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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有关中国的形容词，国人脑海里容易浮现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然而，这些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却并不一定被外人熟知。
对于海外游客来说，这些标签最直接的代表，可能就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World Heritage（世界遗产）。
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规定了世界遗产的定义—所谓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由于历史原因，直到1985年12月，中国才成为“世遗”缔约国。1987年才首度有了申遗成果，当年便有长城、北京故宫等被列入世界遗产。
申遗之路走过32年后，中国的世界遗产从无到有，由少变多，遗产类型不断丰富。到了今年，新增两处世界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良渚古城遗址后，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项，首次位居世界第一。
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曾在苏州举办，而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回到中国，于福州举办。
加冕式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与外部认知，往往有着较大差异。
拿历史来说，国人津津乐道的“上下五千年”，国际上并不承认，即便是浸淫中华文化良久的日本，也主张“四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可以证实的历史只有3500年左右。
这种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往往有着天然隔阂。这是由语言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
但世界遗产的出现，把这块铁板凿穿了。
被联合国认定的世界遗产，像是一次加冕仪式，把原本只称霸一方的地方名胜，聚于世界的目光之下，使之变得世界闻名。
不仅仅是名气上的提升，景点的经济收益也颇大。尤其是那些偏居一隅、交通不便的地方，原本游客会嫌远割爱，但冲着“世界遗产”的名头，翻山越岭前往的人会大大增多，间接带活了当地经济。
当然，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宝，世界遗产的认定也是对景点保护的郑重承诺。选出世界遗产的目的，在于呼吁人类珍惜、保护、拯救和重视这些地球上独特的景点。一项世界遗产在遭到天灾人祸时，可以得到全人类的力量协助救灾，保存原迹。当年的丽江古城，以及今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的重建，都受益于此。
至今为止，通过世界遗产评定准则的世界遗产共有1121项。中国的世界遗产约占总数的5%，除却長城、兵马俑、龙门石窟、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原本就享誉海内外的景点之外，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澄江化石地、土司遗址、良渚古城遗址这样具有历史价值的遗址，也被收纳进去。此外，属于中国特有地貌的南方喀斯特、中国丹霞，也是世界遗产的座上宾。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现在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只占5%，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照标准，其实可以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比比皆是。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照顾到众多缔约国，从2000年“凯恩斯决议”开始，规定每个缔约国每年只可申报一个项目;后经2004年“苏州决定”修改，缔约国每年可申报项目改为两项，但其中至少包括一项自然遗产的提名。所以，我国现在有份长长的预备申报项目名单。
今年在微博上，有个中国世界遗产“遗珠”TOP 20的投票，其中珠穆朗玛峰、西夏陵、雅鲁藏布大峡谷、江南水乡古镇、明清城墙、景德镇御窑厂等景点，都赫然在目。此外，属于国内热门打卡景点的长江三峡、桂林漓江、五大连池、凤凰古城、华山天柱山、新疆雅丹地貌，入遗的呼声也非常高。
从世界遗产在中国的区域分布来看，呈现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格局，这与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密度是基本吻合的。
北京是数量最多的城市，拥有的世界遗产达7项，包括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天坛、颐和园、明清皇家陵寝、大运河。有中原文化发祥地之称的河南，紧随其后，有6项世界遗产。随后是有4项遗产的山东、山西、河北、辽宁，它们并列第三。
并非所有省份都能分到一杯羹，目前中国大陆还有四个省级行政区没有世界遗产，分别是黑龙江省、海南省、上海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一人
说起中国的申遗，有个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
侯仁之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他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有激情的地理学家”。
20世纪80年代，世界遗产的理念远没有为大众所熟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本身源自西方语境，它的基本概念、术语直译出来，有时让人觉得生涩难懂，也不好记。
侯仁之是最早接触公约的那批中国人，做个假设，如果不是侯仁之领头，或许中国还要再晚几年才会走上申遗路。
1984年，侯仁之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是在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一位美国教授的话，让他醍醐灌顶。
回国后的侯仁之没有闲着，立马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建议中国尽早参加公约，并争取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他的推动之下，一年后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此项草案，中国在1985年12月终于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
当时申遗还没有电脑系统，全靠书面材料，后面需附加照片。申请人员当时从几千张照片中精心挑选，最后送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据当时的评审人员回忆，中国的申请材料准备得精美翔实，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十分突出。
1987年12月，长城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以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赢得了评委的青睐，获全票通过。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长城的评价是：“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明代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这一年，除了长城之外，还有明清皇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泰山则作为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入选。
至此，中国大踏步地进入申遗快车道。
漫漫申遗路
1995年后的十年，是中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阶段。这得益于从国家到地方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程序、标准和要求也逐渐熟悉。
随着世界遗产在中国知名度的提升，一大批遗产地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出现游客人数激增的情况。这显著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助力遗产地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给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挑战。
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在系统的制度保障下，大胆尝试新类型遗产申报，关注活态遗产的保护管理，关注遗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希望尽可能体现中国的多元文化特色。在遗产类型分布上，以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为代表的特殊类型遗产，数量显著增长。
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遗产申请都一帆风顺，那些从最初到现在躺在申请名单中的比比皆是。它们或是保护得不够好，或是在价值认定上没有达标。除却那些威名在外的，申遗是一条漫长的路，毕竟要获得世界标准的肯定。
在中国，跨越好几个省市的申遗最为难办，比如大运河的申请，从立案到成功，申遗之路整整走了八年。
大运河曾经河道淤塞、生态破坏，加上沿岸的过度开发，它在不同省市都出现了断流、污染等情况。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于大运河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土地整理、企业搬迁、历史街区保护、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绿化景观提升、水质改善等，都需要大额资金。
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忙于经济建设的21世纪初，这些投入远远不如招商引资、开发土地对城市的提升来得直接。不够成熟的保护意识、难度较大的省际配合，使得申遗工作进展缓慢。直到2014年，卡塔尔多哈世界遗产大会上，这条世界最古老的运河才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除了大运河，明清皇家陵寝、明清城墙、丝绸之路的申请，都曾遇到类似的困难;好在经过努力，最后都如愿以偿。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一方面，地方在申遗上财力更有保障，另一方面，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减小了申遗的障碍。这些都是申遗的有利因素。
30多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在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体现包容并蓄、交流互鉴，作出了文明古国应有的贡献。在未来的申遗路上，平稳有序地纳入更多具有价值的遗产地，是中国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