。民国早期，混凝土刚刚开始运用，栖霞寺的和尚们，用混凝土抹上了古老的寺庙和雕塑。姚远一声叹息：“这样的伤害，永不可逆了。
然而，老城南的现状，仿佛让学界的声嘶力竭，在历史变革的推土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50万元VS7000万元
3月18日，南京市文广新局官方微博@南京文化发布，公布了牛市古民居损毁处罚的决定，对施工方处以5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建设方报批文物修缮方案，项目全面停工至修复验收合格，方能复工。
这样的结果，在学者姚远看来，是意料之中。“虽然50万元已经是行政处罚中的最高金额，但这和7000万元相比，太微不足道。”在本刊的采访中，有相关知情人曾爆料，因文保单位距离新建别墅距离太近，而修改规划将导致开发商泰禾承受约7000万元的损失，故铤而走险，损毁文物。
“50万的罚款和7000万的利润相比，换做谁是开发商，恐怕都会选择毁文物。”姚远认为，在违法成本和经济利益这盏天平两端，砝码显而易见的不平衡。
姚远今年2月曾在《瞭望》撰文指出，现行文物保护法对“尚不构成犯罪”的擅自拆除文物的违法行为，只规定了50万元罚款的上限。这已不能适应形势之需，对这一上限，确实应予大幅提高。
他强调，在房地产市价动辄每平方米数万元的情况下，拆掉一处文物建筑，就可以为房地产项目腾出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利益空间。因此，仅靠行政处罚，即使数倍、数十倍地提高处罚额度，仍难形成震慑。所以，更重要的是对破坏文物的犯罪行为，应严肃追究刑责。
“《文物保护法》的前提也说清楚了，就是‘尚不构成犯罪’的才进行行政处罚。所以对‘损毁文物行政处罚最高金额50万元’的解读，其实有狭隘和误区。”姚远说。
根据文物局相关人士解释，只有涉及省级以上文物的损毁，才追究刑责，但姚远并不认同：“《刑法》在故意损毁文物罪之外，还有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如果有‘故意’成分，哪怕不是省级文保，一样要负刑事责任。另外，行政处罚除了顶额罚款，还有吊销责任人的主业资质，即房地产开发资质。但实际上，地方司法机关很少介入这一类文物破坏的案件。”
对此，古建筑学家周学鹰教授则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提高上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执法不透明、监督不健全的法律环境下，也就是缺乏法治的基本前提下，提高罚款金额上限，只不过给各个利益诉求方提供了更宽裕的协商弹性。”而法律监督机制透明的前提，则是整个行政体制更加透明：“罚款金额如何定夺，罚款实际用途是什么等等，这些都要建立在整个体系公开透明的基础上。”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在2006年进行城南牛市调查时，曾被现场数位负责拆迁的保安追打。在学界的一致抗议下，秦淮区的主要时任领导被迫向周学鹰道歉。在2014年的“打虎”行动中，曾担任秦淮区区长的冯亚军被纪委带走接受调查。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3月21日于南京大学的演讲中透露，文物保护相关法规中存在空泛和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执法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根据新的情况，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正在考虑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这次修订中，将更加强调法律执行的效力。
“文物是无价的。”周学鹰隔着电话的气息声，都透露出他的焦急和痛心疾首。姚远也强调，提高上限更重要的是要形成震慑效果：“就算罚款千万上亿元，文物毁掉了就是毁掉了，罚多少钱都失去了意义。提高上限的真正意义在于，高额的违法成本不至于让人轻易触碰，懂得敬畏，高悬于顶。”留？VS拆？
在颜料坊49号被损毁之前，姚远已经关注了它10年。他记得10多年前的暑假，骑着车在颜料坊初见49号的模样：“门梁上的雕花，多漂亮的房子啊！”他为那些青砖和空斗墙着迷。而周学鹰教授更曾经带领南京大学的师生，对颜料坊、牛市地块的古建筑进行过测绘，其中就包括颜料坊49号、64号等。
2002年，在北京大学读大三的姚远，目睹了老北京城拔草除根式的拆迁，这令他为之震惊：“记得一次在东城，从朝阳门到西直门，数万平方米的胡同被夷为平地，如同战争的废墟。”
因此，当2006年老城南大规模动迁的脚步逼近颜料坊时，已读研究生的姚远，参与起草了全国16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保护老城南的提案。2009年，因南捕厅周边拆迁新建别墅，再次触发周学鹰、薛冰等29位学者上书国务院。读博的姚远，再次加入行列。
2006年的6月10日，中央政府批示确立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学界一度认为，这是政府层面对全国文化重视的表态。也是在那一天，南京市政府就此公布“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颜料坊街区内，包括49号一牛市64号在内的10多处古民居建筑，位列其中。
然而10天后，老城南大规模动迁开始，云章公所和颜料坊49号、牛市64号，成为颜料坊地块上，仅有的幸存者。至今在牛市64号一侧正面墙体上，南面嵌进了落款“2006年6月10日”的市文保单位大理石砖，北面则喷着惨白的“搬迁”二字。
留还是拆，在同一面墙上撕扯了9年。
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曾站在拆迁现场，痛心疾首：“你们说拆迁不会破坏文物，现在‘拆’字都上墙了，还说不破坏？”时隔9年，再次听闻颜料坊命运的梁白泉，感叹不已：“顶过了2006年、2009年两轮拆迁，竟然还是被拆了。”
49号-64号虽然保了下来，但在多年的荒废和风雨侵蚀后，49号正门早已不见。3月8日浇上的泥浆，让49号最外一进，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模样。
回看这9年的博弈，姚远并不认为文物学界获得了胜利。“老门东被全部推平重建，南捕厅的别墅没通过规划审批就建起来了，这次颜料坊市文保单位又被公然损毁，老城南保护早已名不副实。”
姚远回忆，除了颜料坊古民居，在当时的仓巷一侧，也定了有6、7处文物是不拆的：“但现在还是一个都没有了，仓巷、牙檀巷、卧佛寺的古民居都被拆了。”姚远气愤而无奈：“法律的权威性荡然无存。” 不仅仅是单点文物的破坏，在众多学者看来，老城南几乎损失殆尽。在2011年南京市政府制定的《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中，划定以门东、门西、南捕厅地区为核心，北至秦淮河中支（运渎）、南、东、西方向均至外秦淮河，规划面积约5.56平方公里。
“但南京老城南真正剩余的地区，仅有在门西的部分区域，实际面积估算仅有0.5平方公里，除去河道、道路、空地、学校等公共区域，属于传统民居的部分，只有约0.3平方公里。”姚远推测。
这和662年前，朱元璋定都南京时的老城45平方公里的面积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到保护规划里划定面积的一个零头。
然而，直至今日，要求拆迁的声音依旧存在。质疑声认为，老城南太过破旧，学界要求古城保留的声音，并不能真正改变居住者的生活现状。
即便在老城南内部居民中也存在“拆与不拆”的争议。在学界和相关媒体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产权是否属于居住者本人，成为划分两类人的分水岭。对于依旧居住在祖传祖屋里的人，大多数持以保留的态度，有的甚至主动提出修缮。而对上世纪50年代后被政府迁入的公房租户来说，通过拆迁补偿置换，是改善生活环境最快的方式。
学者发现，那些还住在祖屋里的人，一方面对房屋的确存在传承式的情感，另一方面，这样的家族通常很庞大，虽然有的只有一户人家还住在里面，但实际产权人大多有几户，甚至十几户。“如果拆迁，补偿费平摊后居住者实际能获得的收益很少，可能还不如他现在的居住条件。而如果说修祖宅，家族内还有可能筹钱静忙，那他为什么要搬走呢？”姚远说，而后来外迁进入的居民，现在所住的实际上还是“承租公房”，但拆迁时候又要对他们进行同等补偿，这不相当于把“房客”当成“房主”对待吗？“这并不公平。”姚远认为，对于这些没有产权，但的确又有生存困境的人而言，政府应当提供有产权的保障住房，“而把腾退后的老宅还给原来的主人。”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杨梅竹斜街等地区已经实现。2004年，北京市还大力腾退了数千户“文革”遗留的“标准租私房”，使许多独门独院的私房主自我修缮保护的信心得以恢复。近年来，北京市在杨梅竹斜街展开自我保护和自愿疏散式的保护试点，在居民自愿基础上，进行居民疏散和产权交换。“把自愿留下的人集中在一个院子里，腾出的空院子可以引入文化产业。这样街区既带动了街区的复兴，又保留了老北京城，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就认为，只有拆迁一条道路？”
拆除重建VS内部激活
2012年的公示规划中要求，包括门东门西地区等地进行整合串联的区域，要延续历史文脉，主要功能为旅游、文化娱乐、居住、休闲和展示。“但从复建后的现状来看，至少居住功能并没有实现。”
比如，老门东。这个新打造的15万m2的“历史文化街区”，其原街区在2009年开始动迁。4年之后的2013年10月1日，老门东首次亮相迎来了30万人次的客流量，最早进去的24家商户，8天中的总营业额超过100万元。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50亿元。
这样的数据，让老门东成为南京景点“新宠”，但姚远不以为意。江苏省政府批复同意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定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要遵循三个原则：保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维护生活延续性：“这三条没一个实现的。老门东里一个实实在在居住的居民都没有，老南京人的人气没了。”
周学鹰认为，对于老门东的批评还在于，这不是老南京的老门东：“从拆迁到建成，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但最终还是建起来了，值得深思。在先前一段时期权力任性的情况下，以行政领导的个人喜恶决定一个城区的命运，而实际涉及的利益方众多，古城有机再生的千头万绪与政绩观的多快好省矛盾尖锐，很难做好。”
业态单一，仅有商业，这样的热闹在学者眼中，不具备可持续性。在他们看来，花了1.8个亿动迁的南捕厅，建成后的仿古街区的门庭冷落，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但老门东依旧如此，正在修缮的胡家花园未来也基本如此，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结局，仍然一错再错。”
姚远更推崇北京烟袋斜街、南锣鼓巷、上海田子坊、扬州双东等地的保护方式：通过增加居民信心，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从老街区内部激发活力。
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地烟袋斜街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记载，经过漫长历史变更的斜街在上世纪末，已经严重衰败。2000年，什刹海管理处对烟袋斜街进行改造。在参考清华大学改造方案，并对街区居民讲明规划方案后，政府在鼓励居民自行修缮房屋的前提下，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根据媒体报道，按照当时修缮改造成本1200元/m2的价格计算，60m2的传统房屋，改造成本在7-8万元左右。对于没有能力修缮的居民，鼓励自行进行产权流转，出售给有能力修缮的人。对于完全拒绝配合的居民，则采用相对强制地方方式，拆除违建等。同时，西城区政府实际拿出160万元通管线、上下水、电力，通到每家每户门口。经过改造后等烟袋斜街，在之后10年的时间里，成为北京什刹海地区最有名、最有北京味道的地区，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商业注入。
“政府只用了200万元，就把一个社区激活，后期创造的税收收益都不止200万元了，也不需要大动干戈地进行动迁。难道这200万元，政府不应该投入吗？”姚远反问。在修缮动员之前，西城区政府首先宣布烟袋斜街地区未来“不拆了”。“这就树立了居民对于财产的信心，积极主动去修。”
2009年前后，相关领导曾到老城南地区视察，面对当地设施破败、电线乱拉、环境恶劣的状况时表示，街区如此破败，倒不如拆了好。同样在场的南京市作协主席薛冰立即反驳：“改革开放30多年，让居民在基础设施跟不上的环境下生活，究竟是谁的错？”而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迁，即便还保留原貌的地区，“拆迁”传言也在居民间传了多年：“谁愿意今天花大价钱修的房子，明天就被拆了？老城南也就这么破败下去了。政府没有给居民树立他们对财产的信心，反责怪地区的破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在舆论多样化的今天，有人认为，拆除、外迁、重建，留住老城南的灵魂，并不一定要以维持的方式。“如果连物质载体都没有了，怎么就能说保住了灵魂？”姚远反问。在他眼里，仅存的街区，传递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也透露出古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智慧，比如为什么城南街巷房子的距离，要比北方的窄。
“北方的四合院房屋间距大，要保证冬季的日晒，而南京的传统民居则要保证在夏天避免强日照的同时，还有穿堂风。这都表现了中国传统民居独特的地域性。”这样的尺度，在新建的别墅中并不存在。毕竟，只要能满足冬至当天一小时的日晒条件，在有限的土地上建更多的房子，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
在此次南大演讲中，单霁翔明确表示，不认同南京老城南成片拆除，搬迁当地住户的改造方式：“简单地认为它的居住形式落后了，这种态度是消极的，没有给予作为代表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的居住形式有尊严的呵护。”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除新疆外走遍中国，考察过世界上数十个发达、欠发达国家的周学鹰，却认为历史街区保护与利用最成功的范例反而就在中国的土地上，例如四川阆中。阆中1.78平方公里老城内一般性的历史建筑，往往在保持外观的同时，进行内部改善，以适应于现代生活，大量原住民的居住形态与沿街设店的业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游客与原住民、赶集的乡邻与匆匆的过客，各色人等，各得其所。尤其是近1平方公里的阆中古城步行区禁止汽车驶入，古城的生活闲适而又宁静，动静相宜，令人神往。城市文明本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开放、包容，古城是优秀文化生命力孕育的源泉。由此，保护古城不仅仅要保护遗产本体及周边自然环境，还要注重人文环境的培育，最终目的更在于每个个体人的生活与品质的提升。
自大并不是只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上才有。民国早期，混凝土刚刚开始运用，栖霞寺的和尚们，用混凝土抹上了古老的寺庙和雕塑。姚远一声叹息：“这样的伤害，永不可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