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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刘瑜：基本满意。有不够满意之处一般也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
刘瑜：没觉得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始终觉得只是释放了自己所能并应该释放的能量的一小半，绝大部分能量被自己的懒散、焦虑、拖延消耗掉了，就像一个政府的财政大多被政府机构运行成本消耗掉了。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刘瑜：对包括父母在内的他人，我都尽量抱“同情性理解”的态度，虽然未必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刘瑜：时代又不是一个人，我对它没什么可说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瑜：这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的问题，但我确实觉得很多同龄人对世界缺乏知识上的好奇心。他们有立场、态度，也不乏同情心甚至斗志，但较少表现出求知的乐趣，以及搁置结论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
这不仅仅是个人趣味问题，一定的政治观念是和一定的知识论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宽容以知识上的谦逊为基础。一个无知但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可能还不如一个无知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前者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刘瑜：如果“领袖气质”是指“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气质，那我其实挺讨厌领袖气质的。我还是觉得理性、宽容、敬业、认真、拒绝任何形式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
非要举例的话，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郭凯、张宏杰写的东西，他们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刘瑜：每个人都尽到遵守交通规则的责任，才有每个人出行畅通的自由，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专制制度下人们缺少自由，其实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坏处就是，人人都可以过不负责任的生活——因为一切都可以“怪政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刘瑜：每个阶段不一样。最近我发现自己表达观点时，十分频繁地引用Ronald Inglehart的《现代化，文化变化和民主》一书。电影方面，《The Road》是我一年多前看的，当时不觉得那么好，但后来始终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大约因为它提醒了我文明的脆弱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刘瑜：对于一个国家，是正义。没有正义基础的和谐、幸福、稳定、发展都只是“统治术”而已。对于个人，是尊严，每个人都应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头只追求吃好睡好的猪，吃鲍鱼开宝马挎LV的猪它也还是猪。
人物周刊：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刘瑜：由于缺乏沟通渠道，这个国家逐渐从价值观念上分裂为两个板块，各自极端化，最后矛盾只能以动荡、战乱的方式来解决。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0年第34期）
精神上，她也许是个贵族，但不甘做独善其身的精英。生活中，她可能是个平民，却拒绝当随波逐流的庸众。好书未必畅销，正如畅销书未必好。好学者未必出名，正如出名者未必好。恰巧，她成为了一个出名的好学者，写了本畅销的好书。这是她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
刘瑜：基本满意。有不够满意之处一般也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
刘瑜：没觉得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始终觉得只是释放了自己所能并应该释放的能量的一小半，绝大部分能量被自己的懒散、焦虑、拖延消耗掉了，就像一个政府的财政大多被政府机构运行成本消耗掉了。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刘瑜：对包括父母在内的他人，我都尽量抱“同情性理解”的态度，虽然未必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刘瑜：时代又不是一个人，我对它没什么可说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瑜：这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的问题，但我确实觉得很多同龄人对世界缺乏知识上的好奇心。他们有立场、态度，也不乏同情心甚至斗志，但较少表现出求知的乐趣，以及搁置结论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
这不仅仅是个人趣味问题，一定的政治观念是和一定的知识论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宽容以知识上的谦逊为基础。一个无知但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可能还不如一个无知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前者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刘瑜：如果“领袖气质”是指“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气质，那我其实挺讨厌领袖气质的。我还是觉得理性、宽容、敬业、认真、拒绝任何形式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
非要举例的话，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郭凯、张宏杰写的东西，他们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刘瑜：每个人都尽到遵守交通规则的责任，才有每个人出行畅通的自由，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专制制度下人们缺少自由，其实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坏处就是，人人都可以过不负责任的生活——因为一切都可以“怪政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刘瑜：每个阶段不一样。最近我发现自己表达观点时，十分频繁地引用Ronald Inglehart的《现代化，文化变化和民主》一书。电影方面，《The Road》是我一年多前看的，当时不觉得那么好，但后来始终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大约因为它提醒了我文明的脆弱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刘瑜：对于一个国家，是正义。没有正义基础的和谐、幸福、稳定、发展都只是“统治术”而已。对于个人，是尊严，每个人都应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头只追求吃好睡好的猪，吃鲍鱼开宝马挎LV的猪它也还是猪。
人物周刊：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刘瑜：由于缺乏沟通渠道，这个国家逐渐从价值观念上分裂为两个板块，各自极端化，最后矛盾只能以动荡、战乱的方式来解决。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0年第34期）
精神上，她也许是个贵族，但不甘做独善其身的精英。生活中，她可能是个平民，却拒绝当随波逐流的庸众。好书未必畅销，正如畅销书未必好。好学者未必出名，正如出名者未必好。恰巧，她成为了一个出名的好学者，写了本畅销的好书。这是她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