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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襟亚（1894—1980），名衡，江苏常熟人。童年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年私塾，便到当地一家南货店做学徒。南货店旁边有个书摊，摆些小说、弹词之类的书。每天中午摊主回家吃饭，便委托他代为照看。作为交换条件，他能随意翻阅书摊的书。每当获得一部新小说，他便把柜台抽屉打开一半，小说藏在抽屉里，站着偷看。有一次被南货店老板发现，他正看得出神，老板悄悄拿来木板，从背后猛击其头部，击得他直跳起来，慌忙关上抽屉。就这样，日积月累，他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是凭借勤奋和执着，他后来成为上海滩著名的小说家和出版商，鸳鸯蝴蝶派的健将。
从小说家到出版家
22岁那年，平襟亚离开家乡，独自跑到上海谋生。他为《时事新报》《沪江月》写稿，以换取微薄的稿酬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同样爱好文学的朱鸳雏和吴公虞。三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遂组成一出版小机构，专心写稿和编书。他们往往围坐一桌，通宵达旦地写稿、编稿。吴虞公好酒，将酒杯排列于书案。待写到高兴时，三人放下手中的笔，谈笑风生，举杯对饮。
那时小书坊印刷的书，大都为迎合小市民口味，注重编撰庸俗故事。有一次，平襟亚看见市面上出了本《三十六女侠》，销量很好，便笑着对两位同伴说：“我们不妨也编撰一部《七十二女侠》，内容方面胜过它，便一定更有销路。但这种投机书必须出得快，否则过了时就无人问津了。”朱鸳雏拍着胸膛担保，说十天之内便可完成。平襟亚大为诧异。朱鸳雏说：“这有何难，我和虞公认识不少国文老师，学校每周必布置作文。我们不妨委托国文老师，出个作文题目‘记一个女侠’。可从这几百篇作文卷中挑选七十二篇，不就完成了吗！”平襟亚听罢，欣然答应。于是，大家如法炮制，很快将这些文章誊抄一遍，送到印刷厂付印。由于事先曾在报刊登载广告，大吹大擂，这部《七十二女侠》居然销售一空。
不过，真正让平襟亚“富”起来的，是他编撰的第一部书《中国恶讼师》。他将听来的刀笔讼师轶事，采用笔记体形式，移花接木地編成此书，并借本钱以“襟霞阁出版部”的名义印刷三千册。结果一星期内，就被几家书局搬抢一空。于是，一版再版，并四次撰写续集。从端阳到年底，竟盈余三万元以上。于是，穷书生一变而为书店老板，开始了职业出版家的生涯。
1927年初，平襟亚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办中央书店。最先印行自己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人海潮》，销路很广，赚了不少钱。接着，先后出版《人心大变》《人海新潮》《爱克司光录》《玉玦金环录》《恼人春色》等四百多种通俗小说，以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鲁迅选集》《郭沫若选集》《书法大成》等。他交游广泛，善于辞令，又精通经营之道，把书店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上海私营出版机构的佼佼者。
20世纪30年代，中央书店决定出版洁本《金瓶梅》。竞争对手上海杂志公司也打算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其中包括由著名作家施蛰存标点整理的《金瓶梅》。为抢占先机，平襟亚悄悄地请人删节、标点原著，交印刷厂排版。同时，特别提高排字工人的工资，以便赶在杂志公司以前把书印出来。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得知这个消息后，估计自己的书会落后一个月出版，将对销售很不利。于是便出面邀请平襟亚吃饭，就此书的出版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张静庐说该公司《金瓶梅》作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印行，其销量将直接影响“丛书”其他书的销售，而中央书店的《金瓶梅》是单行本，销量和其他书没有关系。因此要求平襟亚将已排好的《金瓶梅》让杂志公司先印初版，然后送回纸版给中央书店印行，所有排版经费由上海杂志公司负担。也就是说，只要同意上海杂志公司先印初版，平襟亚就可不花一分钱出版这部书。
上海杂志公司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有三开间的门市部，而中央书店设在该公司后面的弄堂内，没有门市部。不过，两家出版机构各具优势，前者以门市销售胜出，后者在内地发行上占优。平襟亚是个精明人，认为上海杂志公司的《金瓶梅》先出版，也只领先一个月的门市售数，而在内地各省区，很可能双方将同时上市。如果中央书店白得纸版，定价肯定低于杂志公司。考虑再三，平襟亚觉得不吃亏，便答应了张静庐的建议。后来，中央书店以上海杂志公司的《金瓶梅》纸版，出版一套四册。所有删节处均标注“芟汰若干字”，售价为小银元数枚。几个月后，淞沪战役爆发，此书运销内地非常困难。这也难不倒平襟亚！原来，他早已留存购买删节本顾客的地址，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他立即请人将删节文字收集起来，汇印成一本小册子，外面加上某药房的封皮，托名药剂宣传品，按地址分别邮寄给老读者。凭借小册子的吸引，中央书店版《金瓶梅》销量依然可观。
被吕碧城控告到法院
创作和出版大获成功后，平襟亚审时度势，决定进军报业。这既可了却平生宿愿，又可为自己的出版物做宣传。不久，经他四处奔走运作，一份四开小报《开心报》顺利问世。可是，报纸发行不久，因刊登一篇游戏文章，作为老板的他竟当上了被告。
1926年3月，平襟亚和往常一样，正坐在书店里看样书，朋友潘连璧来访。未及寒暄，潘连璧劈头就说：“你们店里出了乱子。卓领事亲自交下一份《开心报》，说报上有篇文章骂他是条洋狗，命令捕房立即出拘票，把主编和作者拘案严办。现在拘票已出，恐怕马上要来捉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还是出去躲躲吧！”平襟亚听罢，大吃一惊，尚不清楚到底是哪篇文章惹的祸。他觉得先要弄清原因，才能想对策应付，便马上集合店员检查最近出版的报纸，试图找到那篇文章。正当店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忽然洋探长萨拉文率两名探员驾临。其中一名探员薛子良也是平襟亚的朋友，此时故意装作不认识，气势汹汹地问道：“这里有个叫平襟亚的人，现在哪里去了？”平襟亚一愣，随即满面笑容地以问作答：“你问姓平的吗？他今天早上到苏州去了，找他有什么事情吗？”薛子良假装信以为真，不再追问下去。来人查抄出大批旧报纸，捆载而去。临走时留下一张拘票，上面写着命令，平襟亚必须于第三天上午九时自行投案，参加会审公廨审讯。 原来，不久前《开心报》刊登署名“捉刀人”的短文《李红郊与洋狗》，文中说：“上海有一位女文豪李红郊，她每天的清课，总是一早拿了她的一本诗集，叫汽车夫往各处文人家里拜访，同时送诗集，请求指教。直到晚上回来，亲自把她的一条心爱的苏格兰种洋狗放入浴缸，替牠洗澡。”文中“李红郊”显然和“吕碧城”对应，而吕碧城的确出版了一本诗集叫《信芳集》，经常早晨开着汽车送给朋友，且每晚的确给家里的洋狗洗澡。吕碧城阅后勃然大怒，决心让报社和作者付出代价。她认为要扳倒平襟亚，必须请老熟人、上海英国领事团卓领事帮忙。卓领事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当裁判官，是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第二天，她拿着一份《开心报》到领事府拜访，当面向卓领事哭诉道：“有一名记者署名‘捉刀人’，在平襟亚办的《开心报》上污辱我，又连带骂你，说你是一条苏格兰洋狗，我每晚都替你洗澡，还有种种不堪的话。这真是欺人太甚，你不会袖手不管吧！”果然，卓领事闻言大怒，立即下令巡捕房严办。此事被巡捕房探员潘连璧获悉，深感事情不妙，决定尽快通知好友平襟亚，以免遭牢狱之灾。于是，就有了上文所述的一幕。
第三天上午，会审公廨刑一庭公开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关?之。平襟亚不敢露面，只委托同事李春荣到堂。当庭丁呼喊被告时，李春荣站起来说：“本人是共和书局经理李春荣，被告平襟亚是书局雇用的职员，由他负责主编《开心报》。店里接到拘票时，他已去苏州探亲，人不在上海。本人为尊重公堂法纪起见，今特来向庭上声明原因，请法庭改期再审，等平襟亚回沪后，让他前来投案应诉。”主审官关?之和陪审官小声商量后，正想执笔写上“准予改期”几个字，坐在原告席上的吕碧城起身抗议：“李春荣说的全是谎话，平襟亚人在上海，昨天还有人见到他的。”被告代理律师说，既然原告认为有人见过被告，应请证人到堂质证。陪审官卓领事知道传目击者到堂并不容易，案件或许将陷入僵局，便迅速在捕房介案单上书写一行英文，送到法官的案头。关?之看罢，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大声喝道：“李春荣欺骗公堂，判令关押三个月，立即执行！”又宣布退庭，候当事人归案再审。
平襟亚得知李春荣因自己的事而身陷囹圄，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决定投案自首。经朋友苦苦相劝，怕自己一旦出面，探长萨拉文认出他就是那天在书局里答话的人，探员薛子良包庇之事就会暴露，免不了受到惩处。因此，为了不连累朋友，他只好去杭州暂避。不久，又避居苏州市区调丰巷，于孤单寂寞中，听从文友郑逸梅的建议，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很快便完成五十余万字的长篇社会小说《人海潮》初稿。
次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依据平襟亚代理律师郑毓秀提出的申请，宣布撤销吕碧城控案。平襟亚因祸得福，返回上海后，请沪上名士袁寒云题写《人海潮》书名，由书店正式出版，好评如潮，洛阳纸贵，在短短的七个月内，销售达五万余册，一举奠定了他在上海文坛的重要地位。
和张爱玲的稿费纠纷
1941年7月，经好友陈蝶衣的建议，平襟亚创办了《万象》月刊，由中央书店发行。这本综合性刊物内容丰富，趣味性强，首期出版后反响极佳，在短短一个月内连印三次，仍供不应求。过了两年，他聘请柯灵任该杂志主编，自己负责发行。
1943年7月，平襟亚正在位于福州路昼锦里的万象杂志社二楼办公，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他打开房门一看，发现是一名穿丝质碎花旗袍的年轻女郎。来人自我介绍说，她叫张爱玲，是个自由作家，有部稿子想请编辑先生看看，能否在贵刊发表。说完，从随身携带的报纸包里取出稿件，双手呈上。对张爱玲早有耳闻的平襟亚一边接过稿子，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投稿，欢迎投稿”。双方略谈片刻，平襟亚站起身，说稿件的事要请杂志编辑审定，便微笑着将客人领进隔壁《万象》杂志编辑部办公室。
当时，柯灵正在寻求各方人士的支持，见青年作家张爱玲主动来访，并带来刚完成的小说《心经》手稿，自然喜出望外。他关注张爱玲已有一段时间，也看过她登在《紫罗兰》上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非常欣赏。平襟亚离开后，柯灵和张爱玲闲聊起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但彼此印象不错。很快，小说《心经》在《万象》上分两期登完。两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琉璃瓦》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
过了三四个月，平襟亚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中除了感谢杂志社刊用其作品外，主要就是请求帮助出版她的短篇小說集。平襟亚自己也从事写作，当然能体会对方的心情，也看好她的小说。但他同时也是商人，必然要考虑商业利益。“我给她难住了，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销路没有把握，所以不敢轻易允诺。他写了一封回信，婉言拒绝她的要求。
为了不让张爱玲灰心，平襟亚主动约她给《万象》写一部连载小说，每月写七八千字，按月预支稿酬一千元。于是，她着手撰写长篇小说《连环套》，供《万象》连载。可是，第一期刊出后，她又亲自跑到万象书屋，称稿费太低，要求由百元千字变为百五十元千字，否则将适当减少字数。平襟亚不愿破例，坚持按普通稿费标准百元千字支付。双方发生龃龉，不欢而散。
不料，年轻气盛的张爱玲说到做到，以后稿件字数果真逐月递减，写到第六期，干脆不再供稿。柯灵不想让这次合作夭折，那样对作者、读者和杂志社都是损失，便向平襟亚提议，于第六期付印时给张爱玲加送二千元。可是，张爱玲已下决心不再向《万象》供稿，马上将杂志社送去的二千元如数退还。就这样，令无数读者翘首以待的《连环套》被作者腰斩了。
张爱玲与《万象》合作中断后，平襟亚认为按照原来“每期稿费一千元”的约定，张爱玲应得六千元，但实际领走了七千元。于是，他于同年8月在《海报》上撰文《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把张爱玲溢领一千元稿费之事公之于众。看到这篇文章后，张爱玲立即致函报社声辩，说自己替《万象》写《连环套》，共供稿六期，领到稿酬六千元，“每次都有收条”，平襟亚说多领一千元，不符合事实，并声明此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报社将张函转给万象书屋，平襟亚一不做二不休，先写信给张爱玲，详细罗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对方核对，指出哪一笔错误或没有收到。然后又在报上发表《最后的义务宣传》一文，坚称张爱玲多领了一千元，还言之凿凿地说有账目为证。张爱玲收到信后，又立即回函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休。
同年底，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求学时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应《语林》月刊之邀，写成《谈张爱玲》一文，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她在中学时代的生活。谈到“一千元灰钿”风波时，汪文无意中提及当年学生迟交作文，曾“一篇充两期”的事。此文一出，在文坛引起更大的风波。汪宏声没有意识到这种玩笑似的联系，会将学生在“灰钿”事件中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坐实。
张爱玲忍无可忍，又写成《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月刊主编钱公侠，对千元稿费的事再作澄清。文中说：“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指平襟亚）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吃卯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记下的还是两千元。”文章最后强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钱公侠收到张函后，就请平襟亚“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片面攻讦之嫌”。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一文，将“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细注明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取款方式。他还特别指明张爱玲文中说的二千元支票换一千元之事，“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夜，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平襟亚的这篇文章刊登后，张爱玲没有反驳。至此，这场历时大半年的稿费纠纷才画上了句号。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从小说家到出版家
22岁那年，平襟亚离开家乡，独自跑到上海谋生。他为《时事新报》《沪江月》写稿，以换取微薄的稿酬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同样爱好文学的朱鸳雏和吴公虞。三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遂组成一出版小机构，专心写稿和编书。他们往往围坐一桌，通宵达旦地写稿、编稿。吴虞公好酒，将酒杯排列于书案。待写到高兴时，三人放下手中的笔，谈笑风生，举杯对饮。
那时小书坊印刷的书，大都为迎合小市民口味，注重编撰庸俗故事。有一次，平襟亚看见市面上出了本《三十六女侠》，销量很好，便笑着对两位同伴说：“我们不妨也编撰一部《七十二女侠》，内容方面胜过它，便一定更有销路。但这种投机书必须出得快，否则过了时就无人问津了。”朱鸳雏拍着胸膛担保，说十天之内便可完成。平襟亚大为诧异。朱鸳雏说：“这有何难，我和虞公认识不少国文老师，学校每周必布置作文。我们不妨委托国文老师，出个作文题目‘记一个女侠’。可从这几百篇作文卷中挑选七十二篇，不就完成了吗！”平襟亚听罢，欣然答应。于是，大家如法炮制，很快将这些文章誊抄一遍，送到印刷厂付印。由于事先曾在报刊登载广告，大吹大擂，这部《七十二女侠》居然销售一空。
不过，真正让平襟亚“富”起来的，是他编撰的第一部书《中国恶讼师》。他将听来的刀笔讼师轶事，采用笔记体形式，移花接木地編成此书，并借本钱以“襟霞阁出版部”的名义印刷三千册。结果一星期内，就被几家书局搬抢一空。于是，一版再版，并四次撰写续集。从端阳到年底，竟盈余三万元以上。于是，穷书生一变而为书店老板，开始了职业出版家的生涯。
1927年初，平襟亚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办中央书店。最先印行自己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人海潮》，销路很广，赚了不少钱。接着，先后出版《人心大变》《人海新潮》《爱克司光录》《玉玦金环录》《恼人春色》等四百多种通俗小说，以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鲁迅选集》《郭沫若选集》《书法大成》等。他交游广泛，善于辞令，又精通经营之道，把书店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上海私营出版机构的佼佼者。
20世纪30年代，中央书店决定出版洁本《金瓶梅》。竞争对手上海杂志公司也打算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其中包括由著名作家施蛰存标点整理的《金瓶梅》。为抢占先机，平襟亚悄悄地请人删节、标点原著，交印刷厂排版。同时，特别提高排字工人的工资，以便赶在杂志公司以前把书印出来。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得知这个消息后，估计自己的书会落后一个月出版，将对销售很不利。于是便出面邀请平襟亚吃饭，就此书的出版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张静庐说该公司《金瓶梅》作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印行，其销量将直接影响“丛书”其他书的销售，而中央书店的《金瓶梅》是单行本，销量和其他书没有关系。因此要求平襟亚将已排好的《金瓶梅》让杂志公司先印初版，然后送回纸版给中央书店印行，所有排版经费由上海杂志公司负担。也就是说，只要同意上海杂志公司先印初版，平襟亚就可不花一分钱出版这部书。
上海杂志公司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有三开间的门市部，而中央书店设在该公司后面的弄堂内，没有门市部。不过，两家出版机构各具优势，前者以门市销售胜出，后者在内地发行上占优。平襟亚是个精明人，认为上海杂志公司的《金瓶梅》先出版，也只领先一个月的门市售数，而在内地各省区，很可能双方将同时上市。如果中央书店白得纸版，定价肯定低于杂志公司。考虑再三，平襟亚觉得不吃亏，便答应了张静庐的建议。后来，中央书店以上海杂志公司的《金瓶梅》纸版，出版一套四册。所有删节处均标注“芟汰若干字”，售价为小银元数枚。几个月后，淞沪战役爆发，此书运销内地非常困难。这也难不倒平襟亚！原来，他早已留存购买删节本顾客的地址，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他立即请人将删节文字收集起来，汇印成一本小册子，外面加上某药房的封皮，托名药剂宣传品，按地址分别邮寄给老读者。凭借小册子的吸引，中央书店版《金瓶梅》销量依然可观。
被吕碧城控告到法院
创作和出版大获成功后，平襟亚审时度势，决定进军报业。这既可了却平生宿愿，又可为自己的出版物做宣传。不久，经他四处奔走运作，一份四开小报《开心报》顺利问世。可是，报纸发行不久，因刊登一篇游戏文章，作为老板的他竟当上了被告。
1926年3月，平襟亚和往常一样，正坐在书店里看样书，朋友潘连璧来访。未及寒暄，潘连璧劈头就说：“你们店里出了乱子。卓领事亲自交下一份《开心报》，说报上有篇文章骂他是条洋狗，命令捕房立即出拘票，把主编和作者拘案严办。现在拘票已出，恐怕马上要来捉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还是出去躲躲吧！”平襟亚听罢，大吃一惊，尚不清楚到底是哪篇文章惹的祸。他觉得先要弄清原因，才能想对策应付，便马上集合店员检查最近出版的报纸，试图找到那篇文章。正当店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忽然洋探长萨拉文率两名探员驾临。其中一名探员薛子良也是平襟亚的朋友，此时故意装作不认识，气势汹汹地问道：“这里有个叫平襟亚的人，现在哪里去了？”平襟亚一愣，随即满面笑容地以问作答：“你问姓平的吗？他今天早上到苏州去了，找他有什么事情吗？”薛子良假装信以为真，不再追问下去。来人查抄出大批旧报纸，捆载而去。临走时留下一张拘票，上面写着命令，平襟亚必须于第三天上午九时自行投案，参加会审公廨审讯。 原来，不久前《开心报》刊登署名“捉刀人”的短文《李红郊与洋狗》，文中说：“上海有一位女文豪李红郊，她每天的清课，总是一早拿了她的一本诗集，叫汽车夫往各处文人家里拜访，同时送诗集，请求指教。直到晚上回来，亲自把她的一条心爱的苏格兰种洋狗放入浴缸，替牠洗澡。”文中“李红郊”显然和“吕碧城”对应，而吕碧城的确出版了一本诗集叫《信芳集》，经常早晨开着汽车送给朋友，且每晚的确给家里的洋狗洗澡。吕碧城阅后勃然大怒，决心让报社和作者付出代价。她认为要扳倒平襟亚，必须请老熟人、上海英国领事团卓领事帮忙。卓领事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当裁判官，是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第二天，她拿着一份《开心报》到领事府拜访，当面向卓领事哭诉道：“有一名记者署名‘捉刀人’，在平襟亚办的《开心报》上污辱我，又连带骂你，说你是一条苏格兰洋狗，我每晚都替你洗澡，还有种种不堪的话。这真是欺人太甚，你不会袖手不管吧！”果然，卓领事闻言大怒，立即下令巡捕房严办。此事被巡捕房探员潘连璧获悉，深感事情不妙，决定尽快通知好友平襟亚，以免遭牢狱之灾。于是，就有了上文所述的一幕。
第三天上午，会审公廨刑一庭公开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关?之。平襟亚不敢露面，只委托同事李春荣到堂。当庭丁呼喊被告时，李春荣站起来说：“本人是共和书局经理李春荣，被告平襟亚是书局雇用的职员，由他负责主编《开心报》。店里接到拘票时，他已去苏州探亲，人不在上海。本人为尊重公堂法纪起见，今特来向庭上声明原因，请法庭改期再审，等平襟亚回沪后，让他前来投案应诉。”主审官关?之和陪审官小声商量后，正想执笔写上“准予改期”几个字，坐在原告席上的吕碧城起身抗议：“李春荣说的全是谎话，平襟亚人在上海，昨天还有人见到他的。”被告代理律师说，既然原告认为有人见过被告，应请证人到堂质证。陪审官卓领事知道传目击者到堂并不容易，案件或许将陷入僵局，便迅速在捕房介案单上书写一行英文，送到法官的案头。关?之看罢，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大声喝道：“李春荣欺骗公堂，判令关押三个月，立即执行！”又宣布退庭，候当事人归案再审。
平襟亚得知李春荣因自己的事而身陷囹圄，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决定投案自首。经朋友苦苦相劝，怕自己一旦出面，探长萨拉文认出他就是那天在书局里答话的人，探员薛子良包庇之事就会暴露，免不了受到惩处。因此，为了不连累朋友，他只好去杭州暂避。不久，又避居苏州市区调丰巷，于孤单寂寞中，听从文友郑逸梅的建议，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很快便完成五十余万字的长篇社会小说《人海潮》初稿。
次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依据平襟亚代理律师郑毓秀提出的申请，宣布撤销吕碧城控案。平襟亚因祸得福，返回上海后，请沪上名士袁寒云题写《人海潮》书名，由书店正式出版，好评如潮，洛阳纸贵，在短短的七个月内，销售达五万余册，一举奠定了他在上海文坛的重要地位。
和张爱玲的稿费纠纷
1941年7月，经好友陈蝶衣的建议，平襟亚创办了《万象》月刊，由中央书店发行。这本综合性刊物内容丰富，趣味性强，首期出版后反响极佳，在短短一个月内连印三次，仍供不应求。过了两年，他聘请柯灵任该杂志主编，自己负责发行。
1943年7月，平襟亚正在位于福州路昼锦里的万象杂志社二楼办公，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他打开房门一看，发现是一名穿丝质碎花旗袍的年轻女郎。来人自我介绍说，她叫张爱玲，是个自由作家，有部稿子想请编辑先生看看，能否在贵刊发表。说完，从随身携带的报纸包里取出稿件，双手呈上。对张爱玲早有耳闻的平襟亚一边接过稿子，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投稿，欢迎投稿”。双方略谈片刻，平襟亚站起身，说稿件的事要请杂志编辑审定，便微笑着将客人领进隔壁《万象》杂志编辑部办公室。
当时，柯灵正在寻求各方人士的支持，见青年作家张爱玲主动来访，并带来刚完成的小说《心经》手稿，自然喜出望外。他关注张爱玲已有一段时间，也看过她登在《紫罗兰》上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非常欣赏。平襟亚离开后，柯灵和张爱玲闲聊起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但彼此印象不错。很快，小说《心经》在《万象》上分两期登完。两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琉璃瓦》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
过了三四个月，平襟亚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中除了感谢杂志社刊用其作品外，主要就是请求帮助出版她的短篇小說集。平襟亚自己也从事写作，当然能体会对方的心情，也看好她的小说。但他同时也是商人，必然要考虑商业利益。“我给她难住了，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销路没有把握，所以不敢轻易允诺。他写了一封回信，婉言拒绝她的要求。
为了不让张爱玲灰心，平襟亚主动约她给《万象》写一部连载小说，每月写七八千字，按月预支稿酬一千元。于是，她着手撰写长篇小说《连环套》，供《万象》连载。可是，第一期刊出后，她又亲自跑到万象书屋，称稿费太低，要求由百元千字变为百五十元千字，否则将适当减少字数。平襟亚不愿破例，坚持按普通稿费标准百元千字支付。双方发生龃龉，不欢而散。
不料，年轻气盛的张爱玲说到做到，以后稿件字数果真逐月递减，写到第六期，干脆不再供稿。柯灵不想让这次合作夭折，那样对作者、读者和杂志社都是损失，便向平襟亚提议，于第六期付印时给张爱玲加送二千元。可是，张爱玲已下决心不再向《万象》供稿，马上将杂志社送去的二千元如数退还。就这样，令无数读者翘首以待的《连环套》被作者腰斩了。
张爱玲与《万象》合作中断后，平襟亚认为按照原来“每期稿费一千元”的约定，张爱玲应得六千元，但实际领走了七千元。于是，他于同年8月在《海报》上撰文《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把张爱玲溢领一千元稿费之事公之于众。看到这篇文章后，张爱玲立即致函报社声辩，说自己替《万象》写《连环套》，共供稿六期，领到稿酬六千元，“每次都有收条”，平襟亚说多领一千元，不符合事实，并声明此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报社将张函转给万象书屋，平襟亚一不做二不休，先写信给张爱玲，详细罗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对方核对，指出哪一笔错误或没有收到。然后又在报上发表《最后的义务宣传》一文，坚称张爱玲多领了一千元，还言之凿凿地说有账目为证。张爱玲收到信后，又立即回函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休。
同年底，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求学时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应《语林》月刊之邀，写成《谈张爱玲》一文，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她在中学时代的生活。谈到“一千元灰钿”风波时，汪文无意中提及当年学生迟交作文，曾“一篇充两期”的事。此文一出，在文坛引起更大的风波。汪宏声没有意识到这种玩笑似的联系，会将学生在“灰钿”事件中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坐实。
张爱玲忍无可忍，又写成《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月刊主编钱公侠，对千元稿费的事再作澄清。文中说：“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指平襟亚）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吃卯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记下的还是两千元。”文章最后强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钱公侠收到张函后，就请平襟亚“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片面攻讦之嫌”。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一文，将“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细注明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取款方式。他还特别指明张爱玲文中说的二千元支票换一千元之事，“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夜，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平襟亚的这篇文章刊登后，张爱玲没有反驳。至此，这场历时大半年的稿费纠纷才画上了句号。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