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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与改良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7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致孩子们
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岂有拿你们的话当耳边风的道理。但两年以来，我一面觉得这病不要紧，一面觉得它无法可医，那么我有什么不能忍耐呢？你们放下十二个心罢。
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地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1927年12月12日 致孩子们
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了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1928年5月13日致梁思顺
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
评价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与改良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7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致孩子们
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岂有拿你们的话当耳边风的道理。但两年以来，我一面觉得这病不要紧，一面觉得它无法可医，那么我有什么不能忍耐呢？你们放下十二个心罢。
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地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1927年12月12日 致孩子们
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了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1928年5月13日致梁思顺
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
评价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