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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在大学里，读王小波作品已经蔚然成风。
然而，在青虎山，在青虎山人的记忆里，王小波依然还是当年那个一口标准北京腔的、黑瘦的高个子知青；至于读王小波，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遥远的事情。
青虎山，这个胶东丘陵褶皱里的小山村，如今正因为有了王小波故居，而渐渐变得热闹起来，慕名而来的各色人物让青虎山人应接不暇。
青虎山人面对前来拜访的人们很是有些疑惑不解：他们记忆里的那个寡言好读书的年轻人，如今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成名天下？王小波故居的铭牌鲜亮耀眼，也让这些朴实的农家人很有些不适应。
一位村妇就这样问一个慕名来访的文学爱好者：“这几天，村里来了许多的外地人，他们张口都是找王小波的故居，难道王小波真的那么有名？王小波能有多有名？跟大衣哥那样么？”
大衣哥朱之文因为他来自于黄土地，自然比较接地气，故而在农村家喻户晓。可王小波作为一名思想者，尤其是一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却难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作为一名学者似乎和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距离。其实，即使是在学术界，对王小波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个过程，王小波也恰恰是在他去世几年后才名声大作，让大家刮目相看。
然而这并不妨碍青虎山人热情地接纳王小波，更不妨碍王小波以他独特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农村，观察他生活了两年的青虎山！
王小波和青虎山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
1971年二三月间，作为在云南插队的知青返回北京的王小波，因落户无望而被母亲送回娘家牟平水道公社青虎山村。其时还不到20岁的体弱多病的王小波，便在青虎山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历程。
青虎山人对待这个游子展示了宽厚与慈爱。当年的老书记亲自接他回村，并把他安排在刚刚结婚的弟弟的家里，由新媳妇照顾他和一家人的日常饮食。乡亲的热情让王小波在寂寥孤独的插队生活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然而，他感受更多的，却是农村生活的那份难耐的苦楚！
王小波记忆里这样描述他的老家生活：“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一车粪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就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青虎山人知道這个北京来的年轻后生受不了这样的体力劳动，让他去果园里拔拔草，浇浇地，或者去村里架电线。这还不够，过了几个月后，老书记借着王小波读书多的由头，让他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
在青虎山，王小波对中国农村生活做的反思是深刻而独到的：“过去驴干的事如今是人在干，小车不倒只管推，只是人顶上了毛驴的位置。他感到山东农民蔑视痛苦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但这样一来，他们过的日子也就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如果活着就是为了受罪，那为什么要活着？”
这样的描述，倒是让我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我的老家正是毗邻牟平的栖霞，号称胶东屋脊，恰是与青虎山相似的丘陵山地。我还记得，我家的一块地正是在一座大山的山顶。我曾经和父亲在这地里耕作，一阵大风刮来，居然刮得我倒在地里，一时间黄土飞扬，好不沮丧！上山是没有路的，但是父亲总能推着小推车把粪肥送上山顶。一次帮父亲去收玉米，推着空空的独轮车，几百米海拔的崎岖山路，竟如推着千斤重物，足足走了一个小时，且大汗淋漓！下山时，推着几百斤的玉米，却因为下坡，一溜烟地滑下来，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山脚下！而因为害怕翻车故而死死拽住车杆的双手早已酸痛握不住东西，双脚更是战栗不已！而这样的山地，在村里比比皆是。
农民的辛苦如此！当众多的人一味地赞美农民的那种吃苦精神时，王小波却与众不同地看到了这种苦的另一层内涵，并由此而站在高处俯瞰中国传统文化，从而看到我们文化里只看到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幸福生存状态定义在内，对于物质生活困苦则提倡一种消极忍耐态度。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藐视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圣人，认为“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
王小波的语言就这样掷地有声地提醒我们，农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苦，怎样才能不吃这么多的苦！王小波的视角因此总让我感到一种人性的震撼！
青虎山的人生体验，对于小波而言是刻骨铭心的。即使周游欧洲的农村，他也同时就会联想到中国农民的命运。
王小平曾这样写道：“王小波不禁痛苦地反省，荷兰人把家乡改造成精美的牧场，而我们的乡亲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日复一日，他们以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用独轮车往山上推粪。严格说来，他们推的东西甚至还算不上粪。为了凑指标，他们甚至不容猪在上面多拉几泡屎尿，就急急忙忙地把猪圈里刚垫上的土起出来推上山去，所以说往山上推土更为恰当。这种做法，除了能把山堆得越来越高，使以后的推粪变得更加艰难外，完全不知意义何在。他们倒是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可以把车推过门槛，甚至推上台阶，但这些并不能改变痛苦的现实。……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比起荷兰老乡来，我们的乡亲好像缺了点什么，这大概是一种教养和心智上的缺陷。如果说他们没读过书，那么那些读书人又干了些什么？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写出了大量诗云子日的东西，记忆力和文字能力都不容小看，但从没听说他们在缆车、索道上动过脑筋。”
他能如此反思中国式农村的落后，思考一个民族的正途，可以说正是他插队青虎山时而产生的难以割舍的乡村情怀。
可以说，王小波对父老乡亲，对故土，对中国农民，产生了浓厚的悲悯之情！
由此，我也常常想，王小波的自由主义，并非小知识分子那种专注一己私利的自由，而是一个悲天悯人的超越个体的自由主义者！
王小波离开青虎山后的几十年里，青虎山人对王小波的印象是模糊的，幸而还有部分老人还能依稀记得王小波当年的影子。而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对王小波并没有什么印象。更多的记忆，消失在了青虎山的皱褶里，消失在故居旁酸枣树一岁一枯荣的沧桑里。前来拜访的人往往因为关于王小波的遗迹太少总有一种失落感。然而，对王小波而言，这绝对算不上什么难以想象的遗憾。因为他一向反对崇拜偶像的。
同样的，来拜访故居的人那种朝圣般的虔诚，也激发了青虎山人重新审视当年那个投进她怀抱的年轻人的兴趣。来访的客人往往带来王小波的一些著作，总会被青虎山人争抢一空。如今的青虎山年轻人正争相传阅王小波的一些经典。新一代青虎山人正试图触摸王小波特立独行的思想脉搏，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臧克家先生在他的诗里这样写道：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
王小波离开牟平青虎山已经四十余年了。王小波离开我们也有二十周年了。今天我们还能够重提他的名字，纪念他的过去，我想——
这绝非历史的偶然！
柳华东，长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现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栖霞市作协及散文学会理事、《长春湖》副主编、《昆嵛》杂志编委。先后有百余篇文学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昆嵛》《中国乡土文学》《青海湖》《前卫文学》《齐鲁晚报》《三月三》《精短小说》《胶东文学》等各类报刊杂志。
然而，在青虎山，在青虎山人的记忆里，王小波依然还是当年那个一口标准北京腔的、黑瘦的高个子知青；至于读王小波，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遥远的事情。
青虎山，这个胶东丘陵褶皱里的小山村，如今正因为有了王小波故居，而渐渐变得热闹起来，慕名而来的各色人物让青虎山人应接不暇。
青虎山人面对前来拜访的人们很是有些疑惑不解：他们记忆里的那个寡言好读书的年轻人，如今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成名天下？王小波故居的铭牌鲜亮耀眼，也让这些朴实的农家人很有些不适应。
一位村妇就这样问一个慕名来访的文学爱好者：“这几天，村里来了许多的外地人，他们张口都是找王小波的故居，难道王小波真的那么有名？王小波能有多有名？跟大衣哥那样么？”
大衣哥朱之文因为他来自于黄土地，自然比较接地气，故而在农村家喻户晓。可王小波作为一名思想者，尤其是一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却难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作为一名学者似乎和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距离。其实，即使是在学术界，对王小波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个过程，王小波也恰恰是在他去世几年后才名声大作，让大家刮目相看。
然而这并不妨碍青虎山人热情地接纳王小波，更不妨碍王小波以他独特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农村，观察他生活了两年的青虎山！
王小波和青虎山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
1971年二三月间，作为在云南插队的知青返回北京的王小波，因落户无望而被母亲送回娘家牟平水道公社青虎山村。其时还不到20岁的体弱多病的王小波，便在青虎山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历程。
青虎山人对待这个游子展示了宽厚与慈爱。当年的老书记亲自接他回村，并把他安排在刚刚结婚的弟弟的家里，由新媳妇照顾他和一家人的日常饮食。乡亲的热情让王小波在寂寥孤独的插队生活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然而，他感受更多的，却是农村生活的那份难耐的苦楚！
王小波记忆里这样描述他的老家生活：“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一车粪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就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青虎山人知道這个北京来的年轻后生受不了这样的体力劳动，让他去果园里拔拔草，浇浇地，或者去村里架电线。这还不够，过了几个月后，老书记借着王小波读书多的由头，让他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
在青虎山，王小波对中国农村生活做的反思是深刻而独到的：“过去驴干的事如今是人在干，小车不倒只管推，只是人顶上了毛驴的位置。他感到山东农民蔑视痛苦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但这样一来，他们过的日子也就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如果活着就是为了受罪，那为什么要活着？”
这样的描述，倒是让我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我的老家正是毗邻牟平的栖霞，号称胶东屋脊，恰是与青虎山相似的丘陵山地。我还记得，我家的一块地正是在一座大山的山顶。我曾经和父亲在这地里耕作，一阵大风刮来，居然刮得我倒在地里，一时间黄土飞扬，好不沮丧！上山是没有路的，但是父亲总能推着小推车把粪肥送上山顶。一次帮父亲去收玉米，推着空空的独轮车，几百米海拔的崎岖山路，竟如推着千斤重物，足足走了一个小时，且大汗淋漓！下山时，推着几百斤的玉米，却因为下坡，一溜烟地滑下来，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山脚下！而因为害怕翻车故而死死拽住车杆的双手早已酸痛握不住东西，双脚更是战栗不已！而这样的山地，在村里比比皆是。
农民的辛苦如此！当众多的人一味地赞美农民的那种吃苦精神时，王小波却与众不同地看到了这种苦的另一层内涵，并由此而站在高处俯瞰中国传统文化，从而看到我们文化里只看到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幸福生存状态定义在内，对于物质生活困苦则提倡一种消极忍耐态度。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藐视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圣人，认为“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
王小波的语言就这样掷地有声地提醒我们，农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苦，怎样才能不吃这么多的苦！王小波的视角因此总让我感到一种人性的震撼！
青虎山的人生体验，对于小波而言是刻骨铭心的。即使周游欧洲的农村，他也同时就会联想到中国农民的命运。
王小平曾这样写道：“王小波不禁痛苦地反省，荷兰人把家乡改造成精美的牧场，而我们的乡亲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日复一日，他们以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用独轮车往山上推粪。严格说来，他们推的东西甚至还算不上粪。为了凑指标，他们甚至不容猪在上面多拉几泡屎尿，就急急忙忙地把猪圈里刚垫上的土起出来推上山去，所以说往山上推土更为恰当。这种做法，除了能把山堆得越来越高，使以后的推粪变得更加艰难外，完全不知意义何在。他们倒是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可以把车推过门槛，甚至推上台阶，但这些并不能改变痛苦的现实。……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比起荷兰老乡来，我们的乡亲好像缺了点什么，这大概是一种教养和心智上的缺陷。如果说他们没读过书，那么那些读书人又干了些什么？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写出了大量诗云子日的东西，记忆力和文字能力都不容小看，但从没听说他们在缆车、索道上动过脑筋。”
他能如此反思中国式农村的落后，思考一个民族的正途，可以说正是他插队青虎山时而产生的难以割舍的乡村情怀。
可以说，王小波对父老乡亲，对故土，对中国农民，产生了浓厚的悲悯之情！
由此，我也常常想，王小波的自由主义，并非小知识分子那种专注一己私利的自由，而是一个悲天悯人的超越个体的自由主义者！
王小波离开青虎山后的几十年里，青虎山人对王小波的印象是模糊的，幸而还有部分老人还能依稀记得王小波当年的影子。而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对王小波并没有什么印象。更多的记忆，消失在了青虎山的皱褶里，消失在故居旁酸枣树一岁一枯荣的沧桑里。前来拜访的人往往因为关于王小波的遗迹太少总有一种失落感。然而，对王小波而言，这绝对算不上什么难以想象的遗憾。因为他一向反对崇拜偶像的。
同样的，来拜访故居的人那种朝圣般的虔诚，也激发了青虎山人重新审视当年那个投进她怀抱的年轻人的兴趣。来访的客人往往带来王小波的一些著作，总会被青虎山人争抢一空。如今的青虎山年轻人正争相传阅王小波的一些经典。新一代青虎山人正试图触摸王小波特立独行的思想脉搏，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臧克家先生在他的诗里这样写道：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
王小波离开牟平青虎山已经四十余年了。王小波离开我们也有二十周年了。今天我们还能够重提他的名字，纪念他的过去，我想——
这绝非历史的偶然！
柳华东，长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现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栖霞市作协及散文学会理事、《长春湖》副主编、《昆嵛》杂志编委。先后有百余篇文学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昆嵛》《中国乡土文学》《青海湖》《前卫文学》《齐鲁晚报》《三月三》《精短小说》《胶东文学》等各类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