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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从文在《丈夫》中借丈夫身份的迷失到最终找回，直指现代都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损害，呼唤回归人性，回归乡村净土。但无论是主要人物丈夫，还是诸如次要人物老七，在作者着力掀开遮盖乡土倩影的薄纱时，他们真实的声音却因此被遮蔽、封存起来。笔者在此试图揭开这些被遮蔽的声音，探究他们可能存在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丈夫》 乡村 城市 被遮蔽 声音
关于沈从文《丈夫》的主题研究，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篇小说旨在揭露20世纪30年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问题。笔者同样认为，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通过丈夫身份的丢失，直指都市进程中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遮蔽与迫害，并通过丈夫最终带回妻子，表达自己对淳朴人性和美好乡土文明的眷恋。沈从文对于乡土文明的眷恋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止《丈夫》一篇小说，他的许多小说，像《边城》《萧萧》《三三》等，无一不在着力表现那原始美好的乡土文明的独特魅力。的确，这样的净土令久居都市的人心驰神往，很少有人能抗拒那原始乡土的纯净魅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直视乡土文明的一些弊端，落后的乡村生产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不堪一击，那些离开了乡村来到城市求生存的人们，当真如作者希冀的那样，愿意重回故土，回到过去三餐难保的生活当中去吗？笔者通过细读小说，厘清作者叙述目的以后，悉心倾听其笔下人物的真实声音，以望还原那些声音被遮蔽的真实面貌。
一、蒙昧无意识的丈夫们
《丈夫》这篇小说以丈夫一角为主要人物，从丈夫的立场出发讲述其自我身份丢失到最终找回的故事。小说整体采用第三人稱外视角的叙述方法，由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来聚焦整个故事。
小说伊始，用雨水引出河水，进而引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漂泊在河上的花船。叙述者用全知外视角向读者介绍花船上做生意的女人，进而引出这些女人的丈夫。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沈从文的乡村往往呈现出另类的风俗习惯和人文风情。在《丈夫》这篇小说里，沈从文又向世人展示了他笔下神秘乡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模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年青的乡下丈夫出于生计将不急于生养的妻子送到城里做“生意”，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了”a。到这里，对自我身份无意识的丈夫就登场了。他们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这里，大批的丈夫们将妻子送到城里，偶尔前来探访，又发觉妻子与这船上的一切都同自身格格不入。可以说，这个地方的男性群体丢失了自身的丈夫身份，处于一种蒙昧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当中。
不过叙述者特别声明，这样的境况是城市对乡村的压迫造成的。1957年沈从文对《丈夫》进行修订，为解释这一情况加上了一段煞费苦心的介绍：“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b这样一番叙述之后，读者便了解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人民生活的艰难，也知晓作者想要批判的，是城市文明对乡村原生态文明以及淳朴人性的摧残。
无意识状态下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叙述者先是用外视角聚焦这个丈夫：“好像单单是这样答应，还深恐开罪了来人，这时觉得有一点义务要尽了，这男子于是从暗处爬出来，在舱口，小心小心扳着篷架，非常拘束的望着来人。”c几句话便将一个怯懦无知的乡下男人形象勾勒出来，但叙述者还不满于此，紧接着又用内聚焦的方式，从人物的内在视角进行叙述：“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为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储色柔软鹿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手上一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像是无数橘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d丈夫眼中，水保的形象异常高大。正是由于丈夫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乡村，眼界狭窄，对城市里的人与物都带有一种本能的畏惧。 之后丈夫自说自话地讲起乡下的小猪、石磨，以及小镰刀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采用了嵌套叙事e的方法来讲小镰刀的故事。故事里不听话的小镰刀指射着进城后沾染上城市气息的妻子老七，而小镰刀失而复得的结局也似乎一早便预示了丈夫带妻回乡的大结局。因此，乍看起来是插进了一段没有叙述逻辑的小镰刀故事，实则是叙述者颇为用心的叙事安排，意在用这个不起眼的嵌套故事指射整篇小说。
水保走后丈夫仍旧处于无意识状态，全然不觉丝毫的难堪。直至饥饿降临，丈夫才在这原始的感官刺激下，才生出丈夫权益被践踏侮辱的愤懑之情。可以说丈夫意识的初次觉醒，是在原始机能的压迫中催生出的物质层面刺激下的结果。这样得到的物质刺激很轻松地被物质满足安抚下来，看见妻子买来胡琴，丈夫的心情转好，很快便忘却了稍稍显露的自我意识。直到后面酒醉士兵闹事，巡官考察老七，丈夫的自尊才受到了直接的刺激，作为丈夫的自我意识才逐渐觉醒。这里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丈夫自我真实的声音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小说结局，面对妻子递来的七张银票，丈夫的行为概括起来是一扔，二哭，三返乡。这一连串的行为动作，皆是为了最终的返乡行为而设计的。叙述者为达成返乡的大结局，精心设计了这一连串的矛盾与动作。正是因为沈从文的叙述目的是回归乡土，所以此处丈夫唯一的动作可能便是将银票丢掉。唯有丢掉银票，才能捡起丈夫的权力，才能守住原始的乡村文明。因此，丈夫丢掉银票的行为夹杂着更多的是隐含作者的声音，是文本之后的叙述者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叙述者为了最终的叙述目的，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笔下人物真实的声音和想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混杂着叙述者声音的丈夫，是不得不觉醒的丈夫，是达到守护乡土文明目的的媒介。
二、无声中被遮蔽的妻子
小说中妻子登场得很晚，人物还未登场时，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人的叙述中。她是水保口中的七丫头，是丈夫心中的老七。甚至早在丈夫的镰刀故事里，妻子便已化身镰刀出场。及至妻子正式登场，已经是丈夫初次觉醒、负气出走的途中。刚一登场，妻子便展现出进城后的机智与灵巧，劝回丈夫后有意用贴身的红绫胸褡挑逗了丈夫。安抚了丈夫后没过多久，又遇上醉酒的士兵闹事。此时妻子再次展现出进城做生意后学会的变通与本事，巧妙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化解了这场闹剧。士兵走后，妻子照常还是与人说笑，并没感觉到不妥。直到发觉丈夫的异样，才想起了自己尴尬的身份和处境。接着巡官的登场加剧了妻子和丈夫间的裂痕，妻子也第一次陷入了明显的纠结和苦闷当中。
关键词：《丈夫》 乡村 城市 被遮蔽 声音
关于沈从文《丈夫》的主题研究，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篇小说旨在揭露20世纪30年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问题。笔者同样认为，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通过丈夫身份的丢失，直指都市进程中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遮蔽与迫害，并通过丈夫最终带回妻子，表达自己对淳朴人性和美好乡土文明的眷恋。沈从文对于乡土文明的眷恋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止《丈夫》一篇小说，他的许多小说，像《边城》《萧萧》《三三》等，无一不在着力表现那原始美好的乡土文明的独特魅力。的确，这样的净土令久居都市的人心驰神往，很少有人能抗拒那原始乡土的纯净魅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直视乡土文明的一些弊端，落后的乡村生产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不堪一击，那些离开了乡村来到城市求生存的人们，当真如作者希冀的那样，愿意重回故土，回到过去三餐难保的生活当中去吗？笔者通过细读小说，厘清作者叙述目的以后，悉心倾听其笔下人物的真实声音，以望还原那些声音被遮蔽的真实面貌。
一、蒙昧无意识的丈夫们
《丈夫》这篇小说以丈夫一角为主要人物，从丈夫的立场出发讲述其自我身份丢失到最终找回的故事。小说整体采用第三人稱外视角的叙述方法，由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来聚焦整个故事。
小说伊始，用雨水引出河水，进而引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漂泊在河上的花船。叙述者用全知外视角向读者介绍花船上做生意的女人，进而引出这些女人的丈夫。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沈从文的乡村往往呈现出另类的风俗习惯和人文风情。在《丈夫》这篇小说里，沈从文又向世人展示了他笔下神秘乡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模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年青的乡下丈夫出于生计将不急于生养的妻子送到城里做“生意”，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了”a。到这里，对自我身份无意识的丈夫就登场了。他们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这里，大批的丈夫们将妻子送到城里，偶尔前来探访，又发觉妻子与这船上的一切都同自身格格不入。可以说，这个地方的男性群体丢失了自身的丈夫身份，处于一种蒙昧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当中。
不过叙述者特别声明，这样的境况是城市对乡村的压迫造成的。1957年沈从文对《丈夫》进行修订，为解释这一情况加上了一段煞费苦心的介绍：“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b这样一番叙述之后，读者便了解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人民生活的艰难，也知晓作者想要批判的，是城市文明对乡村原生态文明以及淳朴人性的摧残。
无意识状态下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叙述者先是用外视角聚焦这个丈夫：“好像单单是这样答应，还深恐开罪了来人，这时觉得有一点义务要尽了，这男子于是从暗处爬出来，在舱口，小心小心扳着篷架，非常拘束的望着来人。”c几句话便将一个怯懦无知的乡下男人形象勾勒出来，但叙述者还不满于此，紧接着又用内聚焦的方式，从人物的内在视角进行叙述：“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为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储色柔软鹿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手上一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像是无数橘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d丈夫眼中，水保的形象异常高大。正是由于丈夫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乡村，眼界狭窄，对城市里的人与物都带有一种本能的畏惧。 之后丈夫自说自话地讲起乡下的小猪、石磨，以及小镰刀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采用了嵌套叙事e的方法来讲小镰刀的故事。故事里不听话的小镰刀指射着进城后沾染上城市气息的妻子老七，而小镰刀失而复得的结局也似乎一早便预示了丈夫带妻回乡的大结局。因此，乍看起来是插进了一段没有叙述逻辑的小镰刀故事，实则是叙述者颇为用心的叙事安排，意在用这个不起眼的嵌套故事指射整篇小说。
水保走后丈夫仍旧处于无意识状态，全然不觉丝毫的难堪。直至饥饿降临，丈夫才在这原始的感官刺激下，才生出丈夫权益被践踏侮辱的愤懑之情。可以说丈夫意识的初次觉醒，是在原始机能的压迫中催生出的物质层面刺激下的结果。这样得到的物质刺激很轻松地被物质满足安抚下来，看见妻子买来胡琴，丈夫的心情转好，很快便忘却了稍稍显露的自我意识。直到后面酒醉士兵闹事，巡官考察老七，丈夫的自尊才受到了直接的刺激，作为丈夫的自我意识才逐渐觉醒。这里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丈夫自我真实的声音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小说结局，面对妻子递来的七张银票，丈夫的行为概括起来是一扔，二哭，三返乡。这一连串的行为动作，皆是为了最终的返乡行为而设计的。叙述者为达成返乡的大结局，精心设计了这一连串的矛盾与动作。正是因为沈从文的叙述目的是回归乡土，所以此处丈夫唯一的动作可能便是将银票丢掉。唯有丢掉银票，才能捡起丈夫的权力，才能守住原始的乡村文明。因此，丈夫丢掉银票的行为夹杂着更多的是隐含作者的声音，是文本之后的叙述者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叙述者为了最终的叙述目的，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笔下人物真实的声音和想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混杂着叙述者声音的丈夫，是不得不觉醒的丈夫，是达到守护乡土文明目的的媒介。
二、无声中被遮蔽的妻子
小说中妻子登场得很晚，人物还未登场时，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人的叙述中。她是水保口中的七丫头，是丈夫心中的老七。甚至早在丈夫的镰刀故事里，妻子便已化身镰刀出场。及至妻子正式登场，已经是丈夫初次觉醒、负气出走的途中。刚一登场，妻子便展现出进城后的机智与灵巧，劝回丈夫后有意用贴身的红绫胸褡挑逗了丈夫。安抚了丈夫后没过多久，又遇上醉酒的士兵闹事。此时妻子再次展现出进城做生意后学会的变通与本事，巧妙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化解了这场闹剧。士兵走后，妻子照常还是与人说笑，并没感觉到不妥。直到发觉丈夫的异样，才想起了自己尴尬的身份和处境。接着巡官的登场加剧了妻子和丈夫间的裂痕，妻子也第一次陷入了明显的纠结和苦闷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