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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国外城镇化分为西欧、美国、拉美非洲三种模式，都与其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条件密切相关，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有汲取教训。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所处的新阶段及存在问题，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国外城镇化；遵循规律；稳妥推进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许青云（1954-），河南上蔡人，平顶山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主要从事高校管理和农村经济研究。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漫长过程。[1]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2]
一、国外城镇化的经验
城镇化模式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根据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分为西欧、美国、拉美非洲三种模式。
第一，西欧模式。以西欧、日本为代表，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协调互动，同步发展。工业革命前，英国城镇化率为3%左右，通过工业革命，英、德、法等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有力带动了城镇化，1851年英国、德国、法国在不足100年时间内城镇化率先后超过50%。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有力行政干预改变了城市环境，使城市建设的法律规范得以建立和完善，如英国先后颁布了 《公共卫生法》、《环境卫生法》、《工人阶层住房法》、《住宅与规划法》等，政府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台公共政策，德国在城镇发展中坚持“既要考虑市场竞争，也要顾及社会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原则。
第二，美国模式。美国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内，从前工业化进入了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城镇化自由放任。美国城市人口主要是移民，城镇化率从1700年的7%发展到1890年的35.1%，伴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和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1920年达到 51%，1970年达到73.5%，美国人口、就业和投资开始从北部和东北部的制造业大城市向南部和西部的城市转移，1990年城镇化水平为75.2%。由于政府自由放任、大城市病等因素，城镇化按照市场需求发展，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过度郊区化，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通勤成本高，出行时间长，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等后果。
第三，拉美、非洲模式。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镇化与这些地区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有关，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大起大落。20世纪初拉美城镇化进展显著，大城市的人口每十年翻一番，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23个国家平均城镇化率高达71.4%。非洲城镇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喀麦隆的城镇化率从1950年的 9.8%上升到 1990年的40.3%，同期利比亚从 18.6%上升到82.4%。该模式工业化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镇化”。首都人口过于集中，整个拉美地区1990年超百万人口大城市有36个，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并拥有3个超过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过度城镇化造成就业水平持续下降，城市贫困人口空前增加，城市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环境恶化，贫民窟增多。
国外城镇化发展过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第一，欧洲发达国家走过一条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其中政府的调控作用不可替代。第二，美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通过农业革命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为城镇化提供粮食基础保障。第三，取消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有序自由流动，为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这些经验值得借鉴。但是，美国“过度郊区化”、政府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拉美国家“过度大城市化”、城镇化超前工业化等教训要引以为戒。
二、国内城镇化发展所处的新阶段及问题
城镇化发展既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发展变化必然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经过多年发展，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城镇化规律表明，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时，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第二阶段为1979-2000年，城镇化率持续稳步上升，年均增长不足1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城镇化步入加速期，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稳步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但其前期与后期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工业化前期，只要资本积累和投入得到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得到保持，城镇人口的扩充速度也就会得到保障。工业化后期，由于经济社会转型等原因，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表现得复杂而难得，城镇化的动力也开始变得相对脆弱和多变，较高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起来已开始变得困难。
转型发展的过渡阶段。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和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的新阶段，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基础和背景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以往注重空间扩张、形式上粗放低效、缺乏统筹考虑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追求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呼之欲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具备相当实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发展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城镇化在快速转型发展中积累了部署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2亿多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有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二是一些地方城镇建设规模扩张过快，占地较多，盲目摊“大饼”问题十分突出；三是不少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水土资源和能源不足，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四是部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城市政府债务负担过重；五是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和水平滞后于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趋势，一些地方城市病的兆头比较明显，社会稳定面临许多挑战。
三、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要把握新型城镇化这一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3]我们要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但要汲取美国“过度郊区化”政府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拉美国家“过度大城市”、城镇化超前工业化等教训，遵循规律，积极稳妥，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一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主体是人，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必须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二是优化布局。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众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三是生态文明。城市是个生命体，环境退化、资源短缺就难有生机。生活在天蓝、地绿、空气清新的城市中，是广大群众的热切盼望。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顺应自然，保持生态环境，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预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四是传承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歷史文化资源不可再生。在城镇建设中，如果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意识不强，就会导致这些资源的永远流失，传承悠远的历史文脉就会被粗暴割裂，各有特色、多姿多彩的城市个性就会消失。因此，要发展有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促进自然与人文、现代与传统交融，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发挥地方创造性，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二）遵循规律，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超越現实发展条件而急于求成，不能盲目大干快上；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放任不管，像美国“过度郊区化”放任自流，让城镇成为一个完全自发、纯自然的过程。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鼓励探索，试点先行，能快则快，需稳则稳，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既不消极懈怠，坐失机遇，又不要靠行政命令，一哄而上，拔苗助长，更不能靠一刀切，齐步走。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方面的职能。把市场的“无形之手”用够，政府的“有形之手”用好。要处理好城乡关系，不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绝不能非法剥夺农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既要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提高城镇集约化发展水平，增强以城带乡能力，又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搞城镇化，不能单兵突进，而是协调作战，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城镇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尊重群众意愿、选择和首创精神，维护好、实现好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新型城镇化的成果。
（三）突出就业导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从目前全国和河南省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全国已经有2亿多，河南省有2600万农民工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居住，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首先要解决好这些人员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提高高校毕业生、技工、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城镇落户率，应该尽量把他们稳定下来，而不是人为大幅度吸引新的人口进城。落实好已经转移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必须牢牢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生计为先，以城镇集聚的产业规模和提供的就业岗位来决定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要靠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培育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要把推进工业化、发展产业摆在突出位置，通过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带动人口向城镇集中。要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营造良好就业和生活环境。
要靠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中工作不好找，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缺乏技能。因此，要把加强职业教育、提升全民技能水平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来抓，围绕转型升级，以培养急需紧缺技能人才为重点，把80后、90后农民工都能得到基本职业技能培训。在强化就业导向基础上，强化住房、教育“两牵动”。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要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与城镇户籍人口同享受住房保障待遇。保障农民工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不得跟风赶浪大跃进，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不得盲目大拆大建，逼农民进城，让农民“被落户”、“被上楼”。
（四）严控总量，盘活存量，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土地问题始终是城镇化的焦点和难点，关乎发展大业、民生大计。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加快征地，出让土地，获得丰厚的土地财政，导致土地快速非农业化，土地征用催生失地农民，农民权益受损。有些地方，农村“建新不拆旧”， 耕地侵占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乡村病”日趋严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来诸多土地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亟待破解的首要难题。
要严守底线，管住总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管住总量，控制增量，优化结构，深化土地管理创新，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提高城镇化发展的土地保障能力。要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土地，农业现代化要保证土地数量和质量。必须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占补平衡制度，确保耕地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决不允许借占补平衡之名，占用好地，用劣地、坡地生地来滥竽充数。要坚持发挥规划管控作用，坚持有限指标保重点，一般项目靠挖潜，大力推进旧城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加大城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力度，提高城镇建设使用存量用地比例。逐步地搭建节俭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平台，坚持市场化运作，提高指标流转收益。完善各类建设用地标准体系，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障农民土地增值收益。
（五）创新城镇化融资机制，建立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财力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4]改革完善财政体制，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和奖补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持续稳定增长。要着眼于“织好网，保基本，兜住底”，推进与城镇职工、居民保险整合，提高统筹层次，做好异地衔接，进一步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污染处理、就业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要创新投资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挥好其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要放开市场准入，对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领域一律对民间资本开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探索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商业开发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实现公商协同，以商补公，搞好土地储备和两级循环开发，增加土地增值收益并合理分配，提高用于城镇建设的比例。
（六）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创新城镇化管理机制。要突出建管并重，服务高效，提高城镇建设管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是一门大学问，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城市建设水平[5]。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定位，避免走弯路。基本要求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增强文化魅力，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力气去遇山推平，弯曲的河流改直，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上要求，“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特别要保护一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村庄，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城市的竞争力、活力、魅力离不开高水平管理。这些年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都与管理不到位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增加，对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只重建设而忽视管理，将给社会稳定埋下很大的隐患。因此，要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随着城市发展及时调整完善社区组织，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完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
城镇化的主体是人，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必须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让农民“进得来，落得住，转得出”。因此，必须自觉把握城镇发展规律，产业成长规律和人口流动规律，增强运用规律科学决策的本领。推进城镇化方向必须对头，路子必须走正，不准破坏青山绿水，不准一味求洋求异，不准造新城为鬼城，不准让市民成为流民，不准一届政府一张图，不准乱举债摊大饼，积极稳妥发展，避免犯难以纠正的历史性错误，既要对现实负责，又要对历史负责，更要对人民负责。
参考文献
[1]薛风平.实施全城统筹战略，推动城镇化发展[N].青岛日报，2013-11-3
[2][3][4][5]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15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国外城镇化；遵循规律；稳妥推进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许青云（1954-），河南上蔡人，平顶山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主要从事高校管理和农村经济研究。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漫长过程。[1]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2]
一、国外城镇化的经验
城镇化模式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根据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分为西欧、美国、拉美非洲三种模式。
第一，西欧模式。以西欧、日本为代表，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协调互动，同步发展。工业革命前，英国城镇化率为3%左右，通过工业革命，英、德、法等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有力带动了城镇化，1851年英国、德国、法国在不足100年时间内城镇化率先后超过50%。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有力行政干预改变了城市环境，使城市建设的法律规范得以建立和完善，如英国先后颁布了 《公共卫生法》、《环境卫生法》、《工人阶层住房法》、《住宅与规划法》等，政府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台公共政策，德国在城镇发展中坚持“既要考虑市场竞争，也要顾及社会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原则。
第二，美国模式。美国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内，从前工业化进入了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城镇化自由放任。美国城市人口主要是移民，城镇化率从1700年的7%发展到1890年的35.1%，伴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和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1920年达到 51%，1970年达到73.5%，美国人口、就业和投资开始从北部和东北部的制造业大城市向南部和西部的城市转移，1990年城镇化水平为75.2%。由于政府自由放任、大城市病等因素，城镇化按照市场需求发展，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过度郊区化，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通勤成本高，出行时间长，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等后果。
第三，拉美、非洲模式。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镇化与这些地区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有关，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大起大落。20世纪初拉美城镇化进展显著，大城市的人口每十年翻一番，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23个国家平均城镇化率高达71.4%。非洲城镇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喀麦隆的城镇化率从1950年的 9.8%上升到 1990年的40.3%，同期利比亚从 18.6%上升到82.4%。该模式工业化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镇化”。首都人口过于集中，整个拉美地区1990年超百万人口大城市有36个，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并拥有3个超过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过度城镇化造成就业水平持续下降，城市贫困人口空前增加，城市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环境恶化，贫民窟增多。
国外城镇化发展过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第一，欧洲发达国家走过一条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其中政府的调控作用不可替代。第二，美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通过农业革命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为城镇化提供粮食基础保障。第三，取消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有序自由流动，为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这些经验值得借鉴。但是，美国“过度郊区化”、政府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拉美国家“过度大城市化”、城镇化超前工业化等教训要引以为戒。
二、国内城镇化发展所处的新阶段及问题
城镇化发展既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发展变化必然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经过多年发展，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城镇化规律表明，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时，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第二阶段为1979-2000年，城镇化率持续稳步上升，年均增长不足1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城镇化步入加速期，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稳步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但其前期与后期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工业化前期，只要资本积累和投入得到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得到保持，城镇人口的扩充速度也就会得到保障。工业化后期，由于经济社会转型等原因，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表现得复杂而难得，城镇化的动力也开始变得相对脆弱和多变，较高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起来已开始变得困难。
转型发展的过渡阶段。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和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的新阶段，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基础和背景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以往注重空间扩张、形式上粗放低效、缺乏统筹考虑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追求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呼之欲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具备相当实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发展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城镇化在快速转型发展中积累了部署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2亿多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有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二是一些地方城镇建设规模扩张过快，占地较多，盲目摊“大饼”问题十分突出；三是不少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水土资源和能源不足，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四是部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城市政府债务负担过重；五是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和水平滞后于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趋势，一些地方城市病的兆头比较明显，社会稳定面临许多挑战。
三、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要把握新型城镇化这一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3]我们要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但要汲取美国“过度郊区化”政府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拉美国家“过度大城市”、城镇化超前工业化等教训，遵循规律，积极稳妥，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一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主体是人，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必须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二是优化布局。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众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三是生态文明。城市是个生命体，环境退化、资源短缺就难有生机。生活在天蓝、地绿、空气清新的城市中，是广大群众的热切盼望。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顺应自然，保持生态环境，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预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四是传承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歷史文化资源不可再生。在城镇建设中，如果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意识不强，就会导致这些资源的永远流失，传承悠远的历史文脉就会被粗暴割裂，各有特色、多姿多彩的城市个性就会消失。因此，要发展有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促进自然与人文、现代与传统交融，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发挥地方创造性，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二）遵循规律，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超越現实发展条件而急于求成，不能盲目大干快上；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放任不管，像美国“过度郊区化”放任自流，让城镇成为一个完全自发、纯自然的过程。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鼓励探索，试点先行，能快则快，需稳则稳，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既不消极懈怠，坐失机遇，又不要靠行政命令，一哄而上，拔苗助长，更不能靠一刀切，齐步走。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方面的职能。把市场的“无形之手”用够，政府的“有形之手”用好。要处理好城乡关系，不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绝不能非法剥夺农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既要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提高城镇集约化发展水平，增强以城带乡能力，又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搞城镇化，不能单兵突进，而是协调作战，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城镇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尊重群众意愿、选择和首创精神，维护好、实现好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新型城镇化的成果。
（三）突出就业导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从目前全国和河南省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全国已经有2亿多，河南省有2600万农民工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居住，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首先要解决好这些人员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提高高校毕业生、技工、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城镇落户率，应该尽量把他们稳定下来，而不是人为大幅度吸引新的人口进城。落实好已经转移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必须牢牢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生计为先，以城镇集聚的产业规模和提供的就业岗位来决定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要靠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培育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要把推进工业化、发展产业摆在突出位置，通过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带动人口向城镇集中。要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营造良好就业和生活环境。
要靠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中工作不好找，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缺乏技能。因此，要把加强职业教育、提升全民技能水平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来抓，围绕转型升级，以培养急需紧缺技能人才为重点，把80后、90后农民工都能得到基本职业技能培训。在强化就业导向基础上，强化住房、教育“两牵动”。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要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与城镇户籍人口同享受住房保障待遇。保障农民工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不得跟风赶浪大跃进，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不得盲目大拆大建，逼农民进城，让农民“被落户”、“被上楼”。
（四）严控总量，盘活存量，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土地问题始终是城镇化的焦点和难点，关乎发展大业、民生大计。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加快征地，出让土地，获得丰厚的土地财政，导致土地快速非农业化，土地征用催生失地农民，农民权益受损。有些地方，农村“建新不拆旧”， 耕地侵占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乡村病”日趋严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来诸多土地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亟待破解的首要难题。
要严守底线，管住总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管住总量，控制增量，优化结构，深化土地管理创新，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提高城镇化发展的土地保障能力。要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土地，农业现代化要保证土地数量和质量。必须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占补平衡制度，确保耕地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决不允许借占补平衡之名，占用好地，用劣地、坡地生地来滥竽充数。要坚持发挥规划管控作用，坚持有限指标保重点，一般项目靠挖潜，大力推进旧城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加大城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力度，提高城镇建设使用存量用地比例。逐步地搭建节俭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平台，坚持市场化运作，提高指标流转收益。完善各类建设用地标准体系，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障农民土地增值收益。
（五）创新城镇化融资机制，建立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财力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4]改革完善财政体制，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和奖补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持续稳定增长。要着眼于“织好网，保基本，兜住底”，推进与城镇职工、居民保险整合，提高统筹层次，做好异地衔接，进一步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污染处理、就业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要创新投资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挥好其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要放开市场准入，对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领域一律对民间资本开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探索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商业开发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实现公商协同，以商补公，搞好土地储备和两级循环开发，增加土地增值收益并合理分配，提高用于城镇建设的比例。
（六）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创新城镇化管理机制。要突出建管并重，服务高效，提高城镇建设管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是一门大学问，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城市建设水平[5]。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定位，避免走弯路。基本要求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增强文化魅力，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力气去遇山推平，弯曲的河流改直，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上要求，“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特别要保护一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村庄，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城市的竞争力、活力、魅力离不开高水平管理。这些年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都与管理不到位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增加，对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只重建设而忽视管理，将给社会稳定埋下很大的隐患。因此，要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随着城市发展及时调整完善社区组织，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完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
城镇化的主体是人，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必须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让农民“进得来，落得住，转得出”。因此，必须自觉把握城镇发展规律，产业成长规律和人口流动规律，增强运用规律科学决策的本领。推进城镇化方向必须对头，路子必须走正，不准破坏青山绿水，不准一味求洋求异，不准造新城为鬼城，不准让市民成为流民，不准一届政府一张图，不准乱举债摊大饼，积极稳妥发展，避免犯难以纠正的历史性错误，既要对现实负责，又要对历史负责，更要对人民负责。
参考文献
[1]薛风平.实施全城统筹战略，推动城镇化发展[N].青岛日报，2013-11-3
[2][3][4][5]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