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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终将结束，未来会是怎么样的?这无疑是由人们现在的思考、争吵和行动决定的。
人们急切地需要改变现状，因此当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方案公布之后，抱怨声接踵而至：指责方案只提供了概念，缺乏操作细节，人们得不到走出危机的确据。
但奥巴马没有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早在就职典礼上，他就提醒美国人民要走出这场危机将要面对的挑战、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做出的变化。这样的变化首先建立在深刻的反省之上，这种反省常常是从否定自己开始的。推卸责任、轻描淡写式的思考只会让我们继续远离正确的方向。
最好的反例就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人们曾经为衰退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最著名的就是“广场协议”——日本的衰退是西方的阴谋，它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将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制造缺乏竞争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2.6％。英国《金融时报》称，日本的境况甚至比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还糟糕。这漫长的、至今走不出来的衰退终于让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日本并没有从自己病态的经济结构中抽身出来，金融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实业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關联依然牢不可破。它们没有利用亚洲金融危机的机会，将自己改造成为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所以无论日本政府向经济体中注入多少流动性，日本的金融机构也没有办法有效配置资源，带领日本经济走出困境。
日本的经历早有解释。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出版《国家的兴衰》一书，对一些民主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之后出现停滞做出分析：成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利益集团(分利集团)，它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不断积累，最终会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通过新的立法或有利的管制措施)。这样的寻租行为在增加本集团利益的同时，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比如通过关税壁垒保护了国内制造商的利益，使得消费者必须付出高价，面对有限的选择；这样的行为还会改变社会的激励机制，比如金融衍生产品领域的回报高得不成比例，使得过当的资源和人才拥入这一领域。
奥尔森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这种影响国家福祉的利益集团，背后就是人们搭便车的心理：只关心自己或是小群体的利益，全然不顾及他人乃至更大群体的利益，不关心蛋糕能否做更大，只关心分到的蛋糕是否更大。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David Leonhardt说，虽然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主要对英国经济在二战之后的衰退做出了解释，但是他的看法对美国依然有解释力。
华尔街就是这种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金融业的存在原本是为了配置资源，起着别的产业不能取代的价值发现的作用。但是华尔街近年在金融衍生产品上的举动，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一方向，过去华尔街曾经孕育了北美大陆的铁路网、互联网产业，现在带来的只是少数人财富的暴涨，最终成为一场整个国家的经济灾难。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这种兴衰律中止呢?奥尔森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只能希望这样的认识能传播给更多的人，限制利益集团带来的损失。”当然，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社会变革，利用经济危机这样的极端事件，打破旧有格局，清除分利集团。
这确实是人类世界的最大悲哀。当我们拥有现代国家、民主制度和各种理性工具的时候，面对人类自身的贪欲和罪性，却只有推倒重来一种办法。
比日本幸运的是，奥巴马意识到了美国经济更深的问题。总统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认为：“这样的危机不能被浪费，它能让我们做以前没办法做的事情。”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除了救助那些奄奄一息的金融机构，还需要改变房地产和医疗保险等领域的众多问题，这当中存在着美国经济众多的寄生虫，它们就如同前苏联的大工业企业一样，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却贡献很少。
这种糟糕现象的出现，背离了美国建国的传统。奥巴马在自传《无所畏惧的希望》中，阐述了激励自己走到今天的动力，这是美国从建国到民权运动一以贯之的政治信仰：人们的命运彼此攸关，把人们绑在一起的力量要比让他们分裂的力量来得要大。其孕育的土壤是北美拓荒者们持守的信仰：他们肩负上帝赋予的使命，爱人如己；他们勤劳工作，积累财富是为了更好地造福于人。
美国的信仰发生了衰落，无论是不负责任的消费文化，还是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贪婪、堕落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在这场危机面前又有谁可以自以为义?通过奥巴马经济方案的议员们，也曾通过了那些放纵金融业的法案，抱怨华尔街贪婪的人们自己也曾买下收入根本支付不了的房屋和奢侈品。人人皆是旧人，难道通过一个新总统就能迎来新天新地?
人们在关注经济方案的时候，忘记了奥巴马就职典礼中提出的向美国建国的价值观回归的表述。历史已经一次y，--次，可能会再次告诉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多么需要持守。
人们急切地需要改变现状，因此当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方案公布之后，抱怨声接踵而至：指责方案只提供了概念，缺乏操作细节，人们得不到走出危机的确据。
但奥巴马没有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早在就职典礼上，他就提醒美国人民要走出这场危机将要面对的挑战、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做出的变化。这样的变化首先建立在深刻的反省之上，这种反省常常是从否定自己开始的。推卸责任、轻描淡写式的思考只会让我们继续远离正确的方向。
最好的反例就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人们曾经为衰退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最著名的就是“广场协议”——日本的衰退是西方的阴谋，它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将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制造缺乏竞争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2.6％。英国《金融时报》称，日本的境况甚至比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还糟糕。这漫长的、至今走不出来的衰退终于让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日本并没有从自己病态的经济结构中抽身出来，金融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实业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關联依然牢不可破。它们没有利用亚洲金融危机的机会，将自己改造成为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所以无论日本政府向经济体中注入多少流动性，日本的金融机构也没有办法有效配置资源，带领日本经济走出困境。
日本的经历早有解释。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出版《国家的兴衰》一书，对一些民主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之后出现停滞做出分析：成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利益集团(分利集团)，它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不断积累，最终会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通过新的立法或有利的管制措施)。这样的寻租行为在增加本集团利益的同时，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比如通过关税壁垒保护了国内制造商的利益，使得消费者必须付出高价，面对有限的选择；这样的行为还会改变社会的激励机制，比如金融衍生产品领域的回报高得不成比例，使得过当的资源和人才拥入这一领域。
奥尔森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这种影响国家福祉的利益集团，背后就是人们搭便车的心理：只关心自己或是小群体的利益，全然不顾及他人乃至更大群体的利益，不关心蛋糕能否做更大，只关心分到的蛋糕是否更大。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David Leonhardt说，虽然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主要对英国经济在二战之后的衰退做出了解释，但是他的看法对美国依然有解释力。
华尔街就是这种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金融业的存在原本是为了配置资源，起着别的产业不能取代的价值发现的作用。但是华尔街近年在金融衍生产品上的举动，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一方向，过去华尔街曾经孕育了北美大陆的铁路网、互联网产业，现在带来的只是少数人财富的暴涨，最终成为一场整个国家的经济灾难。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这种兴衰律中止呢?奥尔森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只能希望这样的认识能传播给更多的人，限制利益集团带来的损失。”当然，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社会变革，利用经济危机这样的极端事件，打破旧有格局，清除分利集团。
这确实是人类世界的最大悲哀。当我们拥有现代国家、民主制度和各种理性工具的时候，面对人类自身的贪欲和罪性，却只有推倒重来一种办法。
比日本幸运的是，奥巴马意识到了美国经济更深的问题。总统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认为：“这样的危机不能被浪费，它能让我们做以前没办法做的事情。”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除了救助那些奄奄一息的金融机构，还需要改变房地产和医疗保险等领域的众多问题，这当中存在着美国经济众多的寄生虫，它们就如同前苏联的大工业企业一样，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却贡献很少。
这种糟糕现象的出现，背离了美国建国的传统。奥巴马在自传《无所畏惧的希望》中，阐述了激励自己走到今天的动力，这是美国从建国到民权运动一以贯之的政治信仰：人们的命运彼此攸关，把人们绑在一起的力量要比让他们分裂的力量来得要大。其孕育的土壤是北美拓荒者们持守的信仰：他们肩负上帝赋予的使命，爱人如己；他们勤劳工作，积累财富是为了更好地造福于人。
美国的信仰发生了衰落，无论是不负责任的消费文化，还是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贪婪、堕落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在这场危机面前又有谁可以自以为义?通过奥巴马经济方案的议员们，也曾通过了那些放纵金融业的法案，抱怨华尔街贪婪的人们自己也曾买下收入根本支付不了的房屋和奢侈品。人人皆是旧人，难道通过一个新总统就能迎来新天新地?
人们在关注经济方案的时候，忘记了奥巴马就职典礼中提出的向美国建国的价值观回归的表述。历史已经一次y，--次，可能会再次告诉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多么需要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