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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以来，该国史学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研究就一直长盛不衰。绝大多数学者和作家能够秉承正义和人道理念，深刻揭露希特勒和纳粹的滔天罪行，汲取历史教训，承担历史责任。但也有一些以“新右派”自诩或被评论家称作“新右派”的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自由作家力图打破“禁忌”，颠覆左派“知识霸权”，重新解说二战历史，影响社会舆论，构建“有自我意识的”民族认同。
德国新右派史观举例
1986年春天，科伦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出版《两种毁灭——德意志国家的分裂和欧洲犹太文化的终结》一书，特别针对纳粹德国的东方战争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在他看来，英美苏等国在获悉纳粹分子大屠杀暴行之前，就有摧毁普鲁士和分裂德国的意图。东欧各国大规模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也不是对纳粹罪行的反应，而是与盟国早就策划好并在战争期间有机会加以实施的计划完全一致的。他声称，普遍流行的认为德国在战后的分裂是纳粹罪行应得的报应、盟国仅仅以推翻“邪恶的独裁者”为目标的观点，纯属骗人的谎言。
希尔格鲁伯还提出了历史学家应当从何种视角观察和描述历史事件的问题。他说：与希特勒保持一致的视角是不可能的，而采用苏联红军的视角是不可想象的，惟一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当时在东方作战的德国军队和遭到盟国驱逐的德意志流亡者的视角。据此，希尔格鲁伯肯定德国国防军为保护东部德意志人免遭苏联红军“报复”、协助他们逃亡西方而付出的努力。
1985年5月8日，在联邦德国众议院举行的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会上，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将1945年5月8日称作全体德国人的“解放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暴行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自己遭遇的不幸与这个日子联系在一起，而是应该与希特勒篡夺国家政权的1933年1月30日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仇恨战胜国，而是应该仇恨罪恶的纳粹统治。对于这一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扬的表态，希尔格鲁伯同样表示反对。在他看来，“解放”概念只适用于那些被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解救出来的纳粹政体的受害者，并不适用于所有德意志人。
希尔格鲁伯承认屠杀犹太人是纳粹分子的犯罪行为，但同时他也把盟国对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驱逐和对德国的肢解看作德意志人的灾难，并且认为当时在欧洲普遍爆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与消灭人口的行为，是导致这两场灾难产生的共同历史语境。
1987年，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发表《1917—1945年欧洲内战——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关于纳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观点。诺尔特声称，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对十月革命的“过度反应”，后者则以其“阶级屠杀”和建立集中营开辟了“先例”。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挑战和回应、原创和复制、适应和过分适应的关系。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完全出自一种防卫意识形态，是为了对抗来自苏联的具体威胁，犹如一种正当防卫。至于纳粹德国的侵苏战争，则被解释为纳粹分子抵御他们一直担心发生的苏联反德战争的“预防性防卫措施”。诺尔特声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希特勒的感受和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在这方面，他与德国内外许多同时代人别无二致。
诺尔特还认为，当今时代没有理由猜测还会重蹈出现一个新希特勒和/或一种新奥斯维辛的覆辙，所以应该大胆行动，对纳粹主义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而纳粹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联奉行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诺尔特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比纳粹主义的恐怖“更原始”，甚至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2002年11月，柏林非职业历史学家和自由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一书，详细叙述了“英国和美国针对德国城市系统计划和实施的灭绝性战役”，力图“将盟国轰炸德国城市的恐怖景象嵌入年轻一代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大轰炸给德国平民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并经常使用“屠杀平民”、“蒙古人般的毁灭性风暴”等表述，把盟国的大轰炸与纳粹的大屠杀等同起来，把纳粹罪行与盟国的“罪行”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还暗示英美空军要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至少负连带责任”；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联系起来，强调英美空军对文化事业的摧残。按照他的说法，盟军对于德国城市的轰炸至晚自1944年起就毫无军事意义而纯属报复性残害了。
居心叵测引人警觉
应当看到，新右派的二战史观和历史修正主义仅仅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一股并不统一的右倾思潮。持这些观点的历史编纂者也只是一小股零散势力，更未夺得历史阐释的垄断权。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新右派日渐活跃，不断释放出一些为德国人辩护和鸣冤的思想观念。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极力主张“去意识形态化”、言论自由、价值中立和学术多元化，声称要以“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他们也拒绝“非白即黑”的笼统、简单化评价体系，强调历史的“灰色图像”，主张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分，辨明“历史真相”，同对待所有已经过去的时代完全一样客观、冷静地论述历史，对通过纳粹主义实施的群众性犯罪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影响作出合理评判。
但在实际上，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并未放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要求，也不完全拒绝政治—道德评价。他们同样深知历史科学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只是其动机和目的与左派不同罢了。他们是要从“右边”进行民众教育，要以民族保守主义观点指导民众，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民众，致力于争夺历史意识塑造权，建造自己的沟通手段，掌控德国的未来。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争夺文化霸权的标准策略是通过“雅致的”重新解说，使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历史化，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低估甚至淡化德意志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例如用其他因素来解释纳粹集中营大规模的死亡率，把奥斯维辛说成是对苏联“古拉格”的模仿，把纳粹主义说成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将盟国和东欧国家对东部德意志人的驱逐与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将同时代人的感知绝对化，强调德国人遭受的苦难，突显纳粹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和效果，等等。其主要目标是借助历史制造一种积极的，至少是无问题的与民族的关联，构建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增进民族共识的历史观，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重振昔日的辉煌，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德国”，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
然而，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展现新史料或新史实，而是破除“旧论”，并且主要依靠某些虚构的和片面的理论来证明自己预设的命题。他们大都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史料考证工作，没有认真梳理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将自己的著作恰如其分地置于主流学术体系之中。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对已知史料和史实加以转释，并且只选择利用一些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就史料基础和论证方式来看，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大多数命题和论断是值得怀疑的，是缺乏说服力、不可靠和不合格的。
激进右翼希望利用新右派观点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大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支持右翼政党，拥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对希特勒的夺权行动、他的意识形态蛊惑和他的“心智不全”公开表示谴责。他们堪称“知识分子右派”、“民主的右派”和“温和的右派”，与敌视民主政治、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从事暴力活动的极右派并不一样。但其“拒绝接受普世—欧洲的身份认同，转而拥抱死灰复燃的德国至上心态”的立场态度，与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又没有多大差别，其观点很容易滑向极右派，或被极右派加以利用。
对于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许多极右派代表人物的确充满期待。一些右翼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都认为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命题，特别是诺尔特的命题符合他们的要求，可以加以利用。一些反犹主义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还大肆宣扬新右派的命题，以便按照纳粹主义传统对凶手和受害者进行位置调换，让“犹太人”承担所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责任，将德国的犯罪行为说成是对所谓的“犹太人世界联盟”密谋的抵抗和“自卫”。
近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者情绪激烈，新纳粹气焰嚣张，经常以暴力手段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柏林街头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焚车事件，即使普通人也很容易受到极右思潮的影响，产生程度不同的排外情绪。不少德国人对于纳粹罪行的反思越来越少，对于德国人遭轰炸、被驱赶以及在战后年代饱受离散和惊吓之苦经历的追忆越来越多。在此情形下，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很容易为人接受，广泛传播。
但也应当看到，德国绝大多数领导人还是能够保持高度道义感和历史责任心的，继续对纳粹罪行表示谴责，向受害者表示忏悔和道歉。2013年1月大屠杀纪念日（2005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1月27日定为大屠杀纪念日）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演讲，宣称德国对大屠杀受害者负有“永恒的责任”，“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必须一代一代保留下去”。默克尔同时强调：“只要有勇气、有道德，人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确保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无法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这才是当代德国人对于纳粹历史和纳粹罪行应持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与被害国和被害民族建立和巩固良好双边关系，才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发展空间。任何想要为纳粹罪行翻案，想要让德国称雄世界的企图，都是有害于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德国新右派史观举例
1986年春天，科伦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出版《两种毁灭——德意志国家的分裂和欧洲犹太文化的终结》一书，特别针对纳粹德国的东方战争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在他看来，英美苏等国在获悉纳粹分子大屠杀暴行之前，就有摧毁普鲁士和分裂德国的意图。东欧各国大规模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也不是对纳粹罪行的反应，而是与盟国早就策划好并在战争期间有机会加以实施的计划完全一致的。他声称，普遍流行的认为德国在战后的分裂是纳粹罪行应得的报应、盟国仅仅以推翻“邪恶的独裁者”为目标的观点，纯属骗人的谎言。
希尔格鲁伯还提出了历史学家应当从何种视角观察和描述历史事件的问题。他说：与希特勒保持一致的视角是不可能的，而采用苏联红军的视角是不可想象的，惟一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当时在东方作战的德国军队和遭到盟国驱逐的德意志流亡者的视角。据此，希尔格鲁伯肯定德国国防军为保护东部德意志人免遭苏联红军“报复”、协助他们逃亡西方而付出的努力。
1985年5月8日，在联邦德国众议院举行的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会上，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将1945年5月8日称作全体德国人的“解放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暴行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自己遭遇的不幸与这个日子联系在一起，而是应该与希特勒篡夺国家政权的1933年1月30日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仇恨战胜国，而是应该仇恨罪恶的纳粹统治。对于这一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扬的表态，希尔格鲁伯同样表示反对。在他看来，“解放”概念只适用于那些被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解救出来的纳粹政体的受害者，并不适用于所有德意志人。
希尔格鲁伯承认屠杀犹太人是纳粹分子的犯罪行为，但同时他也把盟国对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驱逐和对德国的肢解看作德意志人的灾难，并且认为当时在欧洲普遍爆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与消灭人口的行为，是导致这两场灾难产生的共同历史语境。
1987年，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发表《1917—1945年欧洲内战——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关于纳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观点。诺尔特声称，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对十月革命的“过度反应”，后者则以其“阶级屠杀”和建立集中营开辟了“先例”。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挑战和回应、原创和复制、适应和过分适应的关系。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完全出自一种防卫意识形态，是为了对抗来自苏联的具体威胁，犹如一种正当防卫。至于纳粹德国的侵苏战争，则被解释为纳粹分子抵御他们一直担心发生的苏联反德战争的“预防性防卫措施”。诺尔特声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希特勒的感受和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在这方面，他与德国内外许多同时代人别无二致。
诺尔特还认为，当今时代没有理由猜测还会重蹈出现一个新希特勒和/或一种新奥斯维辛的覆辙，所以应该大胆行动，对纳粹主义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而纳粹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联奉行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诺尔特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比纳粹主义的恐怖“更原始”，甚至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2002年11月，柏林非职业历史学家和自由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一书，详细叙述了“英国和美国针对德国城市系统计划和实施的灭绝性战役”，力图“将盟国轰炸德国城市的恐怖景象嵌入年轻一代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大轰炸给德国平民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并经常使用“屠杀平民”、“蒙古人般的毁灭性风暴”等表述，把盟国的大轰炸与纳粹的大屠杀等同起来，把纳粹罪行与盟国的“罪行”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还暗示英美空军要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至少负连带责任”；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联系起来，强调英美空军对文化事业的摧残。按照他的说法，盟军对于德国城市的轰炸至晚自1944年起就毫无军事意义而纯属报复性残害了。
居心叵测引人警觉
应当看到，新右派的二战史观和历史修正主义仅仅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一股并不统一的右倾思潮。持这些观点的历史编纂者也只是一小股零散势力，更未夺得历史阐释的垄断权。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新右派日渐活跃，不断释放出一些为德国人辩护和鸣冤的思想观念。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极力主张“去意识形态化”、言论自由、价值中立和学术多元化，声称要以“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他们也拒绝“非白即黑”的笼统、简单化评价体系，强调历史的“灰色图像”，主张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分，辨明“历史真相”，同对待所有已经过去的时代完全一样客观、冷静地论述历史，对通过纳粹主义实施的群众性犯罪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影响作出合理评判。
但在实际上，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并未放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要求，也不完全拒绝政治—道德评价。他们同样深知历史科学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只是其动机和目的与左派不同罢了。他们是要从“右边”进行民众教育，要以民族保守主义观点指导民众，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民众，致力于争夺历史意识塑造权，建造自己的沟通手段，掌控德国的未来。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争夺文化霸权的标准策略是通过“雅致的”重新解说，使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历史化，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低估甚至淡化德意志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例如用其他因素来解释纳粹集中营大规模的死亡率，把奥斯维辛说成是对苏联“古拉格”的模仿，把纳粹主义说成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将盟国和东欧国家对东部德意志人的驱逐与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将同时代人的感知绝对化，强调德国人遭受的苦难，突显纳粹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和效果，等等。其主要目标是借助历史制造一种积极的，至少是无问题的与民族的关联，构建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增进民族共识的历史观，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重振昔日的辉煌，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德国”，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
然而，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展现新史料或新史实，而是破除“旧论”，并且主要依靠某些虚构的和片面的理论来证明自己预设的命题。他们大都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史料考证工作，没有认真梳理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将自己的著作恰如其分地置于主流学术体系之中。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对已知史料和史实加以转释，并且只选择利用一些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就史料基础和论证方式来看，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大多数命题和论断是值得怀疑的，是缺乏说服力、不可靠和不合格的。
激进右翼希望利用新右派观点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大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支持右翼政党，拥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对希特勒的夺权行动、他的意识形态蛊惑和他的“心智不全”公开表示谴责。他们堪称“知识分子右派”、“民主的右派”和“温和的右派”，与敌视民主政治、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从事暴力活动的极右派并不一样。但其“拒绝接受普世—欧洲的身份认同，转而拥抱死灰复燃的德国至上心态”的立场态度，与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又没有多大差别，其观点很容易滑向极右派，或被极右派加以利用。
对于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许多极右派代表人物的确充满期待。一些右翼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都认为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命题，特别是诺尔特的命题符合他们的要求，可以加以利用。一些反犹主义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还大肆宣扬新右派的命题，以便按照纳粹主义传统对凶手和受害者进行位置调换，让“犹太人”承担所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责任，将德国的犯罪行为说成是对所谓的“犹太人世界联盟”密谋的抵抗和“自卫”。
近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者情绪激烈，新纳粹气焰嚣张，经常以暴力手段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柏林街头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焚车事件，即使普通人也很容易受到极右思潮的影响，产生程度不同的排外情绪。不少德国人对于纳粹罪行的反思越来越少，对于德国人遭轰炸、被驱赶以及在战后年代饱受离散和惊吓之苦经历的追忆越来越多。在此情形下，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很容易为人接受，广泛传播。
但也应当看到，德国绝大多数领导人还是能够保持高度道义感和历史责任心的，继续对纳粹罪行表示谴责，向受害者表示忏悔和道歉。2013年1月大屠杀纪念日（2005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1月27日定为大屠杀纪念日）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演讲，宣称德国对大屠杀受害者负有“永恒的责任”，“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必须一代一代保留下去”。默克尔同时强调：“只要有勇气、有道德，人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确保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无法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这才是当代德国人对于纳粹历史和纳粹罪行应持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与被害国和被害民族建立和巩固良好双边关系，才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发展空间。任何想要为纳粹罪行翻案，想要让德国称雄世界的企图，都是有害于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