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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作家写过中国农村生活，但他们实际上是城市人，文化大革命下乡后他们就写他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是从外面看，但莫言是从里面看，他本人也是农民，所以他能描写这些人的心理，不光是他们做的事，他们心里的东西他能写出来。
“他写的人物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人很好或很坏，而是又好又坏。一个人可以对别人很坏，同时你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也可以很温暖、很幽默。这些人很复杂但很真实。他很真实，但又有像魔幻现实主义的很多奇怪东西，比如刚出生的孩子会和阎罗王一起谈话，一个人变成猪或变成驴等等这种很奇怪的东西，把这些很真实很魔幻的东西都弄在一起。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看时就觉得很有滋味。”
10月13日，莫言3部小说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专访，聊起她读莫言作品的感受。
莫言曾在微博上表示，他在瑞典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3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晓前，陈安娜就曾表达了她对莫言及中国文学的信心：“如果他得奖了，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而且我喜欢他的作品。如果他得奖，不光对他个人有好处，对中国文学在外国也有好处。如果他今年不得奖，我觉得可以再等，因为很多得奖的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或者过5年，或者过10年，这个早晚都会有，如果不是他那就是其他中国作家。”
10月11日，瑞典学院宣布莫言问鼎后，陈安娜在微博上发了太阳和蛋糕两个图标。这条以示祝贺的微博引起近五千条转发，许多中国网友在评论中致谢，称赞她是“中国文化的使者”，“译者功不可没，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本姓古斯塔夫森，因嫁给寓居瑞典的中国作家、翻译家万之（本名陈迈平）而随夫取了中国姓氏“陈”。1965年出生的她，高中毕业后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等学习中文及中国历史等课程，后成为隆德大学汉学家罗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
采访中，陈安娜谦虚道：“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自己还是个业余翻译家吧。”她在瑞典的本职工作为图书馆管理员，曾获得瑞典学院授予的2008年度最佳图书馆管理员奖。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安娜开始翻译当代中国文学，译过莫言、余华、苏童、韩少功、虹影、马建、陈染等中国作家，及裘小龙、哈金的英文作品，至今已出版译著三十多种。因译笔优美，还获得过瑞典学院授予的文学翻译奖。
翻译最大的困难，是把作家自己的声音找出来
人物周刊：你最早读莫言的小说大概是什么时候？读的是哪部作品？
陈安娜：应该是90年代初，看的第一部作品是《红高粱家族》。我最早是在书店里看的葛浩文的英文译本，那时在瑞典不容易找到中文书，看了英文版觉得很不错，后来买到中文版，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试试翻译吧。这本书翻译的时间蛮长的，因为那不是我的专業，我有别的工作，而且那时候没跟出版社签合同，就是自己慢慢译。
人物周刊：第一次读《红高粱家族》，哪些情节给你特别深刻的印象？
陈安娜：他描写红高粱里那个奶奶的生活，我觉得挺有意思。那时候张艺谋的电影比较早到瑞典，我也看过，电影就是小说的一部分，当时就被那种异国风情的东西吸引，很残酷又很漂亮，后来多看了他的作品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
《红高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东西就是他写一个人杀了他的马，马就在水边，内脏从身体中流出来，流到水里，是很残酷的一种东西，但他写得就是很漂亮，颜色什么的，把那种很可怕的东西写得特别漂亮。而且莫言也是个很感性的人，他不是很冷静，有的作家，例如我特别喜欢苏童的作品，尤其是他早期的《米》，就是从外面看，比较冷静地看一些很残酷的东西，然后写下来，那个感觉也非常漂亮。莫言是从里面看，从里面写这些人，你能感觉到作家自己也很感动。我的感受很简单，就像一般读者那样看他的作品，最喜欢的就是他那种讲故事的能力，看他的故事，你总觉得他会把你拉进那个世界。
人物周刊：你和莫言先生应该也见过几次吧？可否回忆下与他的交往和印象？
陈安娜：见过几次，但时间不是很长。他跟我丈夫比较熟。8月份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翻译会，他也在那儿，给我们讲几句话。但我自己和他说话的时间不是很长。5月份也见过一次面。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谦虚，不说很多话，开会时我们去参加宴会，吃饭时他也没有说那么多话，但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总是说得很好，很幽默。我就喜欢他这样的人。
人物周刊：从汉语译成瑞典语，最困难的部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安娜：好像所有汉语作品，不光他的，其他人的也是，翻译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把作家自己的声音找出来，译成瑞典语。很多中国人以为最大困难就是要懂中文，实际上每个字你都可以翻译出来，这不太难，因为看懂比自己表达要简单很多，而且我可以查字典，可以问我丈夫，如果真的不懂我们可以问作者。但你要找出作家自己的声音，他那个故事的气氛，要让瑞典读者有同样的感觉，这不容易。
例如莫言写农民在乡下用的语言，很自然，不是很知识分子式的那种，你就要找到瑞典语同样的语言，这不太容易。像翻译《天堂蒜苔之歌》，那里面有很多歌，你读中文觉得很好听，但很难翻译，因为译诗歌很难，既要把意思译出来，又要把韵律译出来。说实话，还有一些骂人的话我也觉得很难，中国的语言很丰富，而且骂人方式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可能是我不太会骂人。反正我觉得莫言的特点不是语言特别难翻译，有的作家很会玩语言，每个字都精雕细琢，但莫言写得很快，他的强项就是他的故事。
人物周刊：你来过中国多次，对中国相当了解，怎么看莫言的作品和中国当下现实的关系？
陈安娜：他的小说，比如《生死疲劳》也是写历史，你可以看到从195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这个社会很大很大的变化，而且他批评得也很厉害，批评那种腐败，掌握权力的人压迫那些农民。
人物周刊：你是马悦然先生的学生，可否分享下你们交流中他对莫言作品的评价？ 陈安娜：这个我也难说，我知道他很喜欢莫言，特别喜欢《生死疲劳》。但你知道，他们还是会比较保密，如果他们真的要喜欢一个作家，也会很小心，不会多说。我知道马教授也翻译过很多莫言的短篇，但不太清楚具体是哪些，因为那是瑞典学院的参考资料，他们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翻译他的很多东西，所以我想马教授肯定做了些工作。
人物周刊：瑞典读者通过您的译本认识莫言的作品，他们最感兴趣、最欣赏的是什么？
陈安娜：可以说几乎我看到的所有评价都是很好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能把佛教传统里的轮回写成一种很幽默的东西，一个人死了变成个动物，这个瑞典读者也会欣赏，会觉得很有趣。像我妈妈也读了《生死疲劳》，她已经七十多岁，看了小说以后说，有的东西我不太明白，但他有点像我们100年前的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瑞典女作家、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说，莫言会不会有点像她那样？因为他也会写一些传统故事和神话，很有意思。我觉得说得很对。瑞典读者读莫言的作品可能也不会觉得很遥远。虽然他是写中国，但我觉得我们都是人，人的感情、人的爱和恨我们都能理解。
人物周刊：听说今年哥德堡书展上《生死疲劳》反响不错，想请你介绍一下瑞典受众的反馈。
陈安娜：实际上没那么多人注意到它。如果不是英美文学，外国文学在瑞典出书很困难。瑞典本来就是个小国家，读者不多，大部分人对亚、非、拉的作家很不清楚，而且总是有点胆小，他们不敢看。出莫言小说的这个“鹤”出版社很小，里头只有两个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个年轻点的编辑，还有老头的姐姐在帮忙。这个出版社是90年代初建立的，原来那个老板是搞汉学的，现在他们出各国的书，中国的书还不算多，当然也总是赚不了多少钱，但还是继续努力，因为他们觉得文学很重要，还是应该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在瑞典大概只印了1000本，刚得奖时，只有几个报社去报道这个小说，虽然评论特好，但没多少报纸写。但这两天马上被抢光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奖不光对莫言有好处，对整个出版业也有好处，他们现在可以卖些书赚些钱，继续这个工作，这也很重要。
这个奖不是政治奖，是文学奖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还翻译了余华的《活着》，可否说说对他作品的印象？
陈安娜：我翻译过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最近写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觉得余华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家，怎么说呢？主要是他也会把人的一些经验讲出来，《活着》就是乡下，《许三观》就是城里的生活，这是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他的故事经常很悲惨，同时也很温暖。他写《活着》要让这个人自己讲话，那老头自己讲故事，你可以看出来，虽然他的生活很苦，但里面也有很多温暖的东西。看的时候有时你真的想哭，比如说他们有个女儿，他们没法养，想卖给别人，我们不能留你在这，我们得让你走，看这种东西，你真的很感动。《活着》已被选入瑞典文化部为高中生推荐的100本世界文学读本，除了《西游记》里的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余华入选。他们选得很对，我觉得《活着》高中生完全可以看懂，它不難，也不厚，你可以跟着书里的这个人看中国近五十年的历史。
人物周刊：我看今天刚出的一篇关于你的简短报道，提及你还翻译过王安忆的作品？
陈安娜：王安忆的整部小说我还没翻译出来。很多年前一个杂志做了中国文学专号，可能这里面有一部分她的作品，就是个片段。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包括迟子建的作品我觉得也很不错，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觉得瑞典读者会感兴趣，她写那个故事就是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瑞典就有类似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希望将来有人出她的东西。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似乎越来越大了？
陈安娜：我觉得大部分读者，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他们的口味就是读些很简单的，比如侦探、爱情小说，不太关注外国文学。但有一部分读者对世界文学感兴趣，这个兴趣应该是越来越大，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人家现在也可以旅游，世界已经变得很小。像我小时候如果想要去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是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孩子就会说，我们是不是要去中国或日本度假？现在，你对世界文化感兴趣，你去旅游，去看其他的社会，不会觉得很遥远，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你去过那个地方，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就想看些小说了解这个社会。再比如说在瑞典，我开始学中文时人很少，很多人就觉得你们怎么会学中文，很奇怪。现在很多人在学中文，包括几百个高中生都在学中文，他们每星期就上两次课，学不到很多东西，但你会对这个语言、这个国家感兴趣，他们学的中文可能不够看很厚的中文小说，但他们会买译本，这个兴趣会慢慢大的，而且我觉得这跟中国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力量也有关系，中国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人家肯定会关注它的文学。
人物周刊：我记得结果出来前，你发了一条微博，批评“很多中国人好像被诺奖弄疯了”，你怎么看中国人对诺奖的高度关注？
陈安娜：我就是觉得最近几个星期，很多人都积极地讨论是村上春树得奖还是莫言，我觉得莫言很可怜。如果你是个作家，很多人在讨论你是不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会感觉很不舒服。我觉得中国人太关注这个奖，有点过分了。
人物周刊：你们这两天接受很多瑞典媒体采访，莫言得了这个奖，他们主要关注什么？
陈安娜：以前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奖是个政治奖，从政治看的话之所以不给中国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我想现在他们就会明白，这个奖其实是个文学奖，不是个政治奖。是这样，因为有的人，包括流亡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中国人都有批评，说莫言是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也是党员，不应该给这样的人，应该给谁谁谁什么的，他们觉得莫言的政治立场不够清楚。有人提出这种批评，媒体肯定要报道，媒体要拿出一些好的评论，也要拿出一些不好的评论。有的人批评莫言，也有的人说他在中国当作家就是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各种评论也很正常，比如两年前巴尔加斯·略萨得奖，也有很多人批评说他是右派。以前很多人批评这个奖太政治化，现在又有人批评说这个奖不够政治化。瑞典有句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是在你后面。”意思是说，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
（感谢瑞典驻沪总领事馆Jonna Wibelius协助联络；实习生黄一菡亦有贡献）
“他写的人物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人很好或很坏，而是又好又坏。一个人可以对别人很坏，同时你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也可以很温暖、很幽默。这些人很复杂但很真实。他很真实，但又有像魔幻现实主义的很多奇怪东西，比如刚出生的孩子会和阎罗王一起谈话，一个人变成猪或变成驴等等这种很奇怪的东西，把这些很真实很魔幻的东西都弄在一起。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看时就觉得很有滋味。”
10月13日，莫言3部小说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专访，聊起她读莫言作品的感受。
莫言曾在微博上表示，他在瑞典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3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晓前，陈安娜就曾表达了她对莫言及中国文学的信心：“如果他得奖了，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而且我喜欢他的作品。如果他得奖，不光对他个人有好处，对中国文学在外国也有好处。如果他今年不得奖，我觉得可以再等，因为很多得奖的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或者过5年，或者过10年，这个早晚都会有，如果不是他那就是其他中国作家。”
10月11日，瑞典学院宣布莫言问鼎后，陈安娜在微博上发了太阳和蛋糕两个图标。这条以示祝贺的微博引起近五千条转发，许多中国网友在评论中致谢，称赞她是“中国文化的使者”，“译者功不可没，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本姓古斯塔夫森，因嫁给寓居瑞典的中国作家、翻译家万之（本名陈迈平）而随夫取了中国姓氏“陈”。1965年出生的她，高中毕业后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等学习中文及中国历史等课程，后成为隆德大学汉学家罗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
采访中，陈安娜谦虚道：“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自己还是个业余翻译家吧。”她在瑞典的本职工作为图书馆管理员，曾获得瑞典学院授予的2008年度最佳图书馆管理员奖。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安娜开始翻译当代中国文学，译过莫言、余华、苏童、韩少功、虹影、马建、陈染等中国作家，及裘小龙、哈金的英文作品，至今已出版译著三十多种。因译笔优美，还获得过瑞典学院授予的文学翻译奖。
翻译最大的困难，是把作家自己的声音找出来
人物周刊：你最早读莫言的小说大概是什么时候？读的是哪部作品？
陈安娜：应该是90年代初，看的第一部作品是《红高粱家族》。我最早是在书店里看的葛浩文的英文译本，那时在瑞典不容易找到中文书，看了英文版觉得很不错，后来买到中文版，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试试翻译吧。这本书翻译的时间蛮长的，因为那不是我的专業，我有别的工作，而且那时候没跟出版社签合同，就是自己慢慢译。
人物周刊：第一次读《红高粱家族》，哪些情节给你特别深刻的印象？
陈安娜：他描写红高粱里那个奶奶的生活，我觉得挺有意思。那时候张艺谋的电影比较早到瑞典，我也看过，电影就是小说的一部分，当时就被那种异国风情的东西吸引，很残酷又很漂亮，后来多看了他的作品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
《红高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东西就是他写一个人杀了他的马，马就在水边，内脏从身体中流出来，流到水里，是很残酷的一种东西，但他写得就是很漂亮，颜色什么的，把那种很可怕的东西写得特别漂亮。而且莫言也是个很感性的人，他不是很冷静，有的作家，例如我特别喜欢苏童的作品，尤其是他早期的《米》，就是从外面看，比较冷静地看一些很残酷的东西，然后写下来，那个感觉也非常漂亮。莫言是从里面看，从里面写这些人，你能感觉到作家自己也很感动。我的感受很简单，就像一般读者那样看他的作品，最喜欢的就是他那种讲故事的能力，看他的故事，你总觉得他会把你拉进那个世界。
人物周刊：你和莫言先生应该也见过几次吧？可否回忆下与他的交往和印象？
陈安娜：见过几次，但时间不是很长。他跟我丈夫比较熟。8月份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翻译会，他也在那儿，给我们讲几句话。但我自己和他说话的时间不是很长。5月份也见过一次面。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谦虚，不说很多话，开会时我们去参加宴会，吃饭时他也没有说那么多话，但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总是说得很好，很幽默。我就喜欢他这样的人。
人物周刊：从汉语译成瑞典语，最困难的部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安娜：好像所有汉语作品，不光他的，其他人的也是，翻译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把作家自己的声音找出来，译成瑞典语。很多中国人以为最大困难就是要懂中文，实际上每个字你都可以翻译出来，这不太难，因为看懂比自己表达要简单很多，而且我可以查字典，可以问我丈夫，如果真的不懂我们可以问作者。但你要找出作家自己的声音，他那个故事的气氛，要让瑞典读者有同样的感觉，这不容易。
例如莫言写农民在乡下用的语言，很自然，不是很知识分子式的那种，你就要找到瑞典语同样的语言，这不太容易。像翻译《天堂蒜苔之歌》，那里面有很多歌，你读中文觉得很好听，但很难翻译，因为译诗歌很难，既要把意思译出来，又要把韵律译出来。说实话，还有一些骂人的话我也觉得很难，中国的语言很丰富，而且骂人方式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可能是我不太会骂人。反正我觉得莫言的特点不是语言特别难翻译，有的作家很会玩语言，每个字都精雕细琢，但莫言写得很快，他的强项就是他的故事。
人物周刊：你来过中国多次，对中国相当了解，怎么看莫言的作品和中国当下现实的关系？
陈安娜：他的小说，比如《生死疲劳》也是写历史，你可以看到从195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这个社会很大很大的变化，而且他批评得也很厉害，批评那种腐败，掌握权力的人压迫那些农民。
人物周刊：你是马悦然先生的学生，可否分享下你们交流中他对莫言作品的评价？ 陈安娜：这个我也难说，我知道他很喜欢莫言，特别喜欢《生死疲劳》。但你知道，他们还是会比较保密，如果他们真的要喜欢一个作家，也会很小心，不会多说。我知道马教授也翻译过很多莫言的短篇，但不太清楚具体是哪些，因为那是瑞典学院的参考资料，他们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翻译他的很多东西，所以我想马教授肯定做了些工作。
人物周刊：瑞典读者通过您的译本认识莫言的作品，他们最感兴趣、最欣赏的是什么？
陈安娜：可以说几乎我看到的所有评价都是很好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能把佛教传统里的轮回写成一种很幽默的东西，一个人死了变成个动物，这个瑞典读者也会欣赏，会觉得很有趣。像我妈妈也读了《生死疲劳》，她已经七十多岁，看了小说以后说，有的东西我不太明白，但他有点像我们100年前的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瑞典女作家、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说，莫言会不会有点像她那样？因为他也会写一些传统故事和神话，很有意思。我觉得说得很对。瑞典读者读莫言的作品可能也不会觉得很遥远。虽然他是写中国，但我觉得我们都是人，人的感情、人的爱和恨我们都能理解。
人物周刊：听说今年哥德堡书展上《生死疲劳》反响不错，想请你介绍一下瑞典受众的反馈。
陈安娜：实际上没那么多人注意到它。如果不是英美文学，外国文学在瑞典出书很困难。瑞典本来就是个小国家，读者不多，大部分人对亚、非、拉的作家很不清楚，而且总是有点胆小，他们不敢看。出莫言小说的这个“鹤”出版社很小，里头只有两个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个年轻点的编辑，还有老头的姐姐在帮忙。这个出版社是90年代初建立的，原来那个老板是搞汉学的，现在他们出各国的书，中国的书还不算多，当然也总是赚不了多少钱，但还是继续努力，因为他们觉得文学很重要，还是应该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在瑞典大概只印了1000本，刚得奖时，只有几个报社去报道这个小说，虽然评论特好，但没多少报纸写。但这两天马上被抢光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奖不光对莫言有好处，对整个出版业也有好处，他们现在可以卖些书赚些钱，继续这个工作，这也很重要。
这个奖不是政治奖，是文学奖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还翻译了余华的《活着》，可否说说对他作品的印象？
陈安娜：我翻译过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最近写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觉得余华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家，怎么说呢？主要是他也会把人的一些经验讲出来，《活着》就是乡下，《许三观》就是城里的生活，这是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他的故事经常很悲惨，同时也很温暖。他写《活着》要让这个人自己讲话，那老头自己讲故事，你可以看出来，虽然他的生活很苦，但里面也有很多温暖的东西。看的时候有时你真的想哭，比如说他们有个女儿，他们没法养，想卖给别人，我们不能留你在这，我们得让你走，看这种东西，你真的很感动。《活着》已被选入瑞典文化部为高中生推荐的100本世界文学读本，除了《西游记》里的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余华入选。他们选得很对，我觉得《活着》高中生完全可以看懂，它不難，也不厚，你可以跟着书里的这个人看中国近五十年的历史。
人物周刊：我看今天刚出的一篇关于你的简短报道，提及你还翻译过王安忆的作品？
陈安娜：王安忆的整部小说我还没翻译出来。很多年前一个杂志做了中国文学专号，可能这里面有一部分她的作品，就是个片段。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包括迟子建的作品我觉得也很不错，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觉得瑞典读者会感兴趣，她写那个故事就是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瑞典就有类似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希望将来有人出她的东西。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似乎越来越大了？
陈安娜：我觉得大部分读者，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他们的口味就是读些很简单的，比如侦探、爱情小说，不太关注外国文学。但有一部分读者对世界文学感兴趣，这个兴趣应该是越来越大，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人家现在也可以旅游，世界已经变得很小。像我小时候如果想要去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是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孩子就会说，我们是不是要去中国或日本度假？现在，你对世界文化感兴趣，你去旅游，去看其他的社会，不会觉得很遥远，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你去过那个地方，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就想看些小说了解这个社会。再比如说在瑞典，我开始学中文时人很少，很多人就觉得你们怎么会学中文，很奇怪。现在很多人在学中文，包括几百个高中生都在学中文，他们每星期就上两次课，学不到很多东西，但你会对这个语言、这个国家感兴趣，他们学的中文可能不够看很厚的中文小说，但他们会买译本，这个兴趣会慢慢大的，而且我觉得这跟中国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力量也有关系，中国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人家肯定会关注它的文学。
人物周刊：我记得结果出来前，你发了一条微博，批评“很多中国人好像被诺奖弄疯了”，你怎么看中国人对诺奖的高度关注？
陈安娜：我就是觉得最近几个星期，很多人都积极地讨论是村上春树得奖还是莫言，我觉得莫言很可怜。如果你是个作家，很多人在讨论你是不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会感觉很不舒服。我觉得中国人太关注这个奖，有点过分了。
人物周刊：你们这两天接受很多瑞典媒体采访，莫言得了这个奖，他们主要关注什么？
陈安娜：以前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奖是个政治奖，从政治看的话之所以不给中国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我想现在他们就会明白，这个奖其实是个文学奖，不是个政治奖。是这样，因为有的人，包括流亡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中国人都有批评，说莫言是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也是党员，不应该给这样的人，应该给谁谁谁什么的，他们觉得莫言的政治立场不够清楚。有人提出这种批评，媒体肯定要报道，媒体要拿出一些好的评论，也要拿出一些不好的评论。有的人批评莫言，也有的人说他在中国当作家就是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各种评论也很正常，比如两年前巴尔加斯·略萨得奖，也有很多人批评说他是右派。以前很多人批评这个奖太政治化，现在又有人批评说这个奖不够政治化。瑞典有句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是在你后面。”意思是说，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
（感谢瑞典驻沪总领事馆Jonna Wibelius协助联络；实习生黄一菡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