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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萨拉马戈堪称最压抑、最黑暗的作品之一，《失明症漫记》无疑映照着其“搅乱读者”的写作意图。小说的开头描述着当代都市最常见的一幕：繁忙的路口聒噪着、成列的车辆拥挤着、焦虑的人群抱怨着。随着第一个失明者在驾驶舱中的出现，这种急躁的都市场面更加鲜明了：汽车歇斯底里地轰鸣，企图唤醒停滞在信号灯前的车辆;急不可耐的司机们已站在道路中央，“气势汹汹”地捶打着紧闭着的车窗。对于此时此刻的城市而言，一个人的失明只是再微小不过的一件事，仿佛玻璃窗上无关紧要的一只飞虫。
令人意外的是，从这不起眼的一场混乱开始，失明症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故事最后，仅存的“明眼人”——医生的妻子带领在精神病院中的室友一同走出围墙时，人们发现，体面的都市已荡然无存。“盲”作为一种生理性的缺憾，最终导向了道德与精神上的放纵与为所欲为。小说中的医生说出了作者的真正意指：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
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构建出一场关于人性与都市的寓言。蔓延的失明症与往常所有的失明症不同，患病者眼前并不是一片漆黑，反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光明，“如同一片牛奶海掉进了眼睛里”。这种光明正饱含着一种隐喻：失明症带来的非但不是盲视与无视，而是让人的视域无限扩大，能够力透纸背般穿越种种隐匿的伪装，直达人性与城市的本质。
秩序的解构与异化
小说中的秩序包含着一种二元共存的暧昧意指。一方面，秩序可以是都市维持运转、人人各司其职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维持秩序本身最核心的元素乃是个人与集体对所有行为的道德评价与舆论约束。萨拉马戈在小说的开始便借偷车贼之口将所谓“秩序”的荒诞与脆弱指出：道德感自古以来便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这一现象今天依然存在。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
萨拉马戈在诸多病症中选择失明附加给城市，并非随意之选，其中包含着更加深刻的用意：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本就最能反映出个人打破秩序地践行利己主义的意图与倾向;失明症的蔓延反而是一场先知般的本能折射，伪装与表面被轻而易举地拂去，人们反而在看不到的时候看到了更多不可见、不可知的原始存在。小说中唯一自始至终没有患上失明症的医生的妻子成为了完成这种“看见”的实体，这与萨拉马戈另一部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中的女主人公布里蒙达的视力特异亦有相似之处。
小说中刻意安排的失明带着原型的构建色彩，让人不难联想到先知往往都是盲人这一事实：无论是古希腊的忒瑞西阿斯还是当代的巴巴·万加，皆眼不能视。在“牛奶海”一般的失明症中，都市与都市中的个人打破了日常的循环与往复，返回到近乎原始的状态，人们在盲的来临后反而对人性的多重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失明症作为了一个神谕：人皆有罪，而当你闭上眼后，即可看见。
在失明症蔓延的城市中存在着一对宏观上互相角力的主要势力：对患病者进行封闭与压迫的场域与被封闭在这个场域中的失明症患者，武力成为了旧日秩序的最后挣扎。当枪子开始被用于镇压暴动时，人道与人本的秩序已无迹可寻。随着失明症的不断扩散，被强制送进的盲人不断增多，提前等待食物的盲人也被认为有企图逃跑的嫌疑，他们的命运都以一通扫射告终。
封闭中的盲人群体中也存在着角力，持枪的歹徒成为盲人的头目，他们霸占食物、奸淫妇女;而后手枪转移到歹徒群体中的会计手中——禁闭中的内部权力也随之位移。现代社会精心构建的相互制衡、彼此关照的体系不再作用，法律、道德、人伦纷纷让位。秩序在高墙内外以无法挽回的趋势颓败、瓦解，直至消亡。
最终，失明作为一种疾病，不仅对每个患病者从精神与肉体上进行了双重的折磨，同时也让整个都市病入膏肓。如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断言：人类是地球的皮肤病。失明症激发了人类原始一面的出现，而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最终使得整个城市染病。
萨拉马戈的禁闭与古典时期盛行的禁闭恰好形成了一组对立：失明症下的禁闭将人们的肉体囚禁起来，却使得人们的灵魂无限制地自由化，甚至超出道德能够统治的范畴;而古典时期的禁闭则意图将人们禁闭在一个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其目的正是通过肉体的强制达到心灵的统一。
这组对立的根本区别在于规训的缺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展现的关于学校、医院、监狱的规训，往往是从日程、时间，甚至是被管理者包括微小肢体动作在内的全面训诫——而小说中训诫却只对病人进行囚禁，只要不逾越边界，外界将不插手禁闭所中的任何事务。没有规训的手段介入，遮羞布被一把扯下，社会的结构摇摇欲坠，任何微小的事故都很有可能酿成悲剧。
萨拉马戈刻意地模糊了小说中的所有具体的元素：读者无法获取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无法将其代入任何一种已知的背景分析情节;同时，小说中的所有人都没有名字，没有“脸”，亦没有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代号：医生、医生妻子、斜眼小男孩、戴墨镜的姑娘……一切都可以由读者自行在脑海中展开，甚至连对话往往都没有主体的出现，而是被隐匿在大段的叙述之中。人物与地点的模糊更代表着一种普适化的解构：这个可怕而阴沉的寓言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上演，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任何一个都市的路口的拥挤都可能是这场混乱的开端。这手法令人不寒而栗，因为这恰恰说明：或许在人们未曾察觉之时，秩序已在被解構的过程之中发生了异化。
敌托邦中的盲与疯
英国哲学家穆勒在1868年提出的敌托邦（dystopia）是对应乌托邦的一个反概念：这是“一个假想的、悲惨的地方，作为乌托邦的反面，在那里人性泯灭，人们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极端糟糕的境遇之中”。失明症的蔓延让都市从繁华之地、理想之城堕落为了一种充满想象的“敌托邦”。道德律瓦解后，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主导着混乱的都市：士兵居高临下地观察精神病院中的盲人，所有的个体意图都将被抹杀。
造成都市混乱的最大原因是在肢体层面的盲视后，精神盲视在人群中的野蛮生长。小说中萨拉马戈的提问其实更是解答：这种白色眼疾确乎是一种灵魂疾病。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地去做坏事。眼盲使得人的灵魂脱离了躯体存在，不再被道德律法加以约束的人相互杀戮、相互攻击，他们听从最简单的生存法则的指挥，弱肉强食的基本秩序被建立起来。 失明症与疯癫的等同在小说中多次露出马脚：“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40天。”小说中的这段对话，指的正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船舶载着疯人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他们在四处遭到驱逐;社会完成了净化、区分与绝对的过渡，疯人与正常人之间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监禁是人的最终动物化的重要环节，小说中盲人的动物化亦是疯癫的重要构成。精神病院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古典时期的精神病人收容所的形象不谋而合：疯人在精神病收容所中被像动物一样圈禁起来，变成一种动物性的人;疯癫被放置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狂乱而不可预知的自由领域，而疯人最终成为一种抽象的寓言动物，其行为被包容在反自然的狂暴兽性当中。在疯癫中，人最终回归其本质——未曾受到过文明约束驯化过的、绝对的动物化。大瘟疫中的盲人已被等同于疯人，眼盲和心盲相伴而生。他们的眼睛没有任何疾病，甚至看不出任何的异样，却无法看到实在的东西;疯人则在外表上与常人无异，没有明显的外伤与疾病，但在行为与精神上与动物更为接近。
萨拉马戈不止一次用动物来形容失明后的人群：“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人群在疾病之中逐渐动物化，人类文明被瘟疫蚕食殆尽，只有极少数的清醒头脑硕果仅存。将失明患者圈禁起来的做法先使得整个禁闭所变成了既疯又盲的敌托邦：混乱、杀戮、奸淫随处发生;暴力、压迫如家常便饭;牛奶混合着鲜血缓慢流淌;所有对弱势群体的照料荡然无存。对于精神病院之外的人而言，失明者被剥夺了“人”的身份，被看作虫子。小说中两次提到的一句话分别从医生妻子与中士的口中说出：“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
疯癫的另一面来自人群对卫生与身体暴露的不断让步和态度转变。一开始，当少量盲人进入禁闭所时，人们对卫生问题非常关注：第一个失明者试图在床下寻找便盆，“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偷车贼也首先询问厕所所在。逐渐的，随着禁闭时间的增长（同时也是人们失明时间的增长），这个对众人异常重要的问题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小男孩忍不住尿了裤子;一向爱干净的医生“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街道上四处可见被雨水浸泡过的粪便。人们对身体暴露的坦然也标识疯癫的加深：带墨镜的女孩一开始因为突然失明而在众人面前裸体尖叫倍感凌辱，甚至因此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众人发现;而在纷乱后，所有人都已衣不蔽体，唯一不曾失明的医生妻子甚至“腰以上一丝不挂”。身体是主体意识的最后一道屏障，对自我身体完全暴露的毫不在乎，正是人的主体意识消耗殆尽的具体表现。
在繁华的都市中，每一个患上失明症的人都面临着主体的丧失与个人意识的瓦解。尽管在病理学上，盲人与疯人并不能完全对等，但在失明症蔓延的城市中，每一个盲人最终都主动或被动地踏上了成为疯人的道路，听从于原始本能的驱使。在禁闭解除最后的大火场景中，“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盲人与疯人合并成一个概念，都市的疯癫最终完成了。
人性的丧失与回归
在动物性统治肉体与精神的状况下，绝大部分的人性让位给了本能欲望，但是萨拉马戈仍然在小说中暗藏着关于人性的存留痕迹，防止都市坠入彻底的堕落与绝望。
人性的坚守这一主题最显著地展现在医生妻子身上，作为唯一与最后的理性的卫士，她在盲人群体中坚定而理智。小说的几次重要展开都是因为医生妻子对同伴的帮助与引导。正是在她救世主一般的带领下，尊严的种子依然留存。在她带领同伴逃出精神病院后，萨拉马戈几乎将她与神明等同起来：指引方向、寻找食物、创造生存的可能。正是这种近乎于神性的描述，将人性与动物性区分开来。她不厌其烦地向宿舍的他人“布道”，从而避免了所有盲人被强有力的动物性完全统治。
除此之外，戴墨镜的女孩的转变则完成了一个与整体叙事逆行的人性的回归。在小说的开始，戴墨镜的女孩作为一名从事性交易的工作者，道德与律法对她而言并没有对都市中其他人那样重要。在刚刚进入读者视野时，她呈现出的就是一种茫然与漠然的状态：那是在失明的前夜，她正赶去迎接新的客人，“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
然而，在失明后，这种羞耻心与道德律反倒重返她身上：在别人议论她时默默流泪，像母亲一样照料着独自一人来到禁闭所的小男孩;作为医生妻子的同伴，她展现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坚韧与温柔。萨拉马戈似乎对女性有一种偏爱：在这个文本中，拯救者与真正被拯救了的皆为女性;或者说，也许正是女性身上特有的母性才为人性创造了庇护所。
小说的结尾，萨拉马戈耐人寻味地设置了众人的复明：人们走入教堂，却发现所有神明的雕塑都被捂住眼睛——在失明症蔓延之前，圣灵便已“失明”。
神明失明，凡人复明，真实与虚无、救赎与灭亡之间的界限完全模糊了。失明症到底是惩罚，还是只是让都市与人群看到自己的本质？如果说失明用动物性取代了人性，那么复明就能做到人性的回归吗？人的本质到底是难以维系的人性，还是攻城略地般肆虐的动物性？
这提问对于都市的大部分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人们将如何面对在大瘟疫时自己的所作所为，回归后的人性是否会对刚刚发生的動物性行为进行审判？甚至，如果动物性已经占领了都市，人性永久地无法返回，城市是否可能变成永远的敌托邦？在此处，一切都是未知，所有悬念都被萨拉马戈抛给城市自行解决。
萨拉马戈的墓志铭很有意思，上书：“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他用写作践行了这句话。带着对现代社会的尖锐观察，以呼之欲出的情绪描绘出一幅巨大的图卷。作为一部书写灾难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展现出一个都市的集体疯癫与堕落城池中的众生百态。面对疯癫，有人坚守、有人沦丧;有人抵抗、有人加入——一切皆在一念之间。
对于尚未进入文本者，到底应该如何开始阅读这本书，萨拉马戈也早就给出了答案。他在开篇引用《旧约·箴言书》的一句作为序言：“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这正是他对读者的要求。
（ 本文引文皆引自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
令人意外的是，从这不起眼的一场混乱开始，失明症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故事最后，仅存的“明眼人”——医生的妻子带领在精神病院中的室友一同走出围墙时，人们发现，体面的都市已荡然无存。“盲”作为一种生理性的缺憾，最终导向了道德与精神上的放纵与为所欲为。小说中的医生说出了作者的真正意指：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
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构建出一场关于人性与都市的寓言。蔓延的失明症与往常所有的失明症不同，患病者眼前并不是一片漆黑，反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光明，“如同一片牛奶海掉进了眼睛里”。这种光明正饱含着一种隐喻：失明症带来的非但不是盲视与无视，而是让人的视域无限扩大，能够力透纸背般穿越种种隐匿的伪装，直达人性与城市的本质。
秩序的解构与异化
小说中的秩序包含着一种二元共存的暧昧意指。一方面，秩序可以是都市维持运转、人人各司其职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维持秩序本身最核心的元素乃是个人与集体对所有行为的道德评价与舆论约束。萨拉马戈在小说的开始便借偷车贼之口将所谓“秩序”的荒诞与脆弱指出：道德感自古以来便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这一现象今天依然存在。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
萨拉马戈在诸多病症中选择失明附加给城市，并非随意之选，其中包含着更加深刻的用意：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本就最能反映出个人打破秩序地践行利己主义的意图与倾向;失明症的蔓延反而是一场先知般的本能折射，伪装与表面被轻而易举地拂去，人们反而在看不到的时候看到了更多不可见、不可知的原始存在。小说中唯一自始至终没有患上失明症的医生的妻子成为了完成这种“看见”的实体，这与萨拉马戈另一部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中的女主人公布里蒙达的视力特异亦有相似之处。
小说中刻意安排的失明带着原型的构建色彩，让人不难联想到先知往往都是盲人这一事实：无论是古希腊的忒瑞西阿斯还是当代的巴巴·万加，皆眼不能视。在“牛奶海”一般的失明症中，都市与都市中的个人打破了日常的循环与往复，返回到近乎原始的状态，人们在盲的来临后反而对人性的多重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失明症作为了一个神谕：人皆有罪，而当你闭上眼后，即可看见。
在失明症蔓延的城市中存在着一对宏观上互相角力的主要势力：对患病者进行封闭与压迫的场域与被封闭在这个场域中的失明症患者，武力成为了旧日秩序的最后挣扎。当枪子开始被用于镇压暴动时，人道与人本的秩序已无迹可寻。随着失明症的不断扩散，被强制送进的盲人不断增多，提前等待食物的盲人也被认为有企图逃跑的嫌疑，他们的命运都以一通扫射告终。
封闭中的盲人群体中也存在着角力，持枪的歹徒成为盲人的头目，他们霸占食物、奸淫妇女;而后手枪转移到歹徒群体中的会计手中——禁闭中的内部权力也随之位移。现代社会精心构建的相互制衡、彼此关照的体系不再作用，法律、道德、人伦纷纷让位。秩序在高墙内外以无法挽回的趋势颓败、瓦解，直至消亡。
最终，失明作为一种疾病，不仅对每个患病者从精神与肉体上进行了双重的折磨，同时也让整个都市病入膏肓。如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断言：人类是地球的皮肤病。失明症激发了人类原始一面的出现，而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最终使得整个城市染病。
萨拉马戈的禁闭与古典时期盛行的禁闭恰好形成了一组对立：失明症下的禁闭将人们的肉体囚禁起来，却使得人们的灵魂无限制地自由化，甚至超出道德能够统治的范畴;而古典时期的禁闭则意图将人们禁闭在一个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其目的正是通过肉体的强制达到心灵的统一。
这组对立的根本区别在于规训的缺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展现的关于学校、医院、监狱的规训，往往是从日程、时间，甚至是被管理者包括微小肢体动作在内的全面训诫——而小说中训诫却只对病人进行囚禁，只要不逾越边界，外界将不插手禁闭所中的任何事务。没有规训的手段介入，遮羞布被一把扯下，社会的结构摇摇欲坠，任何微小的事故都很有可能酿成悲剧。
萨拉马戈刻意地模糊了小说中的所有具体的元素：读者无法获取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无法将其代入任何一种已知的背景分析情节;同时，小说中的所有人都没有名字，没有“脸”，亦没有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代号：医生、医生妻子、斜眼小男孩、戴墨镜的姑娘……一切都可以由读者自行在脑海中展开，甚至连对话往往都没有主体的出现，而是被隐匿在大段的叙述之中。人物与地点的模糊更代表着一种普适化的解构：这个可怕而阴沉的寓言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上演，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任何一个都市的路口的拥挤都可能是这场混乱的开端。这手法令人不寒而栗，因为这恰恰说明：或许在人们未曾察觉之时，秩序已在被解構的过程之中发生了异化。
敌托邦中的盲与疯
英国哲学家穆勒在1868年提出的敌托邦（dystopia）是对应乌托邦的一个反概念：这是“一个假想的、悲惨的地方，作为乌托邦的反面，在那里人性泯灭，人们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极端糟糕的境遇之中”。失明症的蔓延让都市从繁华之地、理想之城堕落为了一种充满想象的“敌托邦”。道德律瓦解后，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主导着混乱的都市：士兵居高临下地观察精神病院中的盲人，所有的个体意图都将被抹杀。
造成都市混乱的最大原因是在肢体层面的盲视后，精神盲视在人群中的野蛮生长。小说中萨拉马戈的提问其实更是解答：这种白色眼疾确乎是一种灵魂疾病。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地去做坏事。眼盲使得人的灵魂脱离了躯体存在，不再被道德律法加以约束的人相互杀戮、相互攻击，他们听从最简单的生存法则的指挥，弱肉强食的基本秩序被建立起来。 失明症与疯癫的等同在小说中多次露出马脚：“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40天。”小说中的这段对话，指的正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船舶载着疯人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他们在四处遭到驱逐;社会完成了净化、区分与绝对的过渡，疯人与正常人之间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监禁是人的最终动物化的重要环节，小说中盲人的动物化亦是疯癫的重要构成。精神病院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古典时期的精神病人收容所的形象不谋而合：疯人在精神病收容所中被像动物一样圈禁起来，变成一种动物性的人;疯癫被放置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狂乱而不可预知的自由领域，而疯人最终成为一种抽象的寓言动物，其行为被包容在反自然的狂暴兽性当中。在疯癫中，人最终回归其本质——未曾受到过文明约束驯化过的、绝对的动物化。大瘟疫中的盲人已被等同于疯人，眼盲和心盲相伴而生。他们的眼睛没有任何疾病，甚至看不出任何的异样，却无法看到实在的东西;疯人则在外表上与常人无异，没有明显的外伤与疾病，但在行为与精神上与动物更为接近。
萨拉马戈不止一次用动物来形容失明后的人群：“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人群在疾病之中逐渐动物化，人类文明被瘟疫蚕食殆尽，只有极少数的清醒头脑硕果仅存。将失明患者圈禁起来的做法先使得整个禁闭所变成了既疯又盲的敌托邦：混乱、杀戮、奸淫随处发生;暴力、压迫如家常便饭;牛奶混合着鲜血缓慢流淌;所有对弱势群体的照料荡然无存。对于精神病院之外的人而言，失明者被剥夺了“人”的身份，被看作虫子。小说中两次提到的一句话分别从医生妻子与中士的口中说出：“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
疯癫的另一面来自人群对卫生与身体暴露的不断让步和态度转变。一开始，当少量盲人进入禁闭所时，人们对卫生问题非常关注：第一个失明者试图在床下寻找便盆，“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偷车贼也首先询问厕所所在。逐渐的，随着禁闭时间的增长（同时也是人们失明时间的增长），这个对众人异常重要的问题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小男孩忍不住尿了裤子;一向爱干净的医生“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街道上四处可见被雨水浸泡过的粪便。人们对身体暴露的坦然也标识疯癫的加深：带墨镜的女孩一开始因为突然失明而在众人面前裸体尖叫倍感凌辱，甚至因此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众人发现;而在纷乱后，所有人都已衣不蔽体，唯一不曾失明的医生妻子甚至“腰以上一丝不挂”。身体是主体意识的最后一道屏障，对自我身体完全暴露的毫不在乎，正是人的主体意识消耗殆尽的具体表现。
在繁华的都市中，每一个患上失明症的人都面临着主体的丧失与个人意识的瓦解。尽管在病理学上，盲人与疯人并不能完全对等，但在失明症蔓延的城市中，每一个盲人最终都主动或被动地踏上了成为疯人的道路，听从于原始本能的驱使。在禁闭解除最后的大火场景中，“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盲人与疯人合并成一个概念，都市的疯癫最终完成了。
人性的丧失与回归
在动物性统治肉体与精神的状况下，绝大部分的人性让位给了本能欲望，但是萨拉马戈仍然在小说中暗藏着关于人性的存留痕迹，防止都市坠入彻底的堕落与绝望。
人性的坚守这一主题最显著地展现在医生妻子身上，作为唯一与最后的理性的卫士，她在盲人群体中坚定而理智。小说的几次重要展开都是因为医生妻子对同伴的帮助与引导。正是在她救世主一般的带领下，尊严的种子依然留存。在她带领同伴逃出精神病院后，萨拉马戈几乎将她与神明等同起来：指引方向、寻找食物、创造生存的可能。正是这种近乎于神性的描述，将人性与动物性区分开来。她不厌其烦地向宿舍的他人“布道”，从而避免了所有盲人被强有力的动物性完全统治。
除此之外，戴墨镜的女孩的转变则完成了一个与整体叙事逆行的人性的回归。在小说的开始，戴墨镜的女孩作为一名从事性交易的工作者，道德与律法对她而言并没有对都市中其他人那样重要。在刚刚进入读者视野时，她呈现出的就是一种茫然与漠然的状态：那是在失明的前夜，她正赶去迎接新的客人，“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
然而，在失明后，这种羞耻心与道德律反倒重返她身上：在别人议论她时默默流泪，像母亲一样照料着独自一人来到禁闭所的小男孩;作为医生妻子的同伴，她展现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坚韧与温柔。萨拉马戈似乎对女性有一种偏爱：在这个文本中，拯救者与真正被拯救了的皆为女性;或者说，也许正是女性身上特有的母性才为人性创造了庇护所。
小说的结尾，萨拉马戈耐人寻味地设置了众人的复明：人们走入教堂，却发现所有神明的雕塑都被捂住眼睛——在失明症蔓延之前，圣灵便已“失明”。
神明失明，凡人复明，真实与虚无、救赎与灭亡之间的界限完全模糊了。失明症到底是惩罚，还是只是让都市与人群看到自己的本质？如果说失明用动物性取代了人性，那么复明就能做到人性的回归吗？人的本质到底是难以维系的人性，还是攻城略地般肆虐的动物性？
这提问对于都市的大部分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人们将如何面对在大瘟疫时自己的所作所为，回归后的人性是否会对刚刚发生的動物性行为进行审判？甚至，如果动物性已经占领了都市，人性永久地无法返回，城市是否可能变成永远的敌托邦？在此处，一切都是未知，所有悬念都被萨拉马戈抛给城市自行解决。
萨拉马戈的墓志铭很有意思，上书：“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他用写作践行了这句话。带着对现代社会的尖锐观察，以呼之欲出的情绪描绘出一幅巨大的图卷。作为一部书写灾难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展现出一个都市的集体疯癫与堕落城池中的众生百态。面对疯癫，有人坚守、有人沦丧;有人抵抗、有人加入——一切皆在一念之间。
对于尚未进入文本者，到底应该如何开始阅读这本书，萨拉马戈也早就给出了答案。他在开篇引用《旧约·箴言书》的一句作为序言：“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这正是他对读者的要求。
（ 本文引文皆引自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失明症漫记》，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