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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的视野诠释民族地区女童辍学问题是女童教育研究领域的新尝试。笔者运用叙事研究方法，深入羌族地区一个村寨进行了田野考察，尝试从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中理解辍学问题，并从经济贫困、文化变迁、文化心理等层面解释民族地区女童辍学的原因。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期，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女童辍学在内的多种教育问题做文化分析，这也是从根本上认识乃至解决当前诸多教育问题的新路。
［关键词］羌族；女童；辍学；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G7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146—04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课题“20世界90年代前后羌族女童辍学问题比较分析—以茂县中学为例”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方涛（1977-），女，四川崇州人，四川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多元文化与民族教育、教育与社会的区域发展等。四川 成都 610068；顾玲（1977-），女，四川郫县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四川 成都610041；许乐（1978-），女，四川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讲师。四川 成都 610066；罗平（1979-），女，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四川 成都 610041
一、研究背景
女童辍学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展开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一些明显不足，正如学者指出“经验性的认为女童教育问题主要是贫困的原因与观念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1］，特别是对女童辍学现状的研究中，研究者在反复证明已经存在的结论，仅仅对本地区目前女童辍学现状作短时间的观察和研究，而缺乏一种历史的、比较的视野和特殊个案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这方面做出探索性的尝试。
二、研究过程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界说
本研究中的辍学女童主要是指13-18周岁的初中生。我国学者将辍学女童定义为“6—14岁或7—15岁适龄入学但未能到学校等机构接受正规教育的女童”，对辍学女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基于羌族地区辍学女童的特殊性，考虑到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大龄女童”辍学情况，本研究的辍学女童是指13-18周岁的初中生。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选用叙事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叙事研究取材于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价值信念和人文情怀，“它体现出对人们生活故事的重视和对人类内心体验的关注。”［2］这些故事是被研究者的生活经历的描述，体现着被研究者的情感感受、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2003年6月至2008年3月，笔者三次来到四川阿坝州茂县雅都村赤不苏中学，通过教师、学生、家长展开羌族辍学女童的生活环境、家庭情况调查访问，记录访谈对象故事的时候，尽力保持情景的真实，努力在他们经历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分析隐藏在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所存在的教育问题。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经济不平衡与羌族女童辍学的相关性
不平衡是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很突出现象，在所有的不平衡中，经济不平衡和性别教育不平衡是主要方面。这些不平衡的表象可以用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来解释，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忽视民族文化对女童辍学的影响。
根据赤不苏对辍学女童辍学原因调查的情况反馈，频率最高的原因是选择经济困难。针对“经济困难”这一现象，笔者对赤不寨20个辍学家庭现状做进一步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中发现一些共性：首先，大多数家庭都曾经历一些突然的家庭变故，如父母一方的生病或者突然去世、父母离异、家庭遭受突发事故（家庭成员的生病、生意的失败等），他们的家庭无法承受这些突然的变故而带来的经济困难。其次，辍学女童基本都是家庭的姐姐。在对辍学女童家庭人员构成的了解中，笔者发现这些家庭一般至少都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孩子，而最小的那个孩子一般是男孩。在笔者调查的有限家庭中，无一女孩有哥哥。民族地区可以有两个孩子，但如果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大部分的家庭还是选择生第三个孩子。再次，这些家庭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大部分的家庭父母都是文盲。
赤不苏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与外界交流上诸多的阻隔，交流的不便形成了相对的封闭。这种封闭一方面让它能够保存着自身极有特色的羌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封闭对处在相对落后状态中的赤不苏人来说，他们必须面对瞬息万变的生活。强有力的经济、文化渗透，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关起门来做香格里拉的梦。赤不苏地区由于历史上的滥砍滥伐，曾经被原始森林覆盖的赤不苏现在只留下贫瘠土地，山上只有石头，除了能够种植一些花椒外，基本不能在种植其他庄稼。本地人基本都靠外出打工挣钱增加家庭收入。“我们还是想出去打点工挣点钱，我们连字都认不到，出去只能卖力气活，卖力气活挣的钱一年下来就只够吃饭，那里还有留给屋头的余钱？”。打工挣的钱也只能够自己生活，所以他们选择在家种地，适当的帮别人打打零工（比如摘花椒、水果等）补贴家用。有的时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孩子读书了，所以就早点让孩子回家帮忙干活。其中，让女孩早点回家干活是贫困家庭父母的首要选择。
同时，辍学女童的家长大都认为是贫困让他们再也无法供养孩子继续学习，然而，反观这些贫困家庭的人员构成，笔者发现这些家庭大部分都存在着违反政策超生子女的情况。男孩是家族的后继人，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存在于这些家庭中。子女的增加，人均收入的减低，子女的基本教育费用难以维持，所以他们选择让孩子早点回家干活。而且，回家干活的女孩一般都是家庭的长女，他们的家长都认为她们自应该帮助父母分担家庭责任、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女孩，从小比较“懂事”，出门打工也不像男孩那样爱“惹祸”，就是呆在家，也比男孩子勤快听话，她们可以和父母一起“扛起这个家！”。家庭生活中，女孩听话懂事的性格特点，为什么会在经济困难的家庭中导致教育的不平衡？在性别发展理论中，社会学家南茜•乔德罗（Nancy Chodorow）曾指出“因为小女孩——以及到后来长大成人，与母亲之间一直没有明显的断裂，并形成了与他人保持一种前后连续的自我意识。她的认同更可能是通过融合或依靠别人——先是她的母亲，后来是一个男人——的认同而形成。”［3］因此，乔德罗认为，这有助于形成女性敏感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特点。女性的性格特点在家庭生活中赋予她们一种“懂事”和“听话”的性格特点。
反思家庭经济“贫困”导致女童辍学的现状，“贫困”真的阻隔现在的女童不能继续学习吗？
赤不苏中学的教导主任告诉我：“在国家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后，因家庭贫困而不能上学的情况实质完全可以避免。“两免一补”后，家长除了供孩子正常的生活开销和一年30块的作业本费用外，基本没有其他开支。国家对住校学生每个月的住宿补贴最高的得到了80元（还在继续向上调整），学生在我们学校一个月的生活支出至少需要60块（吃饭可以在家带米换票，需准备菜钱），所以现在我们赤不苏区13-15周岁孩子的入学率达到了100%（除了外出打工或者其他原因流动的小孩）。而且如果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不送他们入学，当地政府会给家长一定的惩罚（扣政府发给当地农民的经济补贴、上门批评等）。女童辍学，更多的是15周岁以上的大龄女童，她们的初中学习得不到政策的保护。我们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多还在读到中学都十五六岁了，所以根据政策，他们不属于享受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补贴，不过现在好多了，特别是这两年，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在当地老师的观点中，2005年以后，特别对于13-15周岁的女孩，完全因贫困而不能上学的情况已经可以得到的解决。
少数民族女童从家庭获得的关于教育的看法会极大地影响到他们在学校教育中采取的行为，如这种家庭教育文化与重视学校教育的文化一致，并且得到充分的引导，就能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教育效果，反之学校教育得不到家庭教育文化的支持。家庭教育文化的形成根植与民族教育文化，因此，透过贫困对羌族女童辍学的思考可以更多的根植于羌族民族教育文化。
（二）文化变迁带来了家庭教育价值观的变化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人格、品德和智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同样，在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民族家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日常生活对孩子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向儿童灌输一定的文化思想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无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文化渗透。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批判《贝尔曲线》的文章中写到：“文化信念和习俗影响孩子，至少是从孩子出生之时开始，也许还开始得更早，甚至是父母对尚未出世的孩子的期望以及他们发现孩子性别时的反应都会有影响。家庭、教师以及文化中的其他影响源源不断地让成长中的孩子明白什么是重要的，这些信息既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4］因此，家庭拥有的怎样的教育价值观，决定着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行动，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对子女尤其是女童接受教育机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赤不苏访谈的日子中，为了了解家庭教育价值观的变迁，笔者通过家庭中母亲，这一位“曾经的女童”自身接受教育的情况和作为母亲对自己女儿接受教育情况对比，发现该地区对女童接受教育的家庭价值观有了如下的改变：
首先，家庭对女孩接受教育的态度从“只要女娃娃能够分清楚男女厕所和人民币”到“现在的娃娃，无论男女都要送到学校读书，大家都去她也去”的转变。这种教育价值观的改变，即是一种发展，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的无奈。他们，经历着中国经济的剧烈的变迁，处于这种剧变时期的父母，往往出现文化的失衡。眼前的世界，再也不是熟悉而亲切缓慢的样子，每天都遇到新的挑战，传统的观点和信念，已容纳不下变化的世界，思想上的迷茫让他们对自己对家庭在行为上无法做出超越的力量。现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从繁重的家务和田间劳务中释放更多的时间。外出打工的经历和感悟，让很多父母都觉得还是要送孩子到学校。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那些让孩子来读书，希望孩子可以走得更远的一些父母，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生计上，没有精力关注孩子的学习，“她能读多远我就供多远”是他们对女孩读书的承诺。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力不从心，对孩子教育好坏的认识只能依靠学校的分数判断。
其次，家长选择送女孩到学校是因为“现在的女娃娃难管了，不如把她放在学校让老师管。”许多家长的父母都认为，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在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的女儿和我就不太一样，不怎么听我的？”几次走进赤不苏，最大的感受就是现代传播工具对当地人生活的改变。五年前，这里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收音机了；五年后，这里不仅有了电，而且还可以打电话、上网。网络、电话和电视大大改变了羌村人的观念，也改变了羌村人的生活，现在，他们的夜生活几乎被电视占据了。通过电视，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更渴望外面的天空。女孩，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想法，“现在的娃娃管起来越来越不顺手”所以他们选择学校“可以把娃娃关在里面，不被社会上的人教坏”的地方。
现在羌族农村地区家庭中的父母，他们大多在封闭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的文化环境环境中成长，他们接受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然而，当他们从长大成人到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为人父母的过程中，却经历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剧变。物质生活的变化滞后而来的是精神生活的变化，他们却必须充满痛苦地进行文化的适应和选择。家长文化素质低，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低，家庭的教育意识通常都比较淡薄，女童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机会将被大大降低。
（三）文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羌族女童辍学
对婚姻的追求最能体现特定民族女性在文化变迁中社会地位、女性心理的改变。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讲述了木姐珠和斗安珠经过艰苦拼搏而成亲的故事。同样，大约形成于明清时期的羌族民歌《马五哥》，为我们再现了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比两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有史以来，羌族妇女大多聪慧灵巧、热情大方。她们无论对生产劳动，还是对婚姻的幸福都充满着美好憧憬。两个故事都饱含着羌族妇女的抗争，为追求美满幸福婚姻的勇气，更表现出羌族女性的勇敢、坚强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勇气。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民族的融合，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先前羌族妇女的那种婚姻就逐渐开始变异，走向了婚姻自幼由父母作主，子女则一般没有自主选择的自由。
反思目前赤不苏地区女童辍学原因，其中位居其次的是“我不想学了？”进一步讨论“不想学”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女童觉得“我比较笨，本来就学不好”“我从小学习不好，不适合读书……” 是什么原因让她们为自己安装上“笨，不适合读书”的标签？是什么因素让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学习差，不适合读书”？
“贫困的根源在于意识”是笔者喜欢反复思考的一句话。思考今天羌族女童辍学的问题，笔者感受到帮助女童消除观念上的“贫困”，使她们获得战胜“贫困”的内在力量是解决羌族女童辍学问题一个迫切的任务。羌民族的女性有史以来都是勇敢、坚强和热情大方。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今天的女童为自己贴上“笨”“差”的标签，让她们坦然走进和接受这样一种思维的“贫困”？
心理因素是基础，心理因素是中介，社会文化因素构成其基本风貌。笔者认为，关注民族地区女童的生理、心理和人格是目前紧迫的一个任务
四、结语
民族农村地区女童教育问题，源于经济、学校教育因素，更有文化的原因。先进的交通、通讯设备，强有力的经济、文化渗透，使每个民族都日益被卷入世界文化圈中。传统和现代化，贫穷和发展，物质和精神等等，太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这里的生活与时代的落差一如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落差——没有所谓“现代文明”积聚的丰厚物质财富，却是一块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原生态净土。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自觉的顺应时代的潮流，找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从根本解决民族地区女童辍学的问题根源。
参考文献：
［1］ 王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龄女童辍学问题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8（1）.
［2］ 王彦，王枬.从理性思辨走向经验表达的教育叙事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5，（7）：30.
［3］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齐心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5.
［4］ Howard Cardner,“Cracking open the IQ Box,”in The Bell Curve Wars: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ed .Steven Fraser(New York :Basic ,1995),pp 30-31.
收稿日期：2010-03-10 责任编辑：王珏
［关键词］羌族；女童；辍学；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G7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146—04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课题“20世界90年代前后羌族女童辍学问题比较分析—以茂县中学为例”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方涛（1977-），女，四川崇州人，四川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多元文化与民族教育、教育与社会的区域发展等。四川 成都 610068；顾玲（1977-），女，四川郫县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四川 成都610041；许乐（1978-），女，四川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讲师。四川 成都 610066；罗平（1979-），女，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四川 成都 610041
一、研究背景
女童辍学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展开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一些明显不足，正如学者指出“经验性的认为女童教育问题主要是贫困的原因与观念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1］，特别是对女童辍学现状的研究中，研究者在反复证明已经存在的结论，仅仅对本地区目前女童辍学现状作短时间的观察和研究，而缺乏一种历史的、比较的视野和特殊个案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这方面做出探索性的尝试。
二、研究过程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界说
本研究中的辍学女童主要是指13-18周岁的初中生。我国学者将辍学女童定义为“6—14岁或7—15岁适龄入学但未能到学校等机构接受正规教育的女童”，对辍学女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基于羌族地区辍学女童的特殊性，考虑到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大龄女童”辍学情况，本研究的辍学女童是指13-18周岁的初中生。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选用叙事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叙事研究取材于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价值信念和人文情怀，“它体现出对人们生活故事的重视和对人类内心体验的关注。”［2］这些故事是被研究者的生活经历的描述，体现着被研究者的情感感受、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2003年6月至2008年3月，笔者三次来到四川阿坝州茂县雅都村赤不苏中学，通过教师、学生、家长展开羌族辍学女童的生活环境、家庭情况调查访问，记录访谈对象故事的时候，尽力保持情景的真实，努力在他们经历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分析隐藏在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所存在的教育问题。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经济不平衡与羌族女童辍学的相关性
不平衡是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很突出现象，在所有的不平衡中，经济不平衡和性别教育不平衡是主要方面。这些不平衡的表象可以用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来解释，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忽视民族文化对女童辍学的影响。
根据赤不苏对辍学女童辍学原因调查的情况反馈，频率最高的原因是选择经济困难。针对“经济困难”这一现象，笔者对赤不寨20个辍学家庭现状做进一步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中发现一些共性：首先，大多数家庭都曾经历一些突然的家庭变故，如父母一方的生病或者突然去世、父母离异、家庭遭受突发事故（家庭成员的生病、生意的失败等），他们的家庭无法承受这些突然的变故而带来的经济困难。其次，辍学女童基本都是家庭的姐姐。在对辍学女童家庭人员构成的了解中，笔者发现这些家庭一般至少都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孩子，而最小的那个孩子一般是男孩。在笔者调查的有限家庭中，无一女孩有哥哥。民族地区可以有两个孩子，但如果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大部分的家庭还是选择生第三个孩子。再次，这些家庭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大部分的家庭父母都是文盲。
赤不苏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与外界交流上诸多的阻隔，交流的不便形成了相对的封闭。这种封闭一方面让它能够保存着自身极有特色的羌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封闭对处在相对落后状态中的赤不苏人来说，他们必须面对瞬息万变的生活。强有力的经济、文化渗透，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关起门来做香格里拉的梦。赤不苏地区由于历史上的滥砍滥伐，曾经被原始森林覆盖的赤不苏现在只留下贫瘠土地，山上只有石头，除了能够种植一些花椒外，基本不能在种植其他庄稼。本地人基本都靠外出打工挣钱增加家庭收入。“我们还是想出去打点工挣点钱，我们连字都认不到，出去只能卖力气活，卖力气活挣的钱一年下来就只够吃饭，那里还有留给屋头的余钱？”。打工挣的钱也只能够自己生活，所以他们选择在家种地，适当的帮别人打打零工（比如摘花椒、水果等）补贴家用。有的时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孩子读书了，所以就早点让孩子回家帮忙干活。其中，让女孩早点回家干活是贫困家庭父母的首要选择。
同时，辍学女童的家长大都认为是贫困让他们再也无法供养孩子继续学习，然而，反观这些贫困家庭的人员构成，笔者发现这些家庭大部分都存在着违反政策超生子女的情况。男孩是家族的后继人，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存在于这些家庭中。子女的增加，人均收入的减低，子女的基本教育费用难以维持，所以他们选择让孩子早点回家干活。而且，回家干活的女孩一般都是家庭的长女，他们的家长都认为她们自应该帮助父母分担家庭责任、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女孩，从小比较“懂事”，出门打工也不像男孩那样爱“惹祸”，就是呆在家，也比男孩子勤快听话，她们可以和父母一起“扛起这个家！”。家庭生活中，女孩听话懂事的性格特点，为什么会在经济困难的家庭中导致教育的不平衡？在性别发展理论中，社会学家南茜•乔德罗（Nancy Chodorow）曾指出“因为小女孩——以及到后来长大成人，与母亲之间一直没有明显的断裂，并形成了与他人保持一种前后连续的自我意识。她的认同更可能是通过融合或依靠别人——先是她的母亲，后来是一个男人——的认同而形成。”［3］因此，乔德罗认为，这有助于形成女性敏感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特点。女性的性格特点在家庭生活中赋予她们一种“懂事”和“听话”的性格特点。
反思家庭经济“贫困”导致女童辍学的现状，“贫困”真的阻隔现在的女童不能继续学习吗？
赤不苏中学的教导主任告诉我：“在国家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后，因家庭贫困而不能上学的情况实质完全可以避免。“两免一补”后，家长除了供孩子正常的生活开销和一年30块的作业本费用外，基本没有其他开支。国家对住校学生每个月的住宿补贴最高的得到了80元（还在继续向上调整），学生在我们学校一个月的生活支出至少需要60块（吃饭可以在家带米换票，需准备菜钱），所以现在我们赤不苏区13-15周岁孩子的入学率达到了100%（除了外出打工或者其他原因流动的小孩）。而且如果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不送他们入学，当地政府会给家长一定的惩罚（扣政府发给当地农民的经济补贴、上门批评等）。女童辍学，更多的是15周岁以上的大龄女童，她们的初中学习得不到政策的保护。我们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多还在读到中学都十五六岁了，所以根据政策，他们不属于享受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补贴，不过现在好多了，特别是这两年，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在当地老师的观点中，2005年以后，特别对于13-15周岁的女孩，完全因贫困而不能上学的情况已经可以得到的解决。
少数民族女童从家庭获得的关于教育的看法会极大地影响到他们在学校教育中采取的行为，如这种家庭教育文化与重视学校教育的文化一致，并且得到充分的引导，就能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教育效果，反之学校教育得不到家庭教育文化的支持。家庭教育文化的形成根植与民族教育文化，因此，透过贫困对羌族女童辍学的思考可以更多的根植于羌族民族教育文化。
（二）文化变迁带来了家庭教育价值观的变化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人格、品德和智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同样，在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民族家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日常生活对孩子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向儿童灌输一定的文化思想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无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文化渗透。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批判《贝尔曲线》的文章中写到：“文化信念和习俗影响孩子，至少是从孩子出生之时开始，也许还开始得更早，甚至是父母对尚未出世的孩子的期望以及他们发现孩子性别时的反应都会有影响。家庭、教师以及文化中的其他影响源源不断地让成长中的孩子明白什么是重要的，这些信息既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4］因此，家庭拥有的怎样的教育价值观，决定着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行动，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对子女尤其是女童接受教育机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赤不苏访谈的日子中，为了了解家庭教育价值观的变迁，笔者通过家庭中母亲，这一位“曾经的女童”自身接受教育的情况和作为母亲对自己女儿接受教育情况对比，发现该地区对女童接受教育的家庭价值观有了如下的改变：
首先，家庭对女孩接受教育的态度从“只要女娃娃能够分清楚男女厕所和人民币”到“现在的娃娃，无论男女都要送到学校读书，大家都去她也去”的转变。这种教育价值观的改变，即是一种发展，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的无奈。他们，经历着中国经济的剧烈的变迁，处于这种剧变时期的父母，往往出现文化的失衡。眼前的世界，再也不是熟悉而亲切缓慢的样子，每天都遇到新的挑战，传统的观点和信念，已容纳不下变化的世界，思想上的迷茫让他们对自己对家庭在行为上无法做出超越的力量。现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从繁重的家务和田间劳务中释放更多的时间。外出打工的经历和感悟，让很多父母都觉得还是要送孩子到学校。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那些让孩子来读书，希望孩子可以走得更远的一些父母，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生计上，没有精力关注孩子的学习，“她能读多远我就供多远”是他们对女孩读书的承诺。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力不从心，对孩子教育好坏的认识只能依靠学校的分数判断。
其次，家长选择送女孩到学校是因为“现在的女娃娃难管了，不如把她放在学校让老师管。”许多家长的父母都认为，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在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的女儿和我就不太一样，不怎么听我的？”几次走进赤不苏，最大的感受就是现代传播工具对当地人生活的改变。五年前，这里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收音机了；五年后，这里不仅有了电，而且还可以打电话、上网。网络、电话和电视大大改变了羌村人的观念，也改变了羌村人的生活，现在，他们的夜生活几乎被电视占据了。通过电视，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更渴望外面的天空。女孩，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想法，“现在的娃娃管起来越来越不顺手”所以他们选择学校“可以把娃娃关在里面，不被社会上的人教坏”的地方。
现在羌族农村地区家庭中的父母，他们大多在封闭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的文化环境环境中成长，他们接受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然而，当他们从长大成人到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为人父母的过程中，却经历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剧变。物质生活的变化滞后而来的是精神生活的变化，他们却必须充满痛苦地进行文化的适应和选择。家长文化素质低，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低，家庭的教育意识通常都比较淡薄，女童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机会将被大大降低。
（三）文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羌族女童辍学
对婚姻的追求最能体现特定民族女性在文化变迁中社会地位、女性心理的改变。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讲述了木姐珠和斗安珠经过艰苦拼搏而成亲的故事。同样，大约形成于明清时期的羌族民歌《马五哥》，为我们再现了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比两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有史以来，羌族妇女大多聪慧灵巧、热情大方。她们无论对生产劳动，还是对婚姻的幸福都充满着美好憧憬。两个故事都饱含着羌族妇女的抗争，为追求美满幸福婚姻的勇气，更表现出羌族女性的勇敢、坚强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勇气。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民族的融合，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先前羌族妇女的那种婚姻就逐渐开始变异，走向了婚姻自幼由父母作主，子女则一般没有自主选择的自由。
反思目前赤不苏地区女童辍学原因，其中位居其次的是“我不想学了？”进一步讨论“不想学”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女童觉得“我比较笨，本来就学不好”“我从小学习不好，不适合读书……” 是什么原因让她们为自己安装上“笨，不适合读书”的标签？是什么因素让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学习差，不适合读书”？
“贫困的根源在于意识”是笔者喜欢反复思考的一句话。思考今天羌族女童辍学的问题，笔者感受到帮助女童消除观念上的“贫困”，使她们获得战胜“贫困”的内在力量是解决羌族女童辍学问题一个迫切的任务。羌民族的女性有史以来都是勇敢、坚强和热情大方。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今天的女童为自己贴上“笨”“差”的标签，让她们坦然走进和接受这样一种思维的“贫困”？
心理因素是基础，心理因素是中介，社会文化因素构成其基本风貌。笔者认为，关注民族地区女童的生理、心理和人格是目前紧迫的一个任务
四、结语
民族农村地区女童教育问题，源于经济、学校教育因素，更有文化的原因。先进的交通、通讯设备，强有力的经济、文化渗透，使每个民族都日益被卷入世界文化圈中。传统和现代化，贫穷和发展，物质和精神等等，太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这里的生活与时代的落差一如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落差——没有所谓“现代文明”积聚的丰厚物质财富，却是一块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原生态净土。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自觉的顺应时代的潮流，找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从根本解决民族地区女童辍学的问题根源。
参考文献：
［1］ 王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龄女童辍学问题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8（1）.
［2］ 王彦，王枬.从理性思辨走向经验表达的教育叙事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5，（7）：30.
［3］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齐心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5.
［4］ Howard Cardner,“Cracking open the IQ Box,”in The Bell Curve Wars: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ed .Steven Fraser(New York :Basic ,1995),pp 30-31.
收稿日期：2010-03-10 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