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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丹（果基约达，1894—1942），解放前曾是四川凉山彝族果基家支头人。1935年，他与刘伯承在彝海边歃血为盟一事，被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3月的北京，春暖花开。然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已经到了穿短袖的季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下飞机，就被耀眼的阳光烤得直冒汗。出租车司机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西昌属于亚热带气候，基本没有冬天。又因为这里多山，地形崎岖导致交通不便，西昌被称为‘来了就回不去’的城市”。得知记者是来采访彝族首领小叶丹（果基约达）的后人，司机更激动了，他说：“彝族男人个个都是‘喝大碗酒，吃坨坨肉’的性情中人，小叶丹是其中的典范”。言谈中，记者了解到小叶丹在彝族人中的知名度很高，他当年与刘伯承结盟的故事几乎无人不知。可以说，没有小叶丹，彝族人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善于辞令的尊者
3月11日，记者在西昌的一座咖啡厅，见到了小叶丹的孙子果基伍哈，他还有个汉族名字叫沈建国。沈建国有着典型的彝族人特点：古铜肤色，高鼻深目、头发微卷，笑起来特别爽朗。沈建国说：“爷爷小叶丹应该也像我这样吧。爷爷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因为去世早我也没见过。但在我心目中，他是个高鼻梁、高大魁梧的彝族汉子”。
1894年，小叶丹出生在四川省黑彝果基家支的一个家庭。沈建国说，历史上凉山彝族从未建立过统一政权，由土司和黑彝家支分区域统治，所以家支是彝族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过去的彝族人特别讲究纯正的血统，同一家支的族人有共同的姓氏，他们一起生活、生产，并把家支看作是终生的归宿。凉山彝族有成千上百个家支，很多家支世代联姻，却经常因利益出现械斗，“所以家支首领不是通过选拔产生，也不是看你有多少金银财宝，而是要有平息家支内外纷争的能力，必须是有威望的人”。小叶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从小性情豪爽、讲义气。因为出身贵族，耳濡目染，到了中年又熟悉了彝族的各种习惯法与典故，处理内外纷争公平正义，自然而然地坐上了家支头人的位置。沈建国说：“爷爷掌事期间，家支势力范围方圆100公里，有几万人口。他是果基族人心中的优秀首领，甚至在冕宁乃至凉山地区都是有影响的彝族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
长期以来，彝族人与外界的交流不多，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很多彝族人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沈建国告诉记者：“因为凉山属亚热带气候，很久前彝族人就开始种植鸦片。爷爷便用鸦片换来珠宝、金银和枪支弹药，做生意到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云南和越南的交界地带，所以对红军、共产党都不了解”。
小叶丹与汉人的交往也仅限于当地人和一些生意人。彝族有句谚语：“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当时彝族与汉族存在隔阂，这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一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到了民国时期，凉山有个汉人叫邓秀廷，他精通彝语，了解彝族社交习惯，带领一帮人横行霸道，彝族群众对他又恨又怕。1919年，国民党的军队驻防凉山冕宁县，将邓秀廷收编了。邓秀廷变本加厉，带着军队强占了重要官道，向路人搜刮钱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彝族与国民党的矛盾不断发展，斗争愈演愈烈。
“彝海结盟”成历史佳话
1935年5月，凉山彝族同胞又迎来了一支汉人军队，这是红军长征的队伍。当时，浩浩荡荡的红军西征队伍已经渡过了金沙江，需要立即越过天险大渡河。国民党认为红军不敢走崎岖的小路去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刘伯承却反其道而行，决定避开大路走小路，便与聂荣臻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往侦察，随后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路线。
“凉山彝区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沈建国告诉记者，“爷爷当时收到了消息。听到有人快打到自家门口了，就琢磨这群人是来干什么的，于是派手下沿红军走过的路去打探”。探子溜达了一圈，回来汇报情况：“沿路的百姓全都吓得躲进了山里。但这支军队穿得很简朴，特别是与国民党相比，纪律严明。他们想借点米、喝点水，都是自己取了然后把钱留在百姓家门口”。
一路上，红军先遣部队四处宣传“是打国民党的军队”，还在县城里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布告。到达彝区南边的大桥镇后，刘伯承召集当地百姓，让人传话给“即将路过的北边田地的管事人”，说“若有必要愿意与其结盟”。这管事人就是小叶丹，他早就听说红军是来打国民党的，所以对这支汉人队伍颇有好感，就告诉前来接头的先遣部队成员肖华，说愿意结盟，约刘伯承在彝海边见面。
彝海离大桥镇不远，海拔两千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沈建国说：“爷爷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刘元帅，便要摘掉头上的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说‘大哥不要这样’。接着，两人通过通司（彝族翻译）交谈起来。刘伯承介绍了共产党主张汉彝平等的民族政策，说大家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小叶丹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双方欣然决定结盟。按照彝族的习惯，杀鸡取血是最高的结盟规格。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从警卫员的皮带上解下两个搪瓷缸，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小叶丹派手下将鸡血滴入搪瓷缸后，让刘伯承先喝，因为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听到后，高兴地端起搪瓷缸，一口喝下，紧接着小叶丹也一饮而尽，两人立下血誓，成为兄弟。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彝海结盟”顺利完成。
结盟后的当天傍晚，红军回到大桥镇。据说，刘伯承买光了镇上所有的酒，按价钱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点燃篝火，邀请小叶丹和其他彝族兄弟共同庆祝。他还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印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与几支步枪，委任小叶丹为支队长。刘伯承说：“红军马上要赶去安顺场，希望彝族人民与国民党抗争到底。我们还会再打回来，彝族以后要自己管理自己，不再受其他人的欺压”。第二天一清早，在彝族人民的热烈欢送中，先遣部队启程北行。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畅通无阻地过了这片彝区，直达安顺场。
关于这场在大桥镇的联欢活动，一位彝族老太太还有着清晰的记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那是“一群美丽善良的青年，生得俊俏，对彝族人非常友好”。沈建国也说：“是红军开明的民族政策让爷爷作出结盟的决定，加入到正义的队伍中。你看，红军没有食言，如今的凉山已经建立了彝族自治区。” 延续至后辈的革命情谊
记者提出想去结盟的地方看看，热情的沈建国担任向导带着记者前往，出了西昌以北的冕宁县城，再沿108国道向北行驶20公里就到了彝海。这一路的盘山公路弯弯曲曲，旁边是各种绿色的农作物，不时有彝族村落闪过，偶尔还能看见几个穿彝族服饰的妇女在山间劳作。大概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半山腰，“彝海结盟”纪念馆就建在这里。馆前有一尊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的雕像，雕像底座是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江泽民题写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几个大字。纪念馆所在的山脚下就是波光粼粼的彝海。
站在庄严肃穆的雕像前，凭吊革命先辈，记者感慨万千。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这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光辉一页，但结盟中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则不一样。南征北战，屡建功勋，浑身伤疤的开国元勋刘伯承，尽管后来受了一些“委屈”，毕竟得以善终；但小叶丹在刘伯承走后，先是被恼羞成怒的国民政府抄了家，罚了很多白银，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指使，最后死在了彝族其他家支族人的枪下。
沈建国说：“爷爷去世得早，但他在有生之年从没忘记要与国民党抗争到底，国民党打过来一次，他就拼死抵抗一次。临死前，爷爷还交代奶奶要藏好刘伯承元帅赠的红旗。爷爷与刘伯承相处不过一两天时间，却因为结盟把他看作是真兄弟，将果基家支和全彝族人的命运交到刘伯承手里。爷爷走后，奶奶谨遵他的遗嘱，把红旗藏在彝族特有双层裙子夹缝里，寸步不离。国民党几次来翻箱倒柜，抄光了家产，奶奶誓死护住了红旗最终转交给人民政府。现在，这面红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50年春天，西昌战役打响，这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失败的最后时刻。刘伯承司令派梁文英带领部队去解放西昌。刘伯承嘱咐他，到西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小叶丹，“把他接到重庆来，中央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职位”。3月，西昌解放后，梁文英四处打听，才知道小叶丹已经牺牲，他还被告知小叶丹的后人都已经去世。但其实小叶丹妻子和他们共同养育的两儿两女都健在。沈建国说：“他们在‘文革’时期遭遇劫难，离开了人世”。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小叶丹的后人。尽管到了晚年身体不好，但他多次让自己几个儿子去凉山。沈建国说：“刘伯承次子刘太行与三子刘蒙来了好几次，都没有打听到有人健在。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我们也没有相互见面。”
1993年，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在一次午休读报时，看到小叶丹后人处境困难的新闻，就把几个适龄的孩子接去北京上学。1995年，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订了三桌酒席，安排沈建国与刘伯承次子刘太行见面。沈建国回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感慨万千，却又像亲人一样自然亲切。先辈的这份兄弟情谊，我们后人要延续下去。”从这之后，沈建国与刘伯承后人一直保持联系，“前几年他们身体矫健的时候，基本每年都到凉山来。有一次，刘太行更是直接前往，没有惊动当地政府，他说，‘我们就是走亲戚，来凉山看看亲人。’”
小叶丹后人今何在
如今，小叶丹的第三代传人沈建国、伍龙和果基曲比莫都已经成家立业。生于1973年的沈建国目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任科长，儿子沈金铁今年7岁，正在读小学，凑巧的是，儿子的生日和彝海结盟是同一天；小叶丹的外孙、沈建国的表哥伍龙当年也获国家保送，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堂姐果基曲比莫一直在农村生活，她的四个小孩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发展。
小叶丹后人的代表还有伍精华，他所在的家支与果基世代联姻。伍精华生前历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位。1983年2月，作为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法案的起草工作，为民族区域自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沈建国说：“我们家支里还有一些人在做生意，涉猎了轻纺织品、矿产、地产、能源等领域，在凉山闯出了名堂”。
沈建国一直强调：“由于祖上的原因和国家的关心，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有的可以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机关单位，为凉山发展、祖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利用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走上了经商的道路。但家族带给我们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些显著的福利，更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初刘伯承拼死带领部队进彝区的时候，爷爷拼死坚信红军是正义之师并为他们开道。爷爷教会我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精神传承下来，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
“爷爷留下的福祉不仅是果基家的，更是全凉山彝族的。”这次结盟打开了凉山长期封闭的大门，从此，中国其它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得以进入，并与彝族本土文化互动互补。现在，彝族人不再敌视外族，而是博采众长，心态平和地学习外族文化。与此同时，彝族文化也走出了凉山。彝族饮食已经进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到民众的欢迎，彝族歌手吉杰、吉克隽逸将彝族民谣唱响大江南北，原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则是从政的彝族代表。沈建国说：“我不敢说，如果当初红军没有来到这里，凉山就会永远固步自封，不肯向前。但的确是红军的友好与善良，让凉山彝人愿意敞开心扉，与外界对话。现在凉山一带，彝族人口已经达到50%，先辈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现在很幸福。”
3月的北京，春暖花开。然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已经到了穿短袖的季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下飞机，就被耀眼的阳光烤得直冒汗。出租车司机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西昌属于亚热带气候，基本没有冬天。又因为这里多山，地形崎岖导致交通不便，西昌被称为‘来了就回不去’的城市”。得知记者是来采访彝族首领小叶丹（果基约达）的后人，司机更激动了，他说：“彝族男人个个都是‘喝大碗酒，吃坨坨肉’的性情中人，小叶丹是其中的典范”。言谈中，记者了解到小叶丹在彝族人中的知名度很高，他当年与刘伯承结盟的故事几乎无人不知。可以说，没有小叶丹，彝族人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善于辞令的尊者
3月11日，记者在西昌的一座咖啡厅，见到了小叶丹的孙子果基伍哈，他还有个汉族名字叫沈建国。沈建国有着典型的彝族人特点：古铜肤色，高鼻深目、头发微卷，笑起来特别爽朗。沈建国说：“爷爷小叶丹应该也像我这样吧。爷爷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因为去世早我也没见过。但在我心目中，他是个高鼻梁、高大魁梧的彝族汉子”。
1894年，小叶丹出生在四川省黑彝果基家支的一个家庭。沈建国说，历史上凉山彝族从未建立过统一政权，由土司和黑彝家支分区域统治，所以家支是彝族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过去的彝族人特别讲究纯正的血统，同一家支的族人有共同的姓氏，他们一起生活、生产，并把家支看作是终生的归宿。凉山彝族有成千上百个家支，很多家支世代联姻，却经常因利益出现械斗，“所以家支首领不是通过选拔产生，也不是看你有多少金银财宝，而是要有平息家支内外纷争的能力，必须是有威望的人”。小叶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从小性情豪爽、讲义气。因为出身贵族，耳濡目染，到了中年又熟悉了彝族的各种习惯法与典故，处理内外纷争公平正义，自然而然地坐上了家支头人的位置。沈建国说：“爷爷掌事期间，家支势力范围方圆100公里，有几万人口。他是果基族人心中的优秀首领，甚至在冕宁乃至凉山地区都是有影响的彝族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
长期以来，彝族人与外界的交流不多，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很多彝族人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沈建国告诉记者：“因为凉山属亚热带气候，很久前彝族人就开始种植鸦片。爷爷便用鸦片换来珠宝、金银和枪支弹药，做生意到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云南和越南的交界地带，所以对红军、共产党都不了解”。
小叶丹与汉人的交往也仅限于当地人和一些生意人。彝族有句谚语：“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当时彝族与汉族存在隔阂，这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一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到了民国时期，凉山有个汉人叫邓秀廷，他精通彝语，了解彝族社交习惯，带领一帮人横行霸道，彝族群众对他又恨又怕。1919年，国民党的军队驻防凉山冕宁县，将邓秀廷收编了。邓秀廷变本加厉，带着军队强占了重要官道，向路人搜刮钱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彝族与国民党的矛盾不断发展，斗争愈演愈烈。
“彝海结盟”成历史佳话
1935年5月，凉山彝族同胞又迎来了一支汉人军队，这是红军长征的队伍。当时，浩浩荡荡的红军西征队伍已经渡过了金沙江，需要立即越过天险大渡河。国民党认为红军不敢走崎岖的小路去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刘伯承却反其道而行，决定避开大路走小路，便与聂荣臻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往侦察，随后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路线。
“凉山彝区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沈建国告诉记者，“爷爷当时收到了消息。听到有人快打到自家门口了，就琢磨这群人是来干什么的，于是派手下沿红军走过的路去打探”。探子溜达了一圈，回来汇报情况：“沿路的百姓全都吓得躲进了山里。但这支军队穿得很简朴，特别是与国民党相比，纪律严明。他们想借点米、喝点水，都是自己取了然后把钱留在百姓家门口”。
一路上，红军先遣部队四处宣传“是打国民党的军队”，还在县城里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布告。到达彝区南边的大桥镇后，刘伯承召集当地百姓，让人传话给“即将路过的北边田地的管事人”，说“若有必要愿意与其结盟”。这管事人就是小叶丹，他早就听说红军是来打国民党的，所以对这支汉人队伍颇有好感，就告诉前来接头的先遣部队成员肖华，说愿意结盟，约刘伯承在彝海边见面。
彝海离大桥镇不远，海拔两千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沈建国说：“爷爷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刘元帅，便要摘掉头上的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说‘大哥不要这样’。接着，两人通过通司（彝族翻译）交谈起来。刘伯承介绍了共产党主张汉彝平等的民族政策，说大家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小叶丹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双方欣然决定结盟。按照彝族的习惯，杀鸡取血是最高的结盟规格。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从警卫员的皮带上解下两个搪瓷缸，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小叶丹派手下将鸡血滴入搪瓷缸后，让刘伯承先喝，因为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听到后，高兴地端起搪瓷缸，一口喝下，紧接着小叶丹也一饮而尽，两人立下血誓，成为兄弟。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彝海结盟”顺利完成。
结盟后的当天傍晚，红军回到大桥镇。据说，刘伯承买光了镇上所有的酒，按价钱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点燃篝火，邀请小叶丹和其他彝族兄弟共同庆祝。他还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印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与几支步枪，委任小叶丹为支队长。刘伯承说：“红军马上要赶去安顺场，希望彝族人民与国民党抗争到底。我们还会再打回来，彝族以后要自己管理自己，不再受其他人的欺压”。第二天一清早，在彝族人民的热烈欢送中，先遣部队启程北行。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畅通无阻地过了这片彝区，直达安顺场。
关于这场在大桥镇的联欢活动，一位彝族老太太还有着清晰的记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那是“一群美丽善良的青年，生得俊俏，对彝族人非常友好”。沈建国也说：“是红军开明的民族政策让爷爷作出结盟的决定，加入到正义的队伍中。你看，红军没有食言，如今的凉山已经建立了彝族自治区。” 延续至后辈的革命情谊
记者提出想去结盟的地方看看，热情的沈建国担任向导带着记者前往，出了西昌以北的冕宁县城，再沿108国道向北行驶20公里就到了彝海。这一路的盘山公路弯弯曲曲，旁边是各种绿色的农作物，不时有彝族村落闪过，偶尔还能看见几个穿彝族服饰的妇女在山间劳作。大概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半山腰，“彝海结盟”纪念馆就建在这里。馆前有一尊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的雕像，雕像底座是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江泽民题写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几个大字。纪念馆所在的山脚下就是波光粼粼的彝海。
站在庄严肃穆的雕像前，凭吊革命先辈，记者感慨万千。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这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光辉一页，但结盟中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则不一样。南征北战，屡建功勋，浑身伤疤的开国元勋刘伯承，尽管后来受了一些“委屈”，毕竟得以善终；但小叶丹在刘伯承走后，先是被恼羞成怒的国民政府抄了家，罚了很多白银，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指使，最后死在了彝族其他家支族人的枪下。
沈建国说：“爷爷去世得早，但他在有生之年从没忘记要与国民党抗争到底，国民党打过来一次，他就拼死抵抗一次。临死前，爷爷还交代奶奶要藏好刘伯承元帅赠的红旗。爷爷与刘伯承相处不过一两天时间，却因为结盟把他看作是真兄弟，将果基家支和全彝族人的命运交到刘伯承手里。爷爷走后，奶奶谨遵他的遗嘱，把红旗藏在彝族特有双层裙子夹缝里，寸步不离。国民党几次来翻箱倒柜，抄光了家产，奶奶誓死护住了红旗最终转交给人民政府。现在，这面红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50年春天，西昌战役打响，这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失败的最后时刻。刘伯承司令派梁文英带领部队去解放西昌。刘伯承嘱咐他，到西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小叶丹，“把他接到重庆来，中央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职位”。3月，西昌解放后，梁文英四处打听，才知道小叶丹已经牺牲，他还被告知小叶丹的后人都已经去世。但其实小叶丹妻子和他们共同养育的两儿两女都健在。沈建国说：“他们在‘文革’时期遭遇劫难，离开了人世”。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小叶丹的后人。尽管到了晚年身体不好，但他多次让自己几个儿子去凉山。沈建国说：“刘伯承次子刘太行与三子刘蒙来了好几次，都没有打听到有人健在。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我们也没有相互见面。”
1993年，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在一次午休读报时，看到小叶丹后人处境困难的新闻，就把几个适龄的孩子接去北京上学。1995年，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订了三桌酒席，安排沈建国与刘伯承次子刘太行见面。沈建国回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感慨万千，却又像亲人一样自然亲切。先辈的这份兄弟情谊，我们后人要延续下去。”从这之后，沈建国与刘伯承后人一直保持联系，“前几年他们身体矫健的时候，基本每年都到凉山来。有一次，刘太行更是直接前往，没有惊动当地政府，他说，‘我们就是走亲戚，来凉山看看亲人。’”
小叶丹后人今何在
如今，小叶丹的第三代传人沈建国、伍龙和果基曲比莫都已经成家立业。生于1973年的沈建国目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任科长，儿子沈金铁今年7岁，正在读小学，凑巧的是，儿子的生日和彝海结盟是同一天；小叶丹的外孙、沈建国的表哥伍龙当年也获国家保送，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堂姐果基曲比莫一直在农村生活，她的四个小孩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发展。
小叶丹后人的代表还有伍精华，他所在的家支与果基世代联姻。伍精华生前历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位。1983年2月，作为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法案的起草工作，为民族区域自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沈建国说：“我们家支里还有一些人在做生意，涉猎了轻纺织品、矿产、地产、能源等领域，在凉山闯出了名堂”。
沈建国一直强调：“由于祖上的原因和国家的关心，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有的可以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机关单位，为凉山发展、祖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利用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走上了经商的道路。但家族带给我们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些显著的福利，更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初刘伯承拼死带领部队进彝区的时候，爷爷拼死坚信红军是正义之师并为他们开道。爷爷教会我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精神传承下来，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
“爷爷留下的福祉不仅是果基家的，更是全凉山彝族的。”这次结盟打开了凉山长期封闭的大门，从此，中国其它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得以进入，并与彝族本土文化互动互补。现在，彝族人不再敌视外族，而是博采众长，心态平和地学习外族文化。与此同时，彝族文化也走出了凉山。彝族饮食已经进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到民众的欢迎，彝族歌手吉杰、吉克隽逸将彝族民谣唱响大江南北，原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则是从政的彝族代表。沈建国说：“我不敢说，如果当初红军没有来到这里，凉山就会永远固步自封，不肯向前。但的确是红军的友好与善良，让凉山彝人愿意敞开心扉，与外界对话。现在凉山一带，彝族人口已经达到50%，先辈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现在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