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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苏联风雨飘摇即将分崩离析，格鲁吉亚宣布退出苏联并且拒绝加入俄罗斯组织的独联体，好几个派别相互厮杀，
首都第比利斯几乎被打成废墟。就是在那个年代，我在巴黎认识了一位格鲁吉亚姑娘……
初见
1994年，5月份的第一个周末， 我第一次见到了她。那是在巴士底附近的Place des Vosges（沃日广场），我正漫无目的沿着沃日广场的拱形游廊散步，突然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
拉琴的是位姑娘，从我站着的角度看去，她处于逆光的位置，在背景的光亮中，那姑娘就像一幅精彩的剪影，轮廓鲜明，犹如一幅精致的传统古典派油画。
一曲终了，姑娘转过身来——一张轮廓鲜明又异常清秀的脸，尖尖的下颌微微上翘，高高的鼻梁，一双大而明亮的黑眼睛，嵌在深深眼窝中，长长的睫毛。她冲着听众浅浅地笑了笑，然后拿起地上的礼帽走向人群，小声向每一个人重复着：“谢谢了，先生，谢谢了，夫人！”
当她走到我的面前时，我说：“姑娘，您的演奏棒极了，可以拉一支大曲子吗？比如帕格尼尼的······”她嫣然一笑，说：“您说的这些曲子可不好演奏呢，如果您喜欢的话，等一会儿我可以试试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乐曲从小提琴最低音的G弦的空弦开始，柔曼地向上攀升，一直到E弦的高把位。撩拨着听众的幻想。姑娘弓满弦盈，动静有序，将主题间的过渡，色彩的对比和情感的层次变化，表现得鲜明纯净。
乐曲结束时，掌声骤起，喝彩声不断。我走上前去，将口袋里所有的硬币都掏了出来，放在她那顶旧礼帽中。
“不，先生，这太多了吧？”姑娘不好意思推辞着。
“收下吧，美好的东西无价！”我笑着回答，并在她的致谢声中转身离去。
那车鲜花
此后，我们经常在圣米歇尔大教堂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不期而遇，客气地打个招呼：Bonjour！（你好！）或相视一笑。
那天，和以往一样，七点前我就来到小咖啡馆，她踏着钟声出现在街角，坐在自己的老座位上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她抬起头看见了我，彼此挥了挥手，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享用她的“传统”早饭，一个羊角面包。
此时，街上的行人不多，一个卖花的阿拉伯人推着一辆婴儿车，车上装满了刚刚剪切下来还挂着露水的鲜花，有紫红色的玫瑰，艳丽的康乃馨，淡蓝色的石竹和洁白的马蹄莲，不时会有人和卖花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捧走一束鲜花。
谁也没有想到，从街角突然拐出了两个巡逻警察，上前要求他出示营业执照，否则，就要跟他们去警察局。阿拉伯人哀求着：“我和你们走，但是请允许我先把这些花送回家放进冰箱冷藏起来，这是我全部财产，不冷藏起来，时间长了就一钱不值了。”争执中，不知是谁一下子撞翻了装满鲜花的婴儿车，那满车的鲜花全都撒在了街上，几乎覆盖了半个街面。行驶的车辆停了下来，一些焦急的司机按起了喇叭。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警察、卖花人和看热闹的我们都愣住了。
拉提琴的姑娘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阿拉伯人面前，从地上拾起一把花，然后将钱包里的钱倒出来，递给了卖花人，又捧着鲜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接着，露天喝咖啡吃早饭的人们也纷纷离座，在地上拾起一把鲜花后把钱给卖花人。一会儿功夫撒了一地的花便被大家捡的一干二净。阿拉伯人小贩冲着咖啡馆，双手合十，深深地鞠躬，大声喊着谢谢。
阿拉伯人跟警察走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为了表达我的敬意，我捧着刚刚拾来的几支玫瑰和一大把康乃馨，径直走到姑娘的桌前，把鲜花放在姑娘的餐桌上。看着一桌子的花，姑娘笑着说：“这也太多了吧？”“收下吧，美好的东西无价。”我也笑着回答。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此刻的对话竟然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
“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说着，她向我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我叫奥莉娅，是苏联人。”
“我叫一兵，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慌忙握住她伸过来的手。突然想起来那个被她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联盟”的国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解体了呀，于是我追问了一句：“那么，您现在属于那个国家的呢？”
没有想到这一问，竟使奥莉娅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哀愁，她黯然神伤地垂下了头，轻声着说出了一个地名“Géorgie”，我没听懂。看到我发呆的样子，奥莉娅急得又是画图，又是解释，而我依然一头雾水，奥莉娅突然笑了，冲着我大声叫着：“斯大林，是斯大林的故乡。”
“啊哈！是格鲁吉亚！”我恍然大悟地喊了起来，还哼起了著名的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以示我对她祖国的了解。
就这样，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和奥莉娅，两个异国游子坐在巴黎街头的阳光吧里，旁若无人地一边笑着，一边唱着，喝着咖啡，聊起天来。
我是来找你们过节的
奥莉娅是来巴黎学习作曲的，已经三年了。她和我是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样的歌，读着同样的书长大的，我们发现彼此都曾被萧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感动得热泪盈眶，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歌也都使我们热血沸腾。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个夏天呀！整个夏天，我们几乎用脚步丈量了巴黎市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边走边聊，从托尔斯泰到列宾，从柴科夫斯基到斯坦尼斯拉夫，刚刚说完了莱蒙诺索夫，又跳到普列汉诺夫……我们之间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会忘记了异乡的孤独，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对我们来说，在落日的余辉下漫步在巴黎街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幸福的事情。
奥莉娅的生活很拮据，她穿得非常俭朴，吃得更是凑合，一根棍子面包，一瓶自来水，一点奶酪就可以把一天给打发了。当然，这并不影响她去欣赏票价贵得惊人的歌剧。当我为她日后的生活发愁关心她时，她会笑着压低了嗓音，模仿着那句我们都熟悉的电影台词：“瓦西里同志，面包会有的！” 那年的深秋时节，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巴黎世纪大罢工”，波及整个法国，满街都是高喊反对朱佩政府口号的游行队伍。当然这一切对于奥莉娅和我来说，除了被困在家里无所事事以外，没有丝毫关系。正好我的朋友新开了一家经营北京涮羊肉的餐厅，请我去捧捧场，于是，我给奥莉娅打了电话。
奥利娅那天穿得可真漂亮，那是一件棒针织的带有典型中亚情调色彩绚烂的大毛衣，那毛衣的图案和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配起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韵味，当我夸奖她的毛衣时，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妈妈亲手给我织的，为了今晚我才第一次穿上。”我当时感觉有些奇怪，心想：去赴个晚宴至于如此庄重吗？
参加宴会的基本上是熟人，大多早就通过我认识了奥莉娅并且非常喜欢她。当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火锅被端上餐桌时，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围炉共语时才有的亲切和温暖。餐厅老板，特意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红星二锅头分发到各桌，参加晚宴的人欢腾了。谁都明白，这种在北京并不值钱的酒在巴黎意味着什么。晚宴被家乡的酒燃烧起来，大家推杯换盏，奥莉娅跟着我转来转去，挨着桌的和朋友们干杯……
在角落的一张餐桌旁，坐着几个陌生人，据介绍是刚从苏东做生意回来的，发了大财。当我和奥莉娅走到他们的桌旁，一个胖子站了起来，对奥利娅说：“嗨！听说你是从前苏联来的？”
“是的。”奥莉娅笑着回答。
“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缘分，缘分。来，我们干一杯！”说着胖子把自己的酒杯斟满了酒，那可是喝葡萄酒用的玫瑰杯，斟满了一杯足足有三两。
“你疯了？这是L’eau de la vie（生命的水，法语对高度酒的称谓），和我们的伏特加一样，是让人疯的东西！”奥莉娅显然对于这样的喝酒不适应。
“那你说说，中国的二锅头和你们的伏特加那个更厉害？”胖子说。
“也许二锅头更厉害吧？”奥莉娅笑着回答。
“二锅头”三个字奥莉娅是用中文说的，说得字正腔圆。胖子听得哈哈大笑，他站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大沓最高面值的法郎，摔在桌子上，指着钞票对奥莉娅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干一杯。这样吧，你和我干一杯中国的L’eau de la vie（生命之水），就拿走一张500法郎的票子，你能陪我干多少杯就拿多少，钱我有的是！”
刹那间我看见奥莉娅的眼睛中闪过一道寒光，脸颊陡然涨得通红。凭着经验，我知道这是她受不了的前奏，但还没有来得及上前劝阻，奥莉娅就已经向胖子走了过去。她的表情变得可真快，此时她冲着胖子咧着嘴在笑了，那笑容还十分妖媚，一边笑还一边挤了挤眼睛。接着，她又向餐厅里的人喊：“大家快过来，今晚，我要陪这个可爱的中国男人喝个痛快！”
人们迅速聚拢过来，将他俩围得水泄不通，有起哄的，有叫好的。接着人群中就传来酒杯的撞击声和大伙儿的齐声叫喊：“五百法郎！”“一千法郎！” 随着奥莉娅和胖子的每次干杯，人们高声地报着钱数。“好啊……五千法郎了，五千法郎！”人们狂呼着。就在此时，轰隆一声，胖子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脸色紫红，神志模糊，他冲着人群摆着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断断续续地说：“这……这个苏联妞可……真……厉害，我认……输了，法……法国的物价就……就是贵，我……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像这样的姑娘，五……千法郎可……以同时睡……俩儿……”
胖子说的是法语，奥莉娅听得明明白白，胖子的话音刚落，奥莉娅手中的酒杯就砸向了胖子，随着玻璃杯清脆的破碎声，餐厅里突然静下来。胖子呆呆地看着奥莉娅，一头扑倒在餐桌上，烂醉如泥。
奥莉娅对着醉得不省人事的胖子喊着：“如果是……是当年，在我的……祖国强大的时候，你敢……你敢这样说吗？”她泪流满面。
“你们以为这样欺负我们，西方人就会看得起你们？呸！别做梦了，他们巴不得你们和我们一样——早一点儿完蛋。我是为了你的这点臭钱和你喝酒的……”说到这，奥莉娅从桌子上抓起那堆钞票，咬牙切齿地撕得粉碎，抛向了天花板。
大家劝慰、搀扶着奥莉娅，想使她平静下来。她突然挣脱了大家的搀扶，对着周围的人哭喊：“你们……你们有谁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奋力用手支撑着桌子，勉强站直了身体，面冲着餐厅里所有的人泣不成声：“我的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今天是11月7日啊，是我们的十月革命节！我是来找你们过节的呀……”说到这，奥莉娅嚎啕大哭起了。
天啊！我记得来这之前，奥莉娅曾说这件妈妈织的心爱毛衣，是专门为了今天才穿的，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记得奥莉娅总称自己是苏联人，不管那个苏联已经解体了多少年，在她的心中，对自己以前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记忆，该有怎样强烈而复杂的眷恋啊！想到这些，我心底突然涌出了一股强烈的歉疚。其实，何止是我，在座的中国人，脸上都写满了歉疚……
游行
离开餐厅时已经很晚了，奥莉娅的酒还未完全醒过来。由于全市大罢工，我们只能趔趔趄趄地走在巴黎街头步行回家。
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前的塞纳河大桥被示威游行的人封锁了。桥上的罢工人群有拉手风琴的，也有人高唱革命歌曲。歌声和口号声使奥莉娅清醒过来，她发现在周围竟全是些打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的人群。这种典型的革命氛围，刹那间使她糊涂了，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全巴黎都在罢工。奥莉娅紧紧地攥住我的手，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迷茫地瞪着我。
“我们这是在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她使劲揉着眼睛问。
当我向她解释以后，她异常兴奋，猛然挣脱了我的怀抱，抓住我的肩膀大声喊着：“啊哈！一兵，这个感觉可太妙了，这是革命啊！巴黎正在发生着一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我已经听到了阿夫乐尔号水兵的歌声，我已经看见了斯莫尔尼宫广场上的旗帜，乌拉！乌拉……”她狠命地摇晃着我。
她欢呼着摆脱了我的搀扶，灵巧地踏着格鲁吉亚踢踏舞的舞步，冲进游行队伍。真难相信，刚才她还酩酊大醉呢。我没有想到奥莉娅的舞跳得那么好，吸引了很多人，一个拉手风琴的青年，蹦蹦跳跳地来到奥莉娅的面前，按照舞步的节奏，变奏出明快的舞曲。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她全身心地沉浸在舞蹈之中，跳得那么投入，那么奔放，那么激越，仿佛要把刚才因为胖子引起的所有的郁闷跳光。 以热情浪漫著称的巴黎人，聚拢在奥莉娅的周围激烈地扭动，尖利的口哨声，狂热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奥莉娅似乎一下子成为了罢工人群的中心。只有我心里明白，奥莉娅是在为自己，为了自己的那个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的“十月革命节”跳舞呢！
奥莉娅从跳舞的人群中冲到我的面前，一把扯下了我脖子上的红色羊绒围巾，急促地对我说：“亲爱的一兵，快让我坐在你的肩膀上，今晚我要彻头彻尾的疯狂！”还没等我弄明白，她已经顺着路灯的基柱爬上了我的肩膀，挥舞着我的红围巾，用俄语冲着人群高声唱起来。开始我没听懂，但那熟悉的曲调让我猛然醒悟，她唱的是《国际歌》，她的歌声嘹亮激昂，并微微发颤，在夜色中的塞纳河上回荡。在奥斯特里茨大桥上罢工的人群跟着就唱了起来，而且，唱的人越来越多。
奥莉娅挥舞着红围巾，人群跟着我们，不，确切地说是跟着坐在我肩上的奥莉娅，高举着旗帜，唱着《国际歌》，向塞纳河对岸前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此时此刻我同样被这热烈而熟悉的气氛感染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跟着奥莉娅，跟着人群大声唱了起来。此情此景真的奇怪极了，在二十世纪末的巴黎，在诗情画意的塞纳河上，突然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出现了“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而且，在这雄壮嘹亮的《国际歌》声中，有俄文，有法文，还有中文。如果不是亲历，我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痛失音讯
圣诞之夜，奥莉娅来了，我们相互祝福。
法国电视五台正在播放世界各地人们欢度圣诞的实况，随着播音员的解说，画面上出现了罗马狂欢的人群，波恩（前西德首都）闪烁着灯火的圣诞树等。忽然，镜头一转，屏幕上出现了一幢高大的建筑上布满了弹痕，窗户几乎全部破损，有几层楼上还留着燃烧过的痕迹，播音员开始解说：“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人们在战火中迎来了今年的圣诞节……第比利斯的街头，出现了反对战争的游行……”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奥莉娅，只见她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拼命咬着自己的嘴唇，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她用双手拼命地抱紧自己的肩膀试图制止全身的颤抖。此时此刻，她的故乡烽烟遍野，疮痍满目，枪炮的轰鸣代替了平安夜的钟声。面对沉浸在巨大痛苦之中的奥莉娅，我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
当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她勉强地想挤出一个微笑，就在那一瞬间，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一头扑进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消瘦的肩膀抖动着。奥莉娅哭了许久，平静下来后，从墙上摘下了我的吉他，默默地坐在壁炉前抚弄着琴弦，用俄语轻声唱着。她的双眼迷茫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某个地方，仿佛可以通过那里看到多灾多难的故乡和日思夜想的亲人。
那天晚上，奥莉娅抱着吉他，不停不歇地唱着！她的声音沙哑，低沉，忧伤。她唱着顿巴斯煤矿的工人、列宁山高耸入云的峰巅、山楂树下彷徨的少女、伏尔加河上辛劳的纤夫和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这一首又一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歌曲，犹如一幅幅拼图，渐次地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片辽阔强大的国土。歌声中，我仿佛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西伯利亚茫茫雪原，第聂伯河滚滚的波涛，乌克兰一望无际的田野……
新年过后就是中国的春节，为了和国内的家人团聚，我要暂时离开法国，去机场时奥莉娅没来送行，只是寄来了一封短信。在信中奥莉娅写道：“……原谅我不来为你送行，我对别离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对我越是重要的人，这种恐惧感就越强烈。但我会用我的目光铺成你前行的路，我会用我的一生关注你！我为你祝福，但更想祝福你的祖国，祝愿她强大繁荣。虽然我并不爱你的国家，也不了解她，但是，我爱你！对于一个像你我这样流落天涯的人来说，身后如果没有一个令人尊重的祖国，在世人面前，你就会失去了你骄傲的资本！”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为永别。在北京我给奥莉娅打过电话，那时候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可真难，要彻夜在北京长话大楼排队。在电话里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格鲁吉亚的停战协议签订了，她要回第比利斯去看看，不久就会回巴黎……对于她的决定我非常理解。她曾说过：格鲁吉亚的战火平息了就马上回第比利斯，去教那些被战争和死亡吓得要命的孩子们音乐……我们相约“巴黎见！”可当两个月后我从北京回到巴黎时，竟失去了她的音讯，我按照她给我留下的地址，用各种方式拼命地和她联系，始终音信杳然。我曾去第比利斯找过她，当地警官甚至暗示过我：别再找啦！在这个混乱的年代，第比利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绝望中我在第比利斯红星机械厂家属宿舍的废墟上放下了一把鲜花，企盼着奇迹的出现。因为那鲜花和我们在巴黎第一次相识时我送给她的一样——几支玫瑰和一大把康乃馨……我想：如果她看到这束花时，一定会知道我曾经来过。
首都第比利斯几乎被打成废墟。就是在那个年代，我在巴黎认识了一位格鲁吉亚姑娘……
初见
1994年，5月份的第一个周末， 我第一次见到了她。那是在巴士底附近的Place des Vosges（沃日广场），我正漫无目的沿着沃日广场的拱形游廊散步，突然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
拉琴的是位姑娘，从我站着的角度看去，她处于逆光的位置，在背景的光亮中，那姑娘就像一幅精彩的剪影，轮廓鲜明，犹如一幅精致的传统古典派油画。
一曲终了，姑娘转过身来——一张轮廓鲜明又异常清秀的脸，尖尖的下颌微微上翘，高高的鼻梁，一双大而明亮的黑眼睛，嵌在深深眼窝中，长长的睫毛。她冲着听众浅浅地笑了笑，然后拿起地上的礼帽走向人群，小声向每一个人重复着：“谢谢了，先生，谢谢了，夫人！”
当她走到我的面前时，我说：“姑娘，您的演奏棒极了，可以拉一支大曲子吗？比如帕格尼尼的······”她嫣然一笑，说：“您说的这些曲子可不好演奏呢，如果您喜欢的话，等一会儿我可以试试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乐曲从小提琴最低音的G弦的空弦开始，柔曼地向上攀升，一直到E弦的高把位。撩拨着听众的幻想。姑娘弓满弦盈，动静有序，将主题间的过渡，色彩的对比和情感的层次变化，表现得鲜明纯净。
乐曲结束时，掌声骤起，喝彩声不断。我走上前去，将口袋里所有的硬币都掏了出来，放在她那顶旧礼帽中。
“不，先生，这太多了吧？”姑娘不好意思推辞着。
“收下吧，美好的东西无价！”我笑着回答，并在她的致谢声中转身离去。
那车鲜花
此后，我们经常在圣米歇尔大教堂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不期而遇，客气地打个招呼：Bonjour！（你好！）或相视一笑。
那天，和以往一样，七点前我就来到小咖啡馆，她踏着钟声出现在街角，坐在自己的老座位上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她抬起头看见了我，彼此挥了挥手，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享用她的“传统”早饭，一个羊角面包。
此时，街上的行人不多，一个卖花的阿拉伯人推着一辆婴儿车，车上装满了刚刚剪切下来还挂着露水的鲜花，有紫红色的玫瑰，艳丽的康乃馨，淡蓝色的石竹和洁白的马蹄莲，不时会有人和卖花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捧走一束鲜花。
谁也没有想到，从街角突然拐出了两个巡逻警察，上前要求他出示营业执照，否则，就要跟他们去警察局。阿拉伯人哀求着：“我和你们走，但是请允许我先把这些花送回家放进冰箱冷藏起来，这是我全部财产，不冷藏起来，时间长了就一钱不值了。”争执中，不知是谁一下子撞翻了装满鲜花的婴儿车，那满车的鲜花全都撒在了街上，几乎覆盖了半个街面。行驶的车辆停了下来，一些焦急的司机按起了喇叭。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警察、卖花人和看热闹的我们都愣住了。
拉提琴的姑娘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阿拉伯人面前，从地上拾起一把花，然后将钱包里的钱倒出来，递给了卖花人，又捧着鲜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接着，露天喝咖啡吃早饭的人们也纷纷离座，在地上拾起一把鲜花后把钱给卖花人。一会儿功夫撒了一地的花便被大家捡的一干二净。阿拉伯人小贩冲着咖啡馆，双手合十，深深地鞠躬，大声喊着谢谢。
阿拉伯人跟警察走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为了表达我的敬意，我捧着刚刚拾来的几支玫瑰和一大把康乃馨，径直走到姑娘的桌前，把鲜花放在姑娘的餐桌上。看着一桌子的花，姑娘笑着说：“这也太多了吧？”“收下吧，美好的东西无价。”我也笑着回答。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此刻的对话竟然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
“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说着，她向我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我叫奥莉娅，是苏联人。”
“我叫一兵，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慌忙握住她伸过来的手。突然想起来那个被她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联盟”的国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解体了呀，于是我追问了一句：“那么，您现在属于那个国家的呢？”
没有想到这一问，竟使奥莉娅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哀愁，她黯然神伤地垂下了头，轻声着说出了一个地名“Géorgie”，我没听懂。看到我发呆的样子，奥莉娅急得又是画图，又是解释，而我依然一头雾水，奥莉娅突然笑了，冲着我大声叫着：“斯大林，是斯大林的故乡。”
“啊哈！是格鲁吉亚！”我恍然大悟地喊了起来，还哼起了著名的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以示我对她祖国的了解。
就这样，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和奥莉娅，两个异国游子坐在巴黎街头的阳光吧里，旁若无人地一边笑着，一边唱着，喝着咖啡，聊起天来。
我是来找你们过节的
奥莉娅是来巴黎学习作曲的，已经三年了。她和我是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样的歌，读着同样的书长大的，我们发现彼此都曾被萧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感动得热泪盈眶，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歌也都使我们热血沸腾。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个夏天呀！整个夏天，我们几乎用脚步丈量了巴黎市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边走边聊，从托尔斯泰到列宾，从柴科夫斯基到斯坦尼斯拉夫，刚刚说完了莱蒙诺索夫，又跳到普列汉诺夫……我们之间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会忘记了异乡的孤独，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对我们来说，在落日的余辉下漫步在巴黎街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幸福的事情。
奥莉娅的生活很拮据，她穿得非常俭朴，吃得更是凑合，一根棍子面包，一瓶自来水，一点奶酪就可以把一天给打发了。当然，这并不影响她去欣赏票价贵得惊人的歌剧。当我为她日后的生活发愁关心她时，她会笑着压低了嗓音，模仿着那句我们都熟悉的电影台词：“瓦西里同志，面包会有的！” 那年的深秋时节，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巴黎世纪大罢工”，波及整个法国，满街都是高喊反对朱佩政府口号的游行队伍。当然这一切对于奥莉娅和我来说，除了被困在家里无所事事以外，没有丝毫关系。正好我的朋友新开了一家经营北京涮羊肉的餐厅，请我去捧捧场，于是，我给奥莉娅打了电话。
奥利娅那天穿得可真漂亮，那是一件棒针织的带有典型中亚情调色彩绚烂的大毛衣，那毛衣的图案和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配起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韵味，当我夸奖她的毛衣时，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妈妈亲手给我织的，为了今晚我才第一次穿上。”我当时感觉有些奇怪，心想：去赴个晚宴至于如此庄重吗？
参加宴会的基本上是熟人，大多早就通过我认识了奥莉娅并且非常喜欢她。当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火锅被端上餐桌时，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围炉共语时才有的亲切和温暖。餐厅老板，特意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红星二锅头分发到各桌，参加晚宴的人欢腾了。谁都明白，这种在北京并不值钱的酒在巴黎意味着什么。晚宴被家乡的酒燃烧起来，大家推杯换盏，奥莉娅跟着我转来转去，挨着桌的和朋友们干杯……
在角落的一张餐桌旁，坐着几个陌生人，据介绍是刚从苏东做生意回来的，发了大财。当我和奥莉娅走到他们的桌旁，一个胖子站了起来，对奥利娅说：“嗨！听说你是从前苏联来的？”
“是的。”奥莉娅笑着回答。
“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缘分，缘分。来，我们干一杯！”说着胖子把自己的酒杯斟满了酒，那可是喝葡萄酒用的玫瑰杯，斟满了一杯足足有三两。
“你疯了？这是L’eau de la vie（生命的水，法语对高度酒的称谓），和我们的伏特加一样，是让人疯的东西！”奥莉娅显然对于这样的喝酒不适应。
“那你说说，中国的二锅头和你们的伏特加那个更厉害？”胖子说。
“也许二锅头更厉害吧？”奥莉娅笑着回答。
“二锅头”三个字奥莉娅是用中文说的，说得字正腔圆。胖子听得哈哈大笑，他站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大沓最高面值的法郎，摔在桌子上，指着钞票对奥莉娅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干一杯。这样吧，你和我干一杯中国的L’eau de la vie（生命之水），就拿走一张500法郎的票子，你能陪我干多少杯就拿多少，钱我有的是！”
刹那间我看见奥莉娅的眼睛中闪过一道寒光，脸颊陡然涨得通红。凭着经验，我知道这是她受不了的前奏，但还没有来得及上前劝阻，奥莉娅就已经向胖子走了过去。她的表情变得可真快，此时她冲着胖子咧着嘴在笑了，那笑容还十分妖媚，一边笑还一边挤了挤眼睛。接着，她又向餐厅里的人喊：“大家快过来，今晚，我要陪这个可爱的中国男人喝个痛快！”
人们迅速聚拢过来，将他俩围得水泄不通，有起哄的，有叫好的。接着人群中就传来酒杯的撞击声和大伙儿的齐声叫喊：“五百法郎！”“一千法郎！” 随着奥莉娅和胖子的每次干杯，人们高声地报着钱数。“好啊……五千法郎了，五千法郎！”人们狂呼着。就在此时，轰隆一声，胖子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脸色紫红，神志模糊，他冲着人群摆着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断断续续地说：“这……这个苏联妞可……真……厉害，我认……输了，法……法国的物价就……就是贵，我……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像这样的姑娘，五……千法郎可……以同时睡……俩儿……”
胖子说的是法语，奥莉娅听得明明白白，胖子的话音刚落，奥莉娅手中的酒杯就砸向了胖子，随着玻璃杯清脆的破碎声，餐厅里突然静下来。胖子呆呆地看着奥莉娅，一头扑倒在餐桌上，烂醉如泥。
奥莉娅对着醉得不省人事的胖子喊着：“如果是……是当年，在我的……祖国强大的时候，你敢……你敢这样说吗？”她泪流满面。
“你们以为这样欺负我们，西方人就会看得起你们？呸！别做梦了，他们巴不得你们和我们一样——早一点儿完蛋。我是为了你的这点臭钱和你喝酒的……”说到这，奥莉娅从桌子上抓起那堆钞票，咬牙切齿地撕得粉碎，抛向了天花板。
大家劝慰、搀扶着奥莉娅，想使她平静下来。她突然挣脱了大家的搀扶，对着周围的人哭喊：“你们……你们有谁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奋力用手支撑着桌子，勉强站直了身体，面冲着餐厅里所有的人泣不成声：“我的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今天是11月7日啊，是我们的十月革命节！我是来找你们过节的呀……”说到这，奥莉娅嚎啕大哭起了。
天啊！我记得来这之前，奥莉娅曾说这件妈妈织的心爱毛衣，是专门为了今天才穿的，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记得奥莉娅总称自己是苏联人，不管那个苏联已经解体了多少年，在她的心中，对自己以前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记忆，该有怎样强烈而复杂的眷恋啊！想到这些，我心底突然涌出了一股强烈的歉疚。其实，何止是我，在座的中国人，脸上都写满了歉疚……
游行
离开餐厅时已经很晚了，奥莉娅的酒还未完全醒过来。由于全市大罢工，我们只能趔趔趄趄地走在巴黎街头步行回家。
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前的塞纳河大桥被示威游行的人封锁了。桥上的罢工人群有拉手风琴的，也有人高唱革命歌曲。歌声和口号声使奥莉娅清醒过来，她发现在周围竟全是些打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的人群。这种典型的革命氛围，刹那间使她糊涂了，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全巴黎都在罢工。奥莉娅紧紧地攥住我的手，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迷茫地瞪着我。
“我们这是在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她使劲揉着眼睛问。
当我向她解释以后，她异常兴奋，猛然挣脱了我的怀抱，抓住我的肩膀大声喊着：“啊哈！一兵，这个感觉可太妙了，这是革命啊！巴黎正在发生着一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我已经听到了阿夫乐尔号水兵的歌声，我已经看见了斯莫尔尼宫广场上的旗帜，乌拉！乌拉……”她狠命地摇晃着我。
她欢呼着摆脱了我的搀扶，灵巧地踏着格鲁吉亚踢踏舞的舞步，冲进游行队伍。真难相信，刚才她还酩酊大醉呢。我没有想到奥莉娅的舞跳得那么好，吸引了很多人，一个拉手风琴的青年，蹦蹦跳跳地来到奥莉娅的面前，按照舞步的节奏，变奏出明快的舞曲。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她全身心地沉浸在舞蹈之中，跳得那么投入，那么奔放，那么激越，仿佛要把刚才因为胖子引起的所有的郁闷跳光。 以热情浪漫著称的巴黎人，聚拢在奥莉娅的周围激烈地扭动，尖利的口哨声，狂热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奥莉娅似乎一下子成为了罢工人群的中心。只有我心里明白，奥莉娅是在为自己，为了自己的那个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的“十月革命节”跳舞呢！
奥莉娅从跳舞的人群中冲到我的面前，一把扯下了我脖子上的红色羊绒围巾，急促地对我说：“亲爱的一兵，快让我坐在你的肩膀上，今晚我要彻头彻尾的疯狂！”还没等我弄明白，她已经顺着路灯的基柱爬上了我的肩膀，挥舞着我的红围巾，用俄语冲着人群高声唱起来。开始我没听懂，但那熟悉的曲调让我猛然醒悟，她唱的是《国际歌》，她的歌声嘹亮激昂，并微微发颤，在夜色中的塞纳河上回荡。在奥斯特里茨大桥上罢工的人群跟着就唱了起来，而且，唱的人越来越多。
奥莉娅挥舞着红围巾，人群跟着我们，不，确切地说是跟着坐在我肩上的奥莉娅，高举着旗帜，唱着《国际歌》，向塞纳河对岸前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此时此刻我同样被这热烈而熟悉的气氛感染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跟着奥莉娅，跟着人群大声唱了起来。此情此景真的奇怪极了，在二十世纪末的巴黎，在诗情画意的塞纳河上，突然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出现了“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而且，在这雄壮嘹亮的《国际歌》声中，有俄文，有法文，还有中文。如果不是亲历，我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痛失音讯
圣诞之夜，奥莉娅来了，我们相互祝福。
法国电视五台正在播放世界各地人们欢度圣诞的实况，随着播音员的解说，画面上出现了罗马狂欢的人群，波恩（前西德首都）闪烁着灯火的圣诞树等。忽然，镜头一转，屏幕上出现了一幢高大的建筑上布满了弹痕，窗户几乎全部破损，有几层楼上还留着燃烧过的痕迹，播音员开始解说：“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人们在战火中迎来了今年的圣诞节……第比利斯的街头，出现了反对战争的游行……”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奥莉娅，只见她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拼命咬着自己的嘴唇，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她用双手拼命地抱紧自己的肩膀试图制止全身的颤抖。此时此刻，她的故乡烽烟遍野，疮痍满目，枪炮的轰鸣代替了平安夜的钟声。面对沉浸在巨大痛苦之中的奥莉娅，我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
当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她勉强地想挤出一个微笑，就在那一瞬间，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一头扑进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消瘦的肩膀抖动着。奥莉娅哭了许久，平静下来后，从墙上摘下了我的吉他，默默地坐在壁炉前抚弄着琴弦，用俄语轻声唱着。她的双眼迷茫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某个地方，仿佛可以通过那里看到多灾多难的故乡和日思夜想的亲人。
那天晚上，奥莉娅抱着吉他，不停不歇地唱着！她的声音沙哑，低沉，忧伤。她唱着顿巴斯煤矿的工人、列宁山高耸入云的峰巅、山楂树下彷徨的少女、伏尔加河上辛劳的纤夫和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这一首又一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歌曲，犹如一幅幅拼图，渐次地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片辽阔强大的国土。歌声中，我仿佛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西伯利亚茫茫雪原，第聂伯河滚滚的波涛，乌克兰一望无际的田野……
新年过后就是中国的春节，为了和国内的家人团聚，我要暂时离开法国，去机场时奥莉娅没来送行，只是寄来了一封短信。在信中奥莉娅写道：“……原谅我不来为你送行，我对别离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对我越是重要的人，这种恐惧感就越强烈。但我会用我的目光铺成你前行的路，我会用我的一生关注你！我为你祝福，但更想祝福你的祖国，祝愿她强大繁荣。虽然我并不爱你的国家，也不了解她，但是，我爱你！对于一个像你我这样流落天涯的人来说，身后如果没有一个令人尊重的祖国，在世人面前，你就会失去了你骄傲的资本！”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为永别。在北京我给奥莉娅打过电话，那时候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可真难，要彻夜在北京长话大楼排队。在电话里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格鲁吉亚的停战协议签订了，她要回第比利斯去看看，不久就会回巴黎……对于她的决定我非常理解。她曾说过：格鲁吉亚的战火平息了就马上回第比利斯，去教那些被战争和死亡吓得要命的孩子们音乐……我们相约“巴黎见！”可当两个月后我从北京回到巴黎时，竟失去了她的音讯，我按照她给我留下的地址，用各种方式拼命地和她联系，始终音信杳然。我曾去第比利斯找过她，当地警官甚至暗示过我：别再找啦！在这个混乱的年代，第比利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绝望中我在第比利斯红星机械厂家属宿舍的废墟上放下了一把鲜花，企盼着奇迹的出现。因为那鲜花和我们在巴黎第一次相识时我送给她的一样——几支玫瑰和一大把康乃馨……我想：如果她看到这束花时，一定会知道我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