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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灾区已经长达半个多月了，我的学生们——那群让人又爱又恨的十二三岁小鬼真的让我想念不已。袁智硕的捣蛋和聪慧，“四人帮”的调皮和责任心，张岚的疯癫和热情……真想问他们一下“小鬼们，你们怎么样了？”
每想到这里都会有种想要写点儿什么的冲动，但每当坐在电脑桌前敲击键盘时才发觉：十多天的志愿者生活才只是了解灾区孩子、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开始，而大量看到的现实冲击着刚离开大学的我。我本想通过这次活动逃避一下社会的纷纷扰扰，但没想到却提前迈入了“社会”这所新大学的门槛儿，纷繁的想法让我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
从成都——遵道镇——双土村五组的那个连校名都没有的灾区学校，路过的那些残破的街道、堆砌的瓦砾、一顶顶救灾帐篷都从视觉上无声无息之间敲打着每一位来访者内心最深处那扇紧紧关闭着的大门。这里是一片废墟！初到灾区的我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废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让人绝望的词语。不仅失去了爱你的父母、疼你的恋人、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就连那些平时最爱跟你拌嘴的讨厌鬼都消失了。而更可怕的是你郁闷时必会坐一坐的凉亭、学生时代熬夜学习的书桌、第一次恋爱时情人送的精致的水晶玩偶都在一瞬间变成了碎片。生活里除了生命以外什么也不剩。那些人再也不会出现了，美好的、痛苦的回忆都没有了载体，想忘记痛苦又害怕会渐渐地淡忘过去的一切人和事，从此生活在痛苦的矛盾中……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我们到教学点时是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迎接我们这群忐忑不安的志愿者的是一张甜美的笑脸加一个热情的拥抱还有一声真挚的“老师好！”。这是一个11岁的灾区小女孩带给我们的问候。
我愣住了，这与我之前的想象太不一样了吧！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像成人那样甜蜜的伪装呢？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满脑子的问号。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完全打消了原先的悲观想法。他们活泼开朗得让我头疼，一个个都往我身上爬，爬不上来的对我又捏又掐，简直把我当作了一个大号的洋娃娃。更让我们烦恼的是他们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而是一等一的麻烦制造专家。我知道他们的心灵最深处一定还残留着那场灾难带来的阴影，但是让我高兴的是至少他们和我在一起时是快乐的，尽管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又是浅薄的。然而毕竟那段时间他们是快乐的，并且也是我觉得能为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但是我想知道那个答案，他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
和某位老乡聊天时她告诉了我答案：“我们至少还活着。地震虽然严重，但总比缅甸的水灾好点。现在我们不去想地震，一想心就疼，疼得没法子睡觉，睡着了也会疼醒、会哭醒！所以我去想那些比较好的生活，想着自己五六年七八年后能过上怎样的日子，这样才能活下去，我们才干得动农活，才能看上去正常地去打工，别的不去多想了。”
看来在对灾难的巨大恐惧和悲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像鲁迅说的那样去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相反在那种大灾难中，正是鲁迅所摈弃的阿Q精神，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心理安慰和自我暗示才是这时候最有效的镇痛药。
现在想来，当时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不仅仅是一堆灾后的废墟，更像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用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时间拼搏的成果，在被自然践踏之后所剩下的心里的最后一点点念想。人都希望能从这念想里得到力量去恢复原来的生活。中国人自古对这个“念想”十分看重，只要还有念想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念想人就不会选择毁灭，就会有活下去的信念，哪怕“念想”是空的是假的。
这种传统的念想和阿Q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结合，在灾难面前帮中国人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危机。或许在教科书中这种“念想”和阿Q精神被批判了无数次，也确实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了民族的劣根性，并造成又一场灾难，但是试问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失去了勇气去面对的时候，除了这种念想和阿Q精神还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呢？连温饱都达不到的普通老百姓又有多少愿意去做直面痛苦的强者呢？
每想到这里都会有种想要写点儿什么的冲动，但每当坐在电脑桌前敲击键盘时才发觉：十多天的志愿者生活才只是了解灾区孩子、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开始，而大量看到的现实冲击着刚离开大学的我。我本想通过这次活动逃避一下社会的纷纷扰扰，但没想到却提前迈入了“社会”这所新大学的门槛儿，纷繁的想法让我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
从成都——遵道镇——双土村五组的那个连校名都没有的灾区学校，路过的那些残破的街道、堆砌的瓦砾、一顶顶救灾帐篷都从视觉上无声无息之间敲打着每一位来访者内心最深处那扇紧紧关闭着的大门。这里是一片废墟！初到灾区的我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废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让人绝望的词语。不仅失去了爱你的父母、疼你的恋人、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就连那些平时最爱跟你拌嘴的讨厌鬼都消失了。而更可怕的是你郁闷时必会坐一坐的凉亭、学生时代熬夜学习的书桌、第一次恋爱时情人送的精致的水晶玩偶都在一瞬间变成了碎片。生活里除了生命以外什么也不剩。那些人再也不会出现了，美好的、痛苦的回忆都没有了载体，想忘记痛苦又害怕会渐渐地淡忘过去的一切人和事，从此生活在痛苦的矛盾中……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我们到教学点时是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迎接我们这群忐忑不安的志愿者的是一张甜美的笑脸加一个热情的拥抱还有一声真挚的“老师好！”。这是一个11岁的灾区小女孩带给我们的问候。
我愣住了，这与我之前的想象太不一样了吧！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像成人那样甜蜜的伪装呢？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满脑子的问号。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完全打消了原先的悲观想法。他们活泼开朗得让我头疼，一个个都往我身上爬，爬不上来的对我又捏又掐，简直把我当作了一个大号的洋娃娃。更让我们烦恼的是他们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而是一等一的麻烦制造专家。我知道他们的心灵最深处一定还残留着那场灾难带来的阴影，但是让我高兴的是至少他们和我在一起时是快乐的，尽管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又是浅薄的。然而毕竟那段时间他们是快乐的，并且也是我觉得能为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但是我想知道那个答案，他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
和某位老乡聊天时她告诉了我答案：“我们至少还活着。地震虽然严重，但总比缅甸的水灾好点。现在我们不去想地震，一想心就疼，疼得没法子睡觉，睡着了也会疼醒、会哭醒！所以我去想那些比较好的生活，想着自己五六年七八年后能过上怎样的日子，这样才能活下去，我们才干得动农活，才能看上去正常地去打工，别的不去多想了。”
看来在对灾难的巨大恐惧和悲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像鲁迅说的那样去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相反在那种大灾难中，正是鲁迅所摈弃的阿Q精神，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心理安慰和自我暗示才是这时候最有效的镇痛药。
现在想来，当时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不仅仅是一堆灾后的废墟，更像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用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时间拼搏的成果，在被自然践踏之后所剩下的心里的最后一点点念想。人都希望能从这念想里得到力量去恢复原来的生活。中国人自古对这个“念想”十分看重，只要还有念想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念想人就不会选择毁灭，就会有活下去的信念，哪怕“念想”是空的是假的。
这种传统的念想和阿Q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结合，在灾难面前帮中国人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危机。或许在教科书中这种“念想”和阿Q精神被批判了无数次，也确实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了民族的劣根性，并造成又一场灾难，但是试问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失去了勇气去面对的时候，除了这种念想和阿Q精神还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呢？连温饱都达不到的普通老百姓又有多少愿意去做直面痛苦的强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