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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一床难求”，一边是“入不敷出。”在如今的养老体系中，身陷困局的不仅是老人，还有民营养老机构。
全国范围内，公办养老机构往往“一床难求”，常出现数百人排号的“壮观”场面。7000人排号，10年等一回的养老“奇观”，就发生在今年的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
然而，占比最多的民营养老机构却因资金困难、设施欠缺等原因，面临入住率低的生存困境。
来自全国老龄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只有57.8%，目前能够自负盈亏的仅占9%，近4成民办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
山东省烟台市最早成立的民营养老机构——“夕阳红”老年公寓，正在遭遇现实的成长困局。
微利经营
61岁的刘万华，是山东省发展民营养老公寓的第一人，也是“夕阳红”的创始人。
10多年来，已经有600多位老人在“夕阳红”中安度晚年，并出现了多位百岁寿星。使老人“吃的舒心，住的安心，玩的开心，服务贴心，健康称心”的梦想，刘万华已经实现了一大半。
48岁那年，已经拥有一家帆布装潢公司的刘万华，意识到养老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她凭一己之力，投入上百万元，建成了烟台市第一个民营老年公寓项目。
13年后的今天，位于当年海军营房旧址的一期工程已经实现了盈利。占地14亩的二期老年公寓项目，也顺利走出了入不敷出的经营困境。但从企业经营和投资的角度来说，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稍不注意就损失惨重，分文不剩。
据刘万华介绍，虽然一开始并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创建老年公寓，但项目在运营第一年就拉下30多万元亏空，无疑沉重地打击了自己。
“4年下来，老年公寓共亏损了100多万元。”刘万华表示，对于一个个体老板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煎熬。当时很多仿效她创办老年公寓的人，早已纷纷放弃，转而投资别的行业。
刘万华总结，长久以来，造成民营老年公寓步履维艰的最大原因，在于微利经营。民办养老机构往往前期投入大，但见“饷”慢。资金的匮乏，拖垮了许多民营企业家。
“说句心里话，开办民营老年公寓，更多的是一种积善行为、良心工程。”刘万华介绍，如今的“夕阳红”老年公寓，一个床位连吃带住，每位老人每月需支付1000元左右。但养老院抚养一个老人，每个月需承担的房租、员工工资、水电费用、伙食等花销，在800—1200元之间，仔细地算下来，利润近乎于零。
赡养风险
“夕阳红”老年公寓二期工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善疃村。从市中心乘车，需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在问及选址原因时，刘万华解释：“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很安静，面积宽敞，比较适合老年人行动，但考虑更多的是价格比较低廉。”
采访时，几位老人正在墙角收拾中午要吃的豆角，另一些老人则在大厅里跳早操。“实在不能活动的老人，就用轮椅推他们到处转转。”刘万华坐在老人身边，陪他们打发时间，手里则不停地剥着新鲜的荔枝，尽量让每个老人都能尝上一口。
“夕阳红”现有11名护理人员和50多位老人，“以后还会有新的老人进来。”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刘万华夫妇也亲自参与护理工作。采访过程中，刘万华多次被老人招呼出去帮忙。
面对辛苦，刘万华说，从事养老服务这一行，吃苦受累都不怕，“本来就是伺候人的工作。”居住的老人中，有的患有老年痴呆症，常常刚吃完饭没多久，又开始嚷嚷饿了；有的老人则情绪不稳定，这一刻还笑呵呵的，下一秒就哭得稀里哗啦。
“必须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自己再怎么注意细节都不为过，因为出了事就是大事，直接影响养老院的形象和经营情况。”
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起“事故”，刘万华至今心有余悸。“有一位老人弯腰穿鞋的时候，突然暴发脑血栓，昏倒在地。由于自己当时没在场，以致老人错过了最佳的就医时间。最后，老人的家属以照顾失误为由，频繁找麻烦，进行敲诈勒索。”
事情发生后，刘万华既为老人的去世感到自责，又对民营养老院面临的经营风险感到无奈。
“虽然我们签有护理合同，但老人一旦出现意外，风险却几乎全部得由我们扛。”刘万华告诉记者，业内把不能自理、易出意外的老人称为“高危人群”，即使子女们愿意出高价，很多养老院也热情不高。
就此问题，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和烟台地区的10家养老机构，其中9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认为，医疗纠纷是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最害怕发生的风险因素。目前我国法律对机构养老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并没有明确的责权划分，一般只能按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此外，大部分民办养老院没有医疗救助资质，遇到医疗纠纷时往往无所适从。
需要扶持
2009年，烟台市出台了《市级财政扶持城镇养老服务机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凡属城镇为老年人提供住养服务达到50个床位以上规模、正式营业1年以上、入住率70%以上等要求的民营养老机构，可以享受一次性10万元的财政补贴。
“夕阳红”老年公寓是第一个拿到这项政府补贴的民营养老机构。然而，获得这10万元补贴的前提是，“夕阳红”必须先达到上述所有要求。
“实际情况是，我们投入的资金要远远大于这10万元补贴，而且还要承担大量床位长期空置的成本压力。”刘万华认为，政府不仅要给民营养老机构“输血”，还要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
然而，补贴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政府救济，目前尚没有形成长效的补贴机制。对于很多民营养老机构来说，补贴成了政府偶尔“犒赏”的一顿肥肉，大部分日子里，他们只能过着“咸菜 玉米面”的生活。
除政府的长效补贴外，护工难找也一直困扰着民营养老机构。长久以来，养老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除养老院自行组织的培训外，养老护工并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更没有统一的培训。
“护工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给老人喂饭、吃药、擦洗身体，必要时还要帮老人端屎端尿、擦洗大便。年轻人嫌脏，中年人难为情，年纪大的又干不动。”刘万华表示，从创办“夕阳红”老年公寓至今，因为护工难找，自己实际担任的职务一直是护理员。
护工难找使大部分民营养老院不得不降低准入门槛。由于部分护工年纪大、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致使护理人员私下向老人收费、甚至虐待老人的丑闻时有发生。公众一旦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产生质疑，就会影响其运营。
从2009年开始，烟台市老龄办与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合作，鼓励和支持市内大专院校和职业教育机构开设与养老服务相关的医学、护理学等学科，并已多次成功举办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比赛。
作为企业经营者，刘万华期待整个养老行业能进一步重视养老服务培训工作，通过颁发技能证书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走入这个行业。
全国范围内，公办养老机构往往“一床难求”，常出现数百人排号的“壮观”场面。7000人排号，10年等一回的养老“奇观”，就发生在今年的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
然而，占比最多的民营养老机构却因资金困难、设施欠缺等原因，面临入住率低的生存困境。
来自全国老龄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只有57.8%，目前能够自负盈亏的仅占9%，近4成民办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
山东省烟台市最早成立的民营养老机构——“夕阳红”老年公寓，正在遭遇现实的成长困局。
微利经营
61岁的刘万华，是山东省发展民营养老公寓的第一人，也是“夕阳红”的创始人。
10多年来，已经有600多位老人在“夕阳红”中安度晚年，并出现了多位百岁寿星。使老人“吃的舒心，住的安心，玩的开心，服务贴心，健康称心”的梦想，刘万华已经实现了一大半。
48岁那年，已经拥有一家帆布装潢公司的刘万华，意识到养老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她凭一己之力，投入上百万元，建成了烟台市第一个民营老年公寓项目。
13年后的今天，位于当年海军营房旧址的一期工程已经实现了盈利。占地14亩的二期老年公寓项目，也顺利走出了入不敷出的经营困境。但从企业经营和投资的角度来说，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稍不注意就损失惨重，分文不剩。
据刘万华介绍，虽然一开始并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创建老年公寓，但项目在运营第一年就拉下30多万元亏空，无疑沉重地打击了自己。
“4年下来，老年公寓共亏损了100多万元。”刘万华表示，对于一个个体老板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煎熬。当时很多仿效她创办老年公寓的人，早已纷纷放弃，转而投资别的行业。
刘万华总结，长久以来，造成民营老年公寓步履维艰的最大原因，在于微利经营。民办养老机构往往前期投入大，但见“饷”慢。资金的匮乏，拖垮了许多民营企业家。
“说句心里话，开办民营老年公寓，更多的是一种积善行为、良心工程。”刘万华介绍，如今的“夕阳红”老年公寓，一个床位连吃带住，每位老人每月需支付1000元左右。但养老院抚养一个老人，每个月需承担的房租、员工工资、水电费用、伙食等花销，在800—1200元之间，仔细地算下来，利润近乎于零。
赡养风险
“夕阳红”老年公寓二期工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善疃村。从市中心乘车，需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在问及选址原因时，刘万华解释：“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很安静，面积宽敞，比较适合老年人行动，但考虑更多的是价格比较低廉。”
采访时，几位老人正在墙角收拾中午要吃的豆角，另一些老人则在大厅里跳早操。“实在不能活动的老人，就用轮椅推他们到处转转。”刘万华坐在老人身边，陪他们打发时间，手里则不停地剥着新鲜的荔枝，尽量让每个老人都能尝上一口。
“夕阳红”现有11名护理人员和50多位老人，“以后还会有新的老人进来。”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刘万华夫妇也亲自参与护理工作。采访过程中，刘万华多次被老人招呼出去帮忙。
面对辛苦，刘万华说，从事养老服务这一行，吃苦受累都不怕，“本来就是伺候人的工作。”居住的老人中，有的患有老年痴呆症，常常刚吃完饭没多久，又开始嚷嚷饿了；有的老人则情绪不稳定，这一刻还笑呵呵的，下一秒就哭得稀里哗啦。
“必须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自己再怎么注意细节都不为过，因为出了事就是大事，直接影响养老院的形象和经营情况。”
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起“事故”，刘万华至今心有余悸。“有一位老人弯腰穿鞋的时候，突然暴发脑血栓，昏倒在地。由于自己当时没在场，以致老人错过了最佳的就医时间。最后，老人的家属以照顾失误为由，频繁找麻烦，进行敲诈勒索。”
事情发生后，刘万华既为老人的去世感到自责，又对民营养老院面临的经营风险感到无奈。
“虽然我们签有护理合同，但老人一旦出现意外，风险却几乎全部得由我们扛。”刘万华告诉记者，业内把不能自理、易出意外的老人称为“高危人群”，即使子女们愿意出高价，很多养老院也热情不高。
就此问题，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和烟台地区的10家养老机构，其中9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认为，医疗纠纷是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最害怕发生的风险因素。目前我国法律对机构养老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并没有明确的责权划分，一般只能按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此外，大部分民办养老院没有医疗救助资质，遇到医疗纠纷时往往无所适从。
需要扶持
2009年，烟台市出台了《市级财政扶持城镇养老服务机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凡属城镇为老年人提供住养服务达到50个床位以上规模、正式营业1年以上、入住率70%以上等要求的民营养老机构，可以享受一次性10万元的财政补贴。
“夕阳红”老年公寓是第一个拿到这项政府补贴的民营养老机构。然而，获得这10万元补贴的前提是，“夕阳红”必须先达到上述所有要求。
“实际情况是，我们投入的资金要远远大于这10万元补贴，而且还要承担大量床位长期空置的成本压力。”刘万华认为，政府不仅要给民营养老机构“输血”，还要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
然而，补贴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政府救济，目前尚没有形成长效的补贴机制。对于很多民营养老机构来说，补贴成了政府偶尔“犒赏”的一顿肥肉，大部分日子里，他们只能过着“咸菜 玉米面”的生活。
除政府的长效补贴外，护工难找也一直困扰着民营养老机构。长久以来，养老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除养老院自行组织的培训外，养老护工并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更没有统一的培训。
“护工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给老人喂饭、吃药、擦洗身体，必要时还要帮老人端屎端尿、擦洗大便。年轻人嫌脏，中年人难为情，年纪大的又干不动。”刘万华表示，从创办“夕阳红”老年公寓至今，因为护工难找，自己实际担任的职务一直是护理员。
护工难找使大部分民营养老院不得不降低准入门槛。由于部分护工年纪大、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致使护理人员私下向老人收费、甚至虐待老人的丑闻时有发生。公众一旦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产生质疑，就会影响其运营。
从2009年开始，烟台市老龄办与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合作，鼓励和支持市内大专院校和职业教育机构开设与养老服务相关的医学、护理学等学科，并已多次成功举办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比赛。
作为企业经营者，刘万华期待整个养老行业能进一步重视养老服务培训工作，通过颁发技能证书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走入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