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100多年前。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变得茫然变得骚动时，他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启蒙，只是赶紧选择革命以求得一劳永逸。而今天，我们国力崛起，是否又过分自豪，一不小心走向自负，再走向傲慢，但背后依然是焦虑茫然呢？因此，也亟需呼唤我们国民的精神成熟。呼唤知识精英发挥作用。
1999年，我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崛起，没有想到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如此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各方面的冲击。1999年美国所谓误炸中国大使馆，有些青年激愤地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但不久我发现：砸成都美国领事馆窗户的青年在美领馆门口排队等签证——西方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1979年到1989年，中国在西方眼里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对中国非常友善，但现在，原来的朋友渐渐成了对手，是我们变了，还是他们变了，还是我们中间很多关系变了？
今天中国的诸多问题，如同医学上的“良性并发症”，表面看是外交军事问题，其实是内外联动性的茫然：对外，是面临中国崛起时的“失土必争”心理和大国梦下的激情；对内，是转型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带来的标签化和情绪化。
精神上成熟了吗？
德国人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人：正常人能够从自己的错误道路上学会正确；最聪明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会正确；最愚蠢的人，自己犯过错误，还不断犯。不反思历史，我们常会成为第三种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犯外在表象不同、内在逻辑相似的错误，有时乐在其中或亢奋其中。看过去150年国人走过的路，无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还是国共仁人志士，难免走了好多弯路。
一个民族可能有很多种历史：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外交史、军事史，但常常会忽略精神史或者思想史。整个社会从决策者、精英智囊、媒体人士，到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有什么样的认知水准，就能做出一个怎样的国内产品和国际产品。国际产品决定怎么和世界相处，国内产品决定未来50年走向何处。
有观点说，现在问题很多，要倒退到1978年前，因为那时没有贪污等；还有观点说，我们要用最极端的办法来改革。但如果今天人们不具备成熟的认知水平，我们未来的路依然会很茫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其实真的到了精神十字路口，这些促使我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上的成熟。
德、日都是后发国家，高速发展时，所有的市场都被别人占了，无形中有一种追快的心理；与英法相比，在崛起乃至崛起结束，它们都没有完成启蒙，甚至都没有开启过思想启蒙进程。换句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国民非常善良，从过去的臣民到今天的顺民，就是没有经过公民进程的雕琢。以西方概念来说，所谓的思想启蒙浪费了或者错过了。比如五四运动，民族在衰败期精英阶层有焦虑，会变成茫然和骚动，茫然到最后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可以不要了，从抛弃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文化。假如我们精英阶层在当时有一定韧劲一定理性，说不定可成就一番大事，然而没有，最后被革命浪潮所吞没。
所以，我们自然要追问，中国人精神意义上成熟吗？过去150年可歌可泣过程中，不同药方拯救同一个祖国，像两三个外科医生用不同手术方案给病人开刀，手术方案可以讨论，即使中医西医也可以兼容，但我们只有排他性。讲到革命和改良问题，只有邓小平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铁定律，无论商鞅变法、戊戌变法，都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很少有妥协，遵循游戏规则，进行建设性斗争而非对抗性斗争，几乎没有。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令人自豪的三大特征：第一，和平，将一个旧模式嫁接到一个新模式；第二，以富国强兵为载体；第三，追赶西方。
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是洋务运动，日本是明治维新，都是被外力所迫，选择路径也是相同的富国强兵追赶西方。但是，日本成功了。
我认为，现代化有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当然不一定分绝对先后。当年北洋海军基建在亚洲属一流，但日本人看见清军士兵将洗完的衣服晾在炮筒上，立即预言这支队伍必然失败，因为它没有现代化管理。
电影《甲午海战》中，邓世昌发射炮弹，用的竟然是沙子，军款都被贪污了。这背后是体制问题。然而体制又来自何方？我们寻找过很多体制，有过诸多左右之争。我们也许太多寄希望于科学家来解决物质现代化的问题，而忽略了同时期的知识精英去思考物质背后的更内在一面。但物质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三分之一，还有制度现代化。保证物质现代化需要一个基本框架，它就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框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日本明治维新后，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制度现代化：完成了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和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重要挑战或者转型过程。
日本思想家福泽早年提出“振兴大和民族”，类似今天中国提出的“中国梦”，非常正面，但到了晚年，当1895年日本把中国打败，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我为我们打败清国而热泪盈眶”。一位日本民族精神领袖，晚年发出这样的喟叹，不难看到他的精神轨迹发生了变化：从早年的爱国主义者到晚年的帝国主义者，中间只有一步之遥，虽然一步之遥跨越了十年二十年，这一步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从甲午海战打败中国——曾经的老师，到1895年打败俄罗斯，日本人是何等自豪，这是一面严重扭曲精神的旗帜！福泽说：“我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还要领着所有亚洲国家抗衡白人统治。”你不能否认其内核里有0.001%的合理元素，有为振兴民族的悲情所裹挟的抗争。但这0.001%的合理成分被99.999%的军国主义所侵吞。所以说，日本的精神层面并没有完成现代化。所谓的思想启蒙也好或者反思历史进程也好，日本和德国完全不同，它对历史反思不清醒不彻底。因为它的天皇体制还在，而德国的希特勒体制已经不存在。
如何与世界相处？
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有困境，按照国际学者的观点：安全困境到底是自己认定，还是确有其事？西方话语中会有“半杯满半杯空”的说法，就是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 今天中国崛起，周边有安全困境，譬如能源短缺：1993年石油进口，2009年开始天然气全部进口，从明年起石油对世界依赖将超过美国。我们周边海洋困境也很多。但从“半杯空”的角度看，今天中国安全困境有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包围中国那么严重吗？有苏联屯兵压阵东北那么严峻吗？今天所谓战略困境是一种伪命题，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半杯满”，我们完全可以和世界和平相处。当然今天中国已经变了，已经从提携者变成一个竞争对手。不但从意识形态而且从战略利益，从国家规模国力竞争上相互竞争。然而，是不是要互相竞争升级？国内问题也是如此，精神层面上还有待于成熟。过去150年历史当中，坦率讲有很多改良问题，被我们很急躁地用革命问题去改造了。
邓小平3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颠覆了我们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传统。过去30年没有革命，基本上清除了思想暴力、语言暴力、制度暴力。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和平、理性地解决问题。听上去有点可悲，但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上是很了不起的。
1980年代，中国是“牧歌般行进”的现代化，物质很贫困，心灵很开放，对未来充满希望；到了1990年代，物质渐丰，人们不太关心国家走向，开始埋头赚钱，无可非议地满足赚钱这种动物般的本能，心灵开始变得封闭；又过了10年，物质更丰，心灵却开始茫然，最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开始茫然了。
中国发展到现在，很多种力量同时角力。第一是商业力量，很多民营企业，资本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有资本就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第二是知识力量。第三是公民力量，今天的微博在惩治腐败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正能量传播上，也不可小觑。第四是政治力量，有进步的，有保守的，也有茫然的。第五是法制力量。但是很重要的是前三股力量：资本力量、知识力量、公民力量。
我对知识力量寄予希望，因为中国知识精英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有效的独立思考和正确的引领作用。当100多年前，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变得茫然变得骚动时，他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启蒙，只是赶紧选择革命以求得一劳永逸。而今天，我们国力崛起，是否又过分自豪，一不小心走向自负，再走向傲慢，但背后依然是焦虑茫然呢？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很沉重。因此，也亟需呼唤我们国民的精神成熟，呼唤知识精英发挥作用。
建立一种良好的讨论文化
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应大量整合、梳理目前民众已有的情绪和该有的精神状态。我们既不可能希望政治权力赐予无限自由，也不可能寄希望思想启蒙的重新来过。网络、微博、今天这样的讲座形式，都已表明公共空间已经形成，然而公共讨论没有形成。今天的中国有健康的公共讨论吗？我认为没有。这个公共讨论受到的限制很小，很多是被自己浪费和滥用了。
中国要从知识阶层开始做起，学会建立一种好的讨论文化，折射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折射在媒体视野里，折射在公共空间，也折射在每个公民的讨论中。我们学会讨论学会谈话很重要。
人的讨论有三个境界，最外层可能是政治立场，谈一个问题，不同药方；下一个层面，人的情绪。一个民族当然有脾气，这是情绪，但是情绪是茫然的，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我们的知识精英包括媒体人士、学者在引导民众思维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跨越情绪，进入到下一个逻辑层面来思考问题。逻辑就是问题本质，没有主义之争，剥离情绪直达问题核心。比如，我是学者，就只有一个立场——我的学术良心。一旦进入到逻辑层面讨论问题，我们会冷静下来，不会吵得那么非理性。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标签化。当我们不再标签化时，我们会正视对方，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讨论问题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建构需要培养，由此从感性走向理性。如果大家能够逐渐形成这种氛围，就可能促使民族在未来通往稳健之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弯路。
1999年，我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崛起，没有想到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如此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各方面的冲击。1999年美国所谓误炸中国大使馆，有些青年激愤地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但不久我发现：砸成都美国领事馆窗户的青年在美领馆门口排队等签证——西方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1979年到1989年，中国在西方眼里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对中国非常友善，但现在，原来的朋友渐渐成了对手，是我们变了，还是他们变了，还是我们中间很多关系变了？
今天中国的诸多问题，如同医学上的“良性并发症”，表面看是外交军事问题，其实是内外联动性的茫然：对外，是面临中国崛起时的“失土必争”心理和大国梦下的激情；对内，是转型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带来的标签化和情绪化。
精神上成熟了吗？
德国人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人：正常人能够从自己的错误道路上学会正确；最聪明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会正确；最愚蠢的人，自己犯过错误，还不断犯。不反思历史，我们常会成为第三种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犯外在表象不同、内在逻辑相似的错误，有时乐在其中或亢奋其中。看过去150年国人走过的路，无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还是国共仁人志士，难免走了好多弯路。
一个民族可能有很多种历史：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外交史、军事史，但常常会忽略精神史或者思想史。整个社会从决策者、精英智囊、媒体人士，到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有什么样的认知水准，就能做出一个怎样的国内产品和国际产品。国际产品决定怎么和世界相处，国内产品决定未来50年走向何处。
有观点说，现在问题很多，要倒退到1978年前，因为那时没有贪污等；还有观点说，我们要用最极端的办法来改革。但如果今天人们不具备成熟的认知水平，我们未来的路依然会很茫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其实真的到了精神十字路口，这些促使我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上的成熟。
德、日都是后发国家，高速发展时，所有的市场都被别人占了，无形中有一种追快的心理；与英法相比，在崛起乃至崛起结束，它们都没有完成启蒙，甚至都没有开启过思想启蒙进程。换句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国民非常善良，从过去的臣民到今天的顺民，就是没有经过公民进程的雕琢。以西方概念来说，所谓的思想启蒙浪费了或者错过了。比如五四运动，民族在衰败期精英阶层有焦虑，会变成茫然和骚动，茫然到最后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可以不要了，从抛弃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文化。假如我们精英阶层在当时有一定韧劲一定理性，说不定可成就一番大事，然而没有，最后被革命浪潮所吞没。
所以，我们自然要追问，中国人精神意义上成熟吗？过去150年可歌可泣过程中，不同药方拯救同一个祖国，像两三个外科医生用不同手术方案给病人开刀，手术方案可以讨论，即使中医西医也可以兼容，但我们只有排他性。讲到革命和改良问题，只有邓小平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铁定律，无论商鞅变法、戊戌变法，都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很少有妥协，遵循游戏规则，进行建设性斗争而非对抗性斗争，几乎没有。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令人自豪的三大特征：第一，和平，将一个旧模式嫁接到一个新模式；第二，以富国强兵为载体；第三，追赶西方。
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是洋务运动，日本是明治维新，都是被外力所迫，选择路径也是相同的富国强兵追赶西方。但是，日本成功了。
我认为，现代化有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当然不一定分绝对先后。当年北洋海军基建在亚洲属一流，但日本人看见清军士兵将洗完的衣服晾在炮筒上，立即预言这支队伍必然失败，因为它没有现代化管理。
电影《甲午海战》中，邓世昌发射炮弹，用的竟然是沙子，军款都被贪污了。这背后是体制问题。然而体制又来自何方？我们寻找过很多体制，有过诸多左右之争。我们也许太多寄希望于科学家来解决物质现代化的问题，而忽略了同时期的知识精英去思考物质背后的更内在一面。但物质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三分之一，还有制度现代化。保证物质现代化需要一个基本框架，它就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框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日本明治维新后，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制度现代化：完成了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和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重要挑战或者转型过程。
日本思想家福泽早年提出“振兴大和民族”，类似今天中国提出的“中国梦”，非常正面，但到了晚年，当1895年日本把中国打败，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我为我们打败清国而热泪盈眶”。一位日本民族精神领袖，晚年发出这样的喟叹，不难看到他的精神轨迹发生了变化：从早年的爱国主义者到晚年的帝国主义者，中间只有一步之遥，虽然一步之遥跨越了十年二十年，这一步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从甲午海战打败中国——曾经的老师，到1895年打败俄罗斯，日本人是何等自豪，这是一面严重扭曲精神的旗帜！福泽说：“我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还要领着所有亚洲国家抗衡白人统治。”你不能否认其内核里有0.001%的合理元素，有为振兴民族的悲情所裹挟的抗争。但这0.001%的合理成分被99.999%的军国主义所侵吞。所以说，日本的精神层面并没有完成现代化。所谓的思想启蒙也好或者反思历史进程也好，日本和德国完全不同，它对历史反思不清醒不彻底。因为它的天皇体制还在，而德国的希特勒体制已经不存在。
如何与世界相处？
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有困境，按照国际学者的观点：安全困境到底是自己认定，还是确有其事？西方话语中会有“半杯满半杯空”的说法，就是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 今天中国崛起，周边有安全困境，譬如能源短缺：1993年石油进口，2009年开始天然气全部进口，从明年起石油对世界依赖将超过美国。我们周边海洋困境也很多。但从“半杯空”的角度看，今天中国安全困境有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包围中国那么严重吗？有苏联屯兵压阵东北那么严峻吗？今天所谓战略困境是一种伪命题，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半杯满”，我们完全可以和世界和平相处。当然今天中国已经变了，已经从提携者变成一个竞争对手。不但从意识形态而且从战略利益，从国家规模国力竞争上相互竞争。然而，是不是要互相竞争升级？国内问题也是如此，精神层面上还有待于成熟。过去150年历史当中，坦率讲有很多改良问题，被我们很急躁地用革命问题去改造了。
邓小平3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颠覆了我们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传统。过去30年没有革命，基本上清除了思想暴力、语言暴力、制度暴力。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和平、理性地解决问题。听上去有点可悲，但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上是很了不起的。
1980年代，中国是“牧歌般行进”的现代化，物质很贫困，心灵很开放，对未来充满希望；到了1990年代，物质渐丰，人们不太关心国家走向，开始埋头赚钱，无可非议地满足赚钱这种动物般的本能，心灵开始变得封闭；又过了10年，物质更丰，心灵却开始茫然，最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开始茫然了。
中国发展到现在，很多种力量同时角力。第一是商业力量，很多民营企业，资本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有资本就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第二是知识力量。第三是公民力量，今天的微博在惩治腐败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正能量传播上，也不可小觑。第四是政治力量，有进步的，有保守的，也有茫然的。第五是法制力量。但是很重要的是前三股力量：资本力量、知识力量、公民力量。
我对知识力量寄予希望，因为中国知识精英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有效的独立思考和正确的引领作用。当100多年前，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变得茫然变得骚动时，他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启蒙，只是赶紧选择革命以求得一劳永逸。而今天，我们国力崛起，是否又过分自豪，一不小心走向自负，再走向傲慢，但背后依然是焦虑茫然呢？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很沉重。因此，也亟需呼唤我们国民的精神成熟，呼唤知识精英发挥作用。
建立一种良好的讨论文化
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应大量整合、梳理目前民众已有的情绪和该有的精神状态。我们既不可能希望政治权力赐予无限自由，也不可能寄希望思想启蒙的重新来过。网络、微博、今天这样的讲座形式，都已表明公共空间已经形成，然而公共讨论没有形成。今天的中国有健康的公共讨论吗？我认为没有。这个公共讨论受到的限制很小，很多是被自己浪费和滥用了。
中国要从知识阶层开始做起，学会建立一种好的讨论文化，折射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折射在媒体视野里，折射在公共空间，也折射在每个公民的讨论中。我们学会讨论学会谈话很重要。
人的讨论有三个境界，最外层可能是政治立场，谈一个问题，不同药方；下一个层面，人的情绪。一个民族当然有脾气，这是情绪，但是情绪是茫然的，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我们的知识精英包括媒体人士、学者在引导民众思维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跨越情绪，进入到下一个逻辑层面来思考问题。逻辑就是问题本质，没有主义之争，剥离情绪直达问题核心。比如，我是学者，就只有一个立场——我的学术良心。一旦进入到逻辑层面讨论问题，我们会冷静下来，不会吵得那么非理性。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标签化。当我们不再标签化时，我们会正视对方，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讨论问题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建构需要培养，由此从感性走向理性。如果大家能够逐渐形成这种氛围，就可能促使民族在未来通往稳健之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