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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现象对于合理配置、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脉络：一个历史纬度的透视
1.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年轮
欧洲中世纪大学算是外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其代表有5所，即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和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之后，在一系列自然革命（如地理大发现）和社会变革的促动下，中世纪大学的种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异地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不断地滋长，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处于少数人上大学的精英教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相继出现了新一轮的技术变迁，这直接导致了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尤其表现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强劲需求。各国出于对自己整体利益的考虑，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几乎同时出现了迅速增长，其中尤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前苏联等国最具代表性。可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这时已初显端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先后进入了大众化时期。
2.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状态
1999年起，我国普通高校开始实行扩大招生之后，高校的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以及学校的规模都有了爆炸式的增长。2006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说，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在校生已超过2，300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已跨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支持：话说马丁·特罗
1.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论
谈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能不提及美国高等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1973年，马丁·特罗向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交了题为《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转化中的问题》的著名论文。一般认为，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产生。在这篇论文中，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段理论。他认为，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程，这具有历史必然性。他预测，高等教育不仅会变成大众可以享受的权利，而且会变成一种普遍的福利，最后必然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为依据，马丁·特罗指出，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的水平时，是一种精英型高等教育；达到15%以上的水平时，就开始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达到50%的水平后，标志着高等教育开始向普及化方向转变。他还进一步解释，在第一个阶段，高等教育还是富裕者或智力卓越者的特权；在第二个阶段，一般家庭的子弟也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因而高等教育就走向了大众；在第三个阶段，即便是子女不愿意上大学，家长也要说服他们上大学，这样高等教育就开始走向了普及化。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正在变成一种义务。通过研究，马丁·特罗还得出这样的规律：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一般处于精英化阶段；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时，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阶段；而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时，高等教育才开始转向普及化阶段。
2.高等教育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马丁·特罗在总结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规律时指出，量的增进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意指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育模式、入学条件等方面的适应性转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包含了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不能只顾量的增长而不顾质的变化。
面对大众化，我们在实现途径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好的变迁，如除了普通高校外，还有高职、电大、夜大、函授等。不过，我们不但需要数量保证上的制度跟进，更需要质量保证上的制度跟进。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面临的难题：亟待导引的制度变迁
1.大众化教育模式与精英型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
一些论者认为，大众化会使大学变成一种“失去的天堂”，如扩大招生导致大学标准降低和学术水平下降，对精英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构成威胁等。面对这种矛盾，产生了两种观点，即双轨制与单轨制。
（1）高等教育双轨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阿什比、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巴克和克尔等人主张，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必须保持传统大学的学术地位，使之继续实施面向少数有才华学生的精英教育，而大众化的责任则主要由一种职业性的、非学术性的高校来完成。
（2）高等教育单轨制。美国高等教育家纳依曼等反对将高等教育分为“高贵”部分和“不高贵”部分，主张建立统一的综合大学来接受任何青年和成人。
从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际进程看，他们主要是通过双轨制化解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反观我国，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特点。有论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是典型的“混合扩张式外延发展型。”所谓混合扩张，即内部扩张与外部扩张相结合。内部扩张主要体现在以现有高校为基础，大幅扩大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并在现有高校内大规模开展在职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外部扩张主要通过高职高专和民办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来实现。所谓外延发展型，即侧重规模的扩大，而非结构、特性的变化。人们对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量”关注较多，这是必要的。但从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实质到美国乃至西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仅仅是规模的扩张，我国学者概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内涵上的11个变化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实现，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朝着市场化机制发展的高等教育内部结构、特性和内容仍然基本停留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正是这样一些情况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错位发展。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急需实现软着陆，需要在意识形态、隐性或显性制度建立方面及早进行干预，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力争使其在硬指标与软约束方面同步发展。
2.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与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
（1）美国、日本两国化解此矛盾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不时困扰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他们普遍采用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办法。例如，在美国、日本，社会捐赠和学生学费在高等教育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2年，美国高等教育费用中的46%来自非政府拨款，日本则有60%来自非政府拨款。此外，积极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也是一些西方国家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1994年，美国的四年制大学和学院中，私立占72.7%；日本的大学中，私立占73.6%。
（2）我国的问题及有益探索。就我国而言，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校普遍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不少研究都表明，扩招以后，虽然我国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但人均教育经费处于下降的状态。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经费二元化格局，即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校事业收入（主要是学费、杂费）还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长期以来所期盼的高等教育经费渠道多元化局面并未开启。针对高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曾有很多学者论及高等教育的融资问题。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筹资市场化，其基本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大胆介入资本市场，有序发行教育专项国债，集聚教育资金；二是尝试发行教育彩票，开拓新的融资渠道，支持高等教育发展；三是充分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解决高校扩招过程中基本建设资金不足；四是借鉴BOT项目融资方式（BOT投资是BUILD-OPERATION-TRANSFER的简称，即建设—运营—转让。其定义为：东道国政府给予某一外国投资者以项目建设的特许权，授权其负责该项目的融资、建设，并在授权期内经营该项目，待授权期结束后再将此项目移交给东道国政府或政府部门指定的公共机构经营），为高校后勤设施建设提供新的资金选择；五是组建教育基金,集中广泛的社会资源，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六是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国资金。
另外，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个人经济支付能力的矛盾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矛盾的另一表现形式。对此，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收费低廉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来吸引经济能力不足的学生；同时，健全各种学生资助和贷款制度。我国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主要从教育成本分摊、助学贷款理论及实践操作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成本分摊理论(又称成本补偿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谁受益，谁付款”。这就为高等教育收费和实行助学贷款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这些理论在操作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3.增加学生数量与保证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
（1）美国、英国两国的经验与教训。教育质量是高校永恒的主题。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的；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则应建立相应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西方国家在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到大众化的过渡后，其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美国，把不断满足广泛的、多样性的社会需求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这不仅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而且使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然而，由于英国把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简单地扩大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速度缓慢。美国高等教育家克尔曾指出：“试图把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
（2）我国的问题及思考。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慢，这固然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单一的、僵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了大众化进程。形成了用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教学型大学，用本科教育质量标准来衡量高等职业教育，用“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来要求一切学校的质量的局面。如何建立适应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质量保证体系呢？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树立发展的、多元化的、适应性的、整体性的、特色化的质量观。
4.毕业生人数剧增与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之间的矛盾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西方国家为此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收效不大。2003年，我国迎来了高校扩招之后的首个就业高峰，广大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很多研究者做过相关研究。
（1）行业收益维度的解释。研究者将15个行业划分为“高收益行业”、“中收益行业”和“低收益行业”，并证明：一是“高收益行业”的行业收益大。多受6年教育的收益竟然不如换个行业就业的收益大。二是“高收益行业”及“中收益行业”的行业规模小，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大；“低收益行业”的规模尽管很大，但由于较低的“行业收益”使得其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大。三是追逐“行业收益”也是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不均匀分布的原因之一。
（2）就业成本维度的解释。为了寻找工作，大学生、高校、还有政府主管部门都付出了相应的成本。怎样才能做到就业花费小收效大，即“就业经济”呢？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大学生就业难也反映在就业成本的投入不足或低效方面。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大学生就业成本的合理分担才是问题的主体。创设一种合理高效的大学生就业成本分担机制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这种创设至今还没抛头露面。周俊波、岳昌君通过研究发现，学校付出的努力对学生就业有显著影响，学生付出的费用对找到工作的起薪有显著影响。据此笔者认为，应加大学校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力度，以提高就业率。
（3）教育质量维度的解释。截至2003年，原计划于2005年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已由“精英教育”阶段迈进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然而，由此带来的对高校办学质量的影响与冲击，引起了各界的热切关注。这是不是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杨治华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裂变为学术型和职业型并存的局面，才出现了多元的办学结构。多元化的办学结构呼唤多元化的质量观和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在“精英教育”阶段建立起来的以学术性为主要依据的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已很难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也就是说，高校必须分别针对学术性标准和职业性标准，建立起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才能巩固高校扩招的已有成果，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顺利推进。这从相反的方面说明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4）就业制度维度的解释。有的学者从就业制度入手，呼吁就业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方式和就业制度，先后经历了指令性计划分配阶段（1984年以前）、指导性计划分配阶段（1984年～1989年）、一定范围的“双向选择”阶段（1989年～1993年）、自主择业阶段（1993年以后）。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制度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然而现实中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户籍制度等。曾湘泉通过调查指出，户口等仍是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此外，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欠发达地区就业。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但成效甚微。
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站在社会整体福利的立场考虑，我们不能任其自然发展，而要人为地对其进行规范、约束、导引，既要重视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的“量”，更要重视其特别强调的“质”，力争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人为的制度设计中实现“量”与“质”的和谐发展，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单中惠.外国大学问题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2]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9
[3] 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4] 韩飞舟.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的构建[J].高教探索2006（5）
[5] 纪宝成.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6] 韩飞舟.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模式”理论和实践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6）
[7] 叶澜.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2004）.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2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赵英臣]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脉络：一个历史纬度的透视
1.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年轮
欧洲中世纪大学算是外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其代表有5所，即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和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之后，在一系列自然革命（如地理大发现）和社会变革的促动下，中世纪大学的种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异地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不断地滋长，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处于少数人上大学的精英教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相继出现了新一轮的技术变迁，这直接导致了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尤其表现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强劲需求。各国出于对自己整体利益的考虑，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几乎同时出现了迅速增长，其中尤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前苏联等国最具代表性。可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这时已初显端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先后进入了大众化时期。
2.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状态
1999年起，我国普通高校开始实行扩大招生之后，高校的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以及学校的规模都有了爆炸式的增长。2006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说，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在校生已超过2，300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已跨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支持：话说马丁·特罗
1.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论
谈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能不提及美国高等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1973年，马丁·特罗向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交了题为《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转化中的问题》的著名论文。一般认为，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产生。在这篇论文中，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段理论。他认为，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程，这具有历史必然性。他预测，高等教育不仅会变成大众可以享受的权利，而且会变成一种普遍的福利，最后必然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为依据，马丁·特罗指出，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的水平时，是一种精英型高等教育；达到15%以上的水平时，就开始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达到50%的水平后，标志着高等教育开始向普及化方向转变。他还进一步解释，在第一个阶段，高等教育还是富裕者或智力卓越者的特权；在第二个阶段，一般家庭的子弟也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因而高等教育就走向了大众；在第三个阶段，即便是子女不愿意上大学，家长也要说服他们上大学，这样高等教育就开始走向了普及化。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正在变成一种义务。通过研究，马丁·特罗还得出这样的规律：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一般处于精英化阶段；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时，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阶段；而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时，高等教育才开始转向普及化阶段。
2.高等教育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马丁·特罗在总结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规律时指出，量的增进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意指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育模式、入学条件等方面的适应性转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包含了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不能只顾量的增长而不顾质的变化。
面对大众化，我们在实现途径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好的变迁，如除了普通高校外，还有高职、电大、夜大、函授等。不过，我们不但需要数量保证上的制度跟进，更需要质量保证上的制度跟进。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面临的难题：亟待导引的制度变迁
1.大众化教育模式与精英型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
一些论者认为，大众化会使大学变成一种“失去的天堂”，如扩大招生导致大学标准降低和学术水平下降，对精英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构成威胁等。面对这种矛盾，产生了两种观点，即双轨制与单轨制。
（1）高等教育双轨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阿什比、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巴克和克尔等人主张，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必须保持传统大学的学术地位，使之继续实施面向少数有才华学生的精英教育，而大众化的责任则主要由一种职业性的、非学术性的高校来完成。
（2）高等教育单轨制。美国高等教育家纳依曼等反对将高等教育分为“高贵”部分和“不高贵”部分，主张建立统一的综合大学来接受任何青年和成人。
从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际进程看，他们主要是通过双轨制化解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反观我国，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特点。有论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是典型的“混合扩张式外延发展型。”所谓混合扩张，即内部扩张与外部扩张相结合。内部扩张主要体现在以现有高校为基础，大幅扩大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并在现有高校内大规模开展在职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外部扩张主要通过高职高专和民办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来实现。所谓外延发展型，即侧重规模的扩大，而非结构、特性的变化。人们对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量”关注较多，这是必要的。但从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实质到美国乃至西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仅仅是规模的扩张，我国学者概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内涵上的11个变化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实现，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朝着市场化机制发展的高等教育内部结构、特性和内容仍然基本停留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正是这样一些情况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错位发展。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急需实现软着陆，需要在意识形态、隐性或显性制度建立方面及早进行干预，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力争使其在硬指标与软约束方面同步发展。
2.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与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
（1）美国、日本两国化解此矛盾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不时困扰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他们普遍采用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办法。例如，在美国、日本，社会捐赠和学生学费在高等教育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2年，美国高等教育费用中的46%来自非政府拨款，日本则有60%来自非政府拨款。此外，积极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也是一些西方国家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1994年，美国的四年制大学和学院中，私立占72.7%；日本的大学中，私立占73.6%。
（2）我国的问题及有益探索。就我国而言，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校普遍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不少研究都表明，扩招以后，虽然我国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但人均教育经费处于下降的状态。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经费二元化格局，即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校事业收入（主要是学费、杂费）还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长期以来所期盼的高等教育经费渠道多元化局面并未开启。针对高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曾有很多学者论及高等教育的融资问题。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筹资市场化，其基本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大胆介入资本市场，有序发行教育专项国债，集聚教育资金；二是尝试发行教育彩票，开拓新的融资渠道，支持高等教育发展；三是充分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解决高校扩招过程中基本建设资金不足；四是借鉴BOT项目融资方式（BOT投资是BUILD-OPERATION-TRANSFER的简称，即建设—运营—转让。其定义为：东道国政府给予某一外国投资者以项目建设的特许权，授权其负责该项目的融资、建设，并在授权期内经营该项目，待授权期结束后再将此项目移交给东道国政府或政府部门指定的公共机构经营），为高校后勤设施建设提供新的资金选择；五是组建教育基金,集中广泛的社会资源，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六是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国资金。
另外，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个人经济支付能力的矛盾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矛盾的另一表现形式。对此，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收费低廉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来吸引经济能力不足的学生；同时，健全各种学生资助和贷款制度。我国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主要从教育成本分摊、助学贷款理论及实践操作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成本分摊理论(又称成本补偿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谁受益，谁付款”。这就为高等教育收费和实行助学贷款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这些理论在操作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3.增加学生数量与保证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
（1）美国、英国两国的经验与教训。教育质量是高校永恒的主题。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的；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则应建立相应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西方国家在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到大众化的过渡后，其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美国，把不断满足广泛的、多样性的社会需求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这不仅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而且使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然而，由于英国把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简单地扩大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速度缓慢。美国高等教育家克尔曾指出：“试图把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
（2）我国的问题及思考。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慢，这固然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单一的、僵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了大众化进程。形成了用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教学型大学，用本科教育质量标准来衡量高等职业教育，用“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来要求一切学校的质量的局面。如何建立适应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质量保证体系呢？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树立发展的、多元化的、适应性的、整体性的、特色化的质量观。
4.毕业生人数剧增与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之间的矛盾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西方国家为此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收效不大。2003年，我国迎来了高校扩招之后的首个就业高峰，广大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很多研究者做过相关研究。
（1）行业收益维度的解释。研究者将15个行业划分为“高收益行业”、“中收益行业”和“低收益行业”，并证明：一是“高收益行业”的行业收益大。多受6年教育的收益竟然不如换个行业就业的收益大。二是“高收益行业”及“中收益行业”的行业规模小，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大；“低收益行业”的规模尽管很大，但由于较低的“行业收益”使得其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大。三是追逐“行业收益”也是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不均匀分布的原因之一。
（2）就业成本维度的解释。为了寻找工作，大学生、高校、还有政府主管部门都付出了相应的成本。怎样才能做到就业花费小收效大，即“就业经济”呢？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大学生就业难也反映在就业成本的投入不足或低效方面。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大学生就业成本的合理分担才是问题的主体。创设一种合理高效的大学生就业成本分担机制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这种创设至今还没抛头露面。周俊波、岳昌君通过研究发现，学校付出的努力对学生就业有显著影响，学生付出的费用对找到工作的起薪有显著影响。据此笔者认为，应加大学校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力度，以提高就业率。
（3）教育质量维度的解释。截至2003年，原计划于2005年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已由“精英教育”阶段迈进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然而，由此带来的对高校办学质量的影响与冲击，引起了各界的热切关注。这是不是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杨治华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裂变为学术型和职业型并存的局面，才出现了多元的办学结构。多元化的办学结构呼唤多元化的质量观和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在“精英教育”阶段建立起来的以学术性为主要依据的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已很难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也就是说，高校必须分别针对学术性标准和职业性标准，建立起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才能巩固高校扩招的已有成果，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顺利推进。这从相反的方面说明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4）就业制度维度的解释。有的学者从就业制度入手，呼吁就业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方式和就业制度，先后经历了指令性计划分配阶段（1984年以前）、指导性计划分配阶段（1984年～1989年）、一定范围的“双向选择”阶段（1989年～1993年）、自主择业阶段（1993年以后）。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制度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然而现实中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户籍制度等。曾湘泉通过调查指出，户口等仍是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此外，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欠发达地区就业。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但成效甚微。
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站在社会整体福利的立场考虑，我们不能任其自然发展，而要人为地对其进行规范、约束、导引，既要重视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的“量”，更要重视其特别强调的“质”，力争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人为的制度设计中实现“量”与“质”的和谐发展，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单中惠.外国大学问题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2]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9
[3] 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4] 韩飞舟.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的构建[J].高教探索2006（5）
[5] 纪宝成.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6] 韩飞舟.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模式”理论和实践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6）
[7] 叶澜.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2004）.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2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赵英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