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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天慧
1951年生人，江苏泗阳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第七、八届执委，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委员，第八届江苏省政协常委，现为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是由全国妇联领导的家文化研究中心。
本书通过自述或他述的方式，记录了30余位中国女性的家庭故事。这些女性来自不同的领域，从事着各不相同的工作，她们有的事业有成、有的默默无闻，她们有的是女儿、有的是母亲，但她们每一位的家庭故事都饱含着中国式家庭的深沉之爱。徜徉在这些女性的家庭故事之中，我们仿佛走进了她们生动的生活，也仿佛从她们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家庭的鲜活故事。
蒙曼，1975年生，河北省廊坊人，北京大學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女性史。自2007年以来，5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隋文帝》《隋炀帝》，并出版相应书籍。2013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魅力中国城》《绿水青山看中国》《平语近人》等大型文化节目的点评嘉宾。2017年在喜马拉雅FM讲授《蒙曼品最美唐诗》，出版《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五味人生——蒙曼品最美唐诗》等书籍。
我家的故事，是中国一个最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但它又折射着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史，它是大时代的一朵小浪花。这个故事，就从我家最年长的人——我的妈妈讲起吧。
妈妈上学
我妈妈上过两次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是1951年，她年方7岁。一年级刚刚读完，大舅出生了，姥姥姥爷让她放下学业，回家带弟弟。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河北一个小县城里最普通的小市民，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帽子店。在他们的观念里，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就这样，妈妈回家了，每天透过玻璃，看着邻居家同龄的孩子上学、放学。她还太小，并不真的理解念书的好处，但她本能地羡慕那些上学的孩子。她跑到曾经念过书的学校，问原来教过她的女老师，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师告诉她，以后的社会需要文化，不念书不行。老师还告诉她，如果家里硬是不让她上学，她可以去找居委会，找街道。妈妈回家之后，就这样跟姥姥姥爷说了，姥姥姥爷也没有再反对。转过年来已经是1953年。再开学的时候，妈妈自己去学校报了名，重新念一年级。1965年，她考上了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毕业以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英语教师，教书育人，直到退休。
回忆起早年读书的这段经历，妈妈总会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如果没有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的普遍性基础教育，没有管事儿的居委会，没有那个成为她榜样的女教师，她可能一辈子就困在家里，困在旧观念里了，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妈妈的故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推倒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发展全民教育的历史。从此，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大规模地进入了职业舞台。
爸爸买书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同学。爸爸生在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喜欢大学，却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专业，因为他的理想是读中文，不料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外语院校。在学校里，他把课余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看小说、拉二胡、拉小提琴、练习书法，慢慢把副业变成了主业。毕业之后，他直接改行当了语文老师。
时间走到了1977年。一声“春雷”，恢复高考，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轨。祖国的春天降临，爸爸的春天也随之而来，他成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讲文言文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带课本，因为那些诗文就在他脑子里。他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学生形容说，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像汽车灯一样亮。
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也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一大批中外经典著作相继出版，爱书的爸爸比谁都高兴。他总说，家里没什么也不能没书，有什么也不如有书，他愿意拿出微薄的工资，换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这样一来，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也就成了我们家进新书的日子。他的文学书、妈妈的英语书、我和哥哥的小人书纷至沓来，挤满了小小的、四处漏雨的房子。县城里读书人本来就少，一来二去，新华书店的店员都认识了他。每逢有新书到店，一位老店员就会用钢笔抄了书单，骑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送到我家来，让我们勾选。这可是那个年代难得的VIP服务。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为我买的一本《清诗选》付钱之后，爸爸告诉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读书取法要高。”在并不否定我选书自主权的前提下，爸爸告诉我他的经验和判断，我感谢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它让我不仅收获了学问，还收获了尊严。
爸爸的故事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革故鼎新的提法，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声音、最美的表达。
1951年生人，江苏泗阳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第七、八届执委，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委员，第八届江苏省政协常委，现为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是由全国妇联领导的家文化研究中心。
本书通过自述或他述的方式，记录了30余位中国女性的家庭故事。这些女性来自不同的领域，从事着各不相同的工作，她们有的事业有成、有的默默无闻，她们有的是女儿、有的是母亲，但她们每一位的家庭故事都饱含着中国式家庭的深沉之爱。徜徉在这些女性的家庭故事之中，我们仿佛走进了她们生动的生活，也仿佛从她们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家庭的鲜活故事。
蒙曼，1975年生，河北省廊坊人，北京大學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女性史。自2007年以来，5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隋文帝》《隋炀帝》，并出版相应书籍。2013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魅力中国城》《绿水青山看中国》《平语近人》等大型文化节目的点评嘉宾。2017年在喜马拉雅FM讲授《蒙曼品最美唐诗》，出版《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五味人生——蒙曼品最美唐诗》等书籍。
我家的故事，是中国一个最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但它又折射着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史，它是大时代的一朵小浪花。这个故事，就从我家最年长的人——我的妈妈讲起吧。
妈妈上学
我妈妈上过两次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是1951年，她年方7岁。一年级刚刚读完，大舅出生了，姥姥姥爷让她放下学业，回家带弟弟。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河北一个小县城里最普通的小市民，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帽子店。在他们的观念里，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就这样，妈妈回家了，每天透过玻璃，看着邻居家同龄的孩子上学、放学。她还太小，并不真的理解念书的好处，但她本能地羡慕那些上学的孩子。她跑到曾经念过书的学校，问原来教过她的女老师，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师告诉她，以后的社会需要文化，不念书不行。老师还告诉她，如果家里硬是不让她上学，她可以去找居委会，找街道。妈妈回家之后，就这样跟姥姥姥爷说了，姥姥姥爷也没有再反对。转过年来已经是1953年。再开学的时候，妈妈自己去学校报了名，重新念一年级。1965年，她考上了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毕业以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英语教师，教书育人，直到退休。
回忆起早年读书的这段经历，妈妈总会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如果没有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的普遍性基础教育，没有管事儿的居委会，没有那个成为她榜样的女教师，她可能一辈子就困在家里，困在旧观念里了，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妈妈的故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推倒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发展全民教育的历史。从此，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大规模地进入了职业舞台。
爸爸买书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同学。爸爸生在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喜欢大学，却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专业，因为他的理想是读中文，不料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外语院校。在学校里，他把课余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看小说、拉二胡、拉小提琴、练习书法，慢慢把副业变成了主业。毕业之后，他直接改行当了语文老师。
时间走到了1977年。一声“春雷”，恢复高考，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轨。祖国的春天降临，爸爸的春天也随之而来，他成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讲文言文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带课本，因为那些诗文就在他脑子里。他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学生形容说，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像汽车灯一样亮。
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也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一大批中外经典著作相继出版，爱书的爸爸比谁都高兴。他总说，家里没什么也不能没书，有什么也不如有书，他愿意拿出微薄的工资，换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这样一来，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也就成了我们家进新书的日子。他的文学书、妈妈的英语书、我和哥哥的小人书纷至沓来，挤满了小小的、四处漏雨的房子。县城里读书人本来就少，一来二去，新华书店的店员都认识了他。每逢有新书到店，一位老店员就会用钢笔抄了书单，骑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送到我家来，让我们勾选。这可是那个年代难得的VIP服务。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为我买的一本《清诗选》付钱之后，爸爸告诉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读书取法要高。”在并不否定我选书自主权的前提下，爸爸告诉我他的经验和判断，我感谢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它让我不仅收获了学问，还收获了尊严。
爸爸的故事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革故鼎新的提法，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声音、最美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