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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末期，郭沫若陆续撰写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銅时代》《十批判书》等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这些史学论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开展系统研究的时代产物，具有开拓奠基的历史意义。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我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现代新诗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留学，后弃医从文。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21年，发表新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发起成立“创造社”，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旗手。在此期间，他逐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1927年，他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出走日本。
在第二次旅居日本时期，郭沫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开展历史学与文献学研究，撰写完成了有关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金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受到学界各个流派相对系统的质疑和细致的批判。然而，正是这场学术论战，成就了这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奠定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里程碑的经典地位，拉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划时代的序幕。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到中国，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专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并从事史学相关的创作与研究，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著名的抗战历史剧作品，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
1943年3月，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在重庆出版。此书提出“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论调，指出明朝是在满清少数民族外侵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内患的双重倾轧下灭亡的，影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是造成中国不安定的最重要因素。
1944年恰逢李自成占领北京、明朝灭亡300周年。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决定组织发表系列纪念文章，藉以反击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反共论调。同年3月10日，郭沫若撰写完成《甲申三百年祭》，随后，经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通过。3月19日至22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
◇《新华日报》上刊载的《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文中，郭沫若充分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主要论述了明末崇祯时期，政府由于专制与腐败，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的史实。同时，强调了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由于利令智昏与骄傲轻敌，最终自陷绝境的经验教训。郭沫若曾道：“我研究三百年前的甲申年闯王进京后骄傲自满腐败堕落，断送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惨痛失败的历史教训，把它写成论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激烈交锋。1944年3月24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撰写的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8月，任卓宣（笔名叶青）等编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对郭沫若及《甲申三百年祭》进行集中批判。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迅速印制单行本，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力宣传与积极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9月，苏中出版社印行；10月，胶东的新华书店亦印行。
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可见，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甲申三百年祭》在各解放区至少陆续印行十几种版次。有学者提出：“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
《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在1934年至1945年十余年间研究先秦社会及学术思想的论文集，由重庆文治出版社于1945年3月初版。群益出版社分别于1946年、1947年出版2版。
除序言外，全书主要收录12篇文章。其中，首篇《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创作于1935年，署名郭鼎堂，于1936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该文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论述了殷商、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等诸子关于天道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篇章。《由周代農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通过《诗经》中《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甫田》等十首诗歌中关于周朝末期的农事描述，探讨了西周的生产方式，认为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实行井田制，生产使用奴隶，已经属于奴隶制社会。末篇《青铜器时代》，将殷周的青铜器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分析了各个时期青铜器的制造特征，并提出“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鼎盛的时候”。
此外，郭沫若在书中还考辨出不少重要的结论，发表了很多独到的创见。如提出老子即是孔子的老师老聃，《老子》是老聃的遗训，乃环渊所辑录。再如《驳“说儒”》赞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的说法，认为商纣王的败亡“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
《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对先秦社会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结晶。对于中国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有着积极的开拓作用，其中不少论断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十批判书》被列为文化研究院丛书之一，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群益出版社还分别于1946年、1947年、1948年出版3版。
《十批判书》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论文集，共收入十篇题为“批判”的文章。就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自我的批判”，郭沫若围绕前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总结了关于古代史研究的经验，纠正了研究态度与存在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和新观点。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开诚布公地说：“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由此，郭沫若经过重新论证，发表了一些新的重要观点。如肯定了殷商也是奴隶制度，肯定了西周确有井田制，将奴隶制的时间下限从春秋移到秦汉，认为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社会阶段，生产者由过去的奴隶，变为解放了的农工有产者。
◇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图为郭沫若（中）与演员合影
第二部分为“诸子的批判”，评述了先秦孔子、墨子、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吕不韦与秦王政等先秦时期诸子的思想和重要流派。郭沫若的主要观点是扬儒、非墨、批法。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评述，郭沫若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他提出：“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冤曲。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的。”
《十批判书》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结合阶级立场的分析角度，通过对先秦诸子的批判，阐明了先秦诸家思想流派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与传承演绎关系，基本勾勒出先秦时期诸子哲学思想的整体面貌。
郭沫若的这些史学论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开展系统研究的时代产物，具有开拓奠基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的史学研究、创作成果：“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拉开序幕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我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现代新诗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留学，后弃医从文。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21年，发表新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发起成立“创造社”，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旗手。在此期间，他逐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1927年，他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出走日本。
在第二次旅居日本时期，郭沫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开展历史学与文献学研究，撰写完成了有关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金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受到学界各个流派相对系统的质疑和细致的批判。然而，正是这场学术论战，成就了这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奠定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里程碑的经典地位，拉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划时代的序幕。
《甲申三百年祭》影响广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到中国，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专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并从事史学相关的创作与研究，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著名的抗战历史剧作品，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
1943年3月，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在重庆出版。此书提出“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论调，指出明朝是在满清少数民族外侵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内患的双重倾轧下灭亡的，影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是造成中国不安定的最重要因素。
1944年恰逢李自成占领北京、明朝灭亡300周年。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决定组织发表系列纪念文章，藉以反击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反共论调。同年3月10日，郭沫若撰写完成《甲申三百年祭》，随后，经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通过。3月19日至22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文中，郭沫若充分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主要论述了明末崇祯时期，政府由于专制与腐败，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的史实。同时，强调了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由于利令智昏与骄傲轻敌，最终自陷绝境的经验教训。郭沫若曾道：“我研究三百年前的甲申年闯王进京后骄傲自满腐败堕落，断送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惨痛失败的历史教训，把它写成论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激烈交锋。1944年3月24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撰写的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8月，任卓宣（笔名叶青）等编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对郭沫若及《甲申三百年祭》进行集中批判。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迅速印制单行本，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力宣传与积极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9月，苏中出版社印行；10月，胶东的新华书店亦印行。
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可见，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甲申三百年祭》在各解放区至少陆续印行十几种版次。有学者提出：“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
《青铜时代》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抗战末期，郭沫若于1945年4月出版《先秦学术述林》，被列为大学学术丛书，其内容多取自《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是姊妹篇，前者偏重史料史实的考证，后者偏于思想文化的评议，这两本书相辅相成，“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在1934年至1945年十余年间研究先秦社会及学术思想的论文集，由重庆文治出版社于1945年3月初版。群益出版社分别于1946年、1947年出版2版。
除序言外，全书主要收录12篇文章。其中，首篇《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创作于1935年，署名郭鼎堂，于1936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该文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论述了殷商、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等诸子关于天道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篇章。《由周代農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通过《诗经》中《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甫田》等十首诗歌中关于周朝末期的农事描述，探讨了西周的生产方式，认为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实行井田制，生产使用奴隶，已经属于奴隶制社会。末篇《青铜器时代》，将殷周的青铜器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分析了各个时期青铜器的制造特征，并提出“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鼎盛的时候”。
此外，郭沫若在书中还考辨出不少重要的结论，发表了很多独到的创见。如提出老子即是孔子的老师老聃，《老子》是老聃的遗训，乃环渊所辑录。再如《驳“说儒”》赞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的说法，认为商纣王的败亡“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
《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对先秦社会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结晶。对于中国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有着积极的开拓作用，其中不少论断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十批判书》勾勒先秦诸子思想
《十批判书》被列为文化研究院丛书之一，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群益出版社还分别于1946年、1947年、1948年出版3版。
《十批判书》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论文集，共收入十篇题为“批判”的文章。就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自我的批判”，郭沫若围绕前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总结了关于古代史研究的经验，纠正了研究态度与存在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和新观点。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开诚布公地说：“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由此，郭沫若经过重新论证，发表了一些新的重要观点。如肯定了殷商也是奴隶制度，肯定了西周确有井田制，将奴隶制的时间下限从春秋移到秦汉，认为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社会阶段，生产者由过去的奴隶，变为解放了的农工有产者。
第二部分为“诸子的批判”，评述了先秦孔子、墨子、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吕不韦与秦王政等先秦时期诸子的思想和重要流派。郭沫若的主要观点是扬儒、非墨、批法。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评述，郭沫若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他提出：“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冤曲。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的。”
《十批判书》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结合阶级立场的分析角度，通过对先秦诸子的批判，阐明了先秦诸家思想流派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与传承演绎关系，基本勾勒出先秦时期诸子哲学思想的整体面貌。
郭沫若的这些史学论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开展系统研究的时代产物，具有开拓奠基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的史学研究、创作成果：“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