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麓山脚下，一座庭院矗立千年。在悠久广袤的时空中，岳麓书院把庭院建设、教育办学、学术交流、文化研究及人格陶冶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倡导包容兼听、求同存异的学术自由之风更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岳麓书院的办学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的，早期由僧人经营。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后，管理权交给儒者。此后，长达千年，岳麓书院一直是儒家教育的圣地和文化学术的中心。千年以来，岳麓书院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规模最大、延续状态最好、最有名望的书院。关于中国“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不管哪一种都少不了湖南岳麓书院。
1015年，宋真宗将这座山间庭院的负责人周式请到汴京，赐给他书籍马匹，书“岳麓书院”四字相赠。相传宋真宗曾亲自听周式讲学，并许以功名利禄，留他在京都做官，但遭到他的拒绝。自此以后，周式的道德品行成了历代负责人效法的榜样，而岳麓书院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文化人格和学术人格的冶炼场。
宋真宗所赐的“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一直高悬在大门上。宋真宗之后，宋理宗、明世宗、清康熙、雍正、乾隆相继赐书、赐匾，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乡绅显贵纷纷置田修舍，捐物捐钱，使教者得以安心教书，学者得以安心就学。
岳麓书院现存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修建，其主体建筑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独立成一个完整的院落。大院落又分若干个小院落，相互交错，连环往复。三大主体建筑的周围，兼有许多配套的园林建筑。书院现存古建筑有御书楼、文昌楼、半学斋、十彝器堂、濂溪祠、湘水校经堂、自卑亭等，都有让人缅怀的辉煌历史。
千年以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其中不乏朱熹、张栻、王阳明这种顶尖高手。朱熹、张栻所建立的教学与学术会讲体系，更是确定了这座庭院的文化学术传播方式。朱张所开创的“会讲”形式，成为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的典范，对于南宋学术的繁荣、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到明代，“会讲”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讲会”形式，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传播推动很大。很多学者立书院、联讲会，参加人数动辄上千，促进了学术的平民化。自宋代以后，尤其是明代，出现了明显的“学术下移”趋势，这与会讲、讲会形式的盛行有着很大关系。
由于書院教育自身的局限和社会的飞速发展，1903年，书院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宣告结束。在此之前，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已经加入教育改革的行列，并与蒋德均等人共同推动了时务学堂的筹办。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熊希龄任提调，谭嗣同任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讲授康有为“素王改制”理论，传播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现代科学技术。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杨昌济、徐特立到校任教，办学仍以《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为学规，以“忠孝廉节”为校训，讲授《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训导学生勿忘国耻，书《最近国耻史纲》于讲堂屏壁。1926年，原岳麓书院校舍变为湖南大学第一院。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纵观中国文化史，岳麓书院树人无数、兴盛千载，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湘文化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承载了知识分子在国运艰难、命途多舛的历史机遇中的一种担当，新时代下，“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还将以持续不断的韧性，如湘江浩瀚在神州大地回荡、激扬。
（据《新华每日电讯》9.25）
岳麓书院的办学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的，早期由僧人经营。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后，管理权交给儒者。此后，长达千年，岳麓书院一直是儒家教育的圣地和文化学术的中心。千年以来，岳麓书院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规模最大、延续状态最好、最有名望的书院。关于中国“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不管哪一种都少不了湖南岳麓书院。
1015年，宋真宗将这座山间庭院的负责人周式请到汴京，赐给他书籍马匹，书“岳麓书院”四字相赠。相传宋真宗曾亲自听周式讲学，并许以功名利禄，留他在京都做官，但遭到他的拒绝。自此以后，周式的道德品行成了历代负责人效法的榜样，而岳麓书院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文化人格和学术人格的冶炼场。
宋真宗所赐的“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一直高悬在大门上。宋真宗之后，宋理宗、明世宗、清康熙、雍正、乾隆相继赐书、赐匾，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乡绅显贵纷纷置田修舍，捐物捐钱，使教者得以安心教书，学者得以安心就学。
岳麓书院现存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修建，其主体建筑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独立成一个完整的院落。大院落又分若干个小院落，相互交错，连环往复。三大主体建筑的周围，兼有许多配套的园林建筑。书院现存古建筑有御书楼、文昌楼、半学斋、十彝器堂、濂溪祠、湘水校经堂、自卑亭等，都有让人缅怀的辉煌历史。
千年以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其中不乏朱熹、张栻、王阳明这种顶尖高手。朱熹、张栻所建立的教学与学术会讲体系，更是确定了这座庭院的文化学术传播方式。朱张所开创的“会讲”形式，成为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的典范，对于南宋学术的繁荣、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到明代，“会讲”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讲会”形式，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传播推动很大。很多学者立书院、联讲会，参加人数动辄上千，促进了学术的平民化。自宋代以后，尤其是明代，出现了明显的“学术下移”趋势，这与会讲、讲会形式的盛行有着很大关系。
由于書院教育自身的局限和社会的飞速发展，1903年，书院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宣告结束。在此之前，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已经加入教育改革的行列，并与蒋德均等人共同推动了时务学堂的筹办。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熊希龄任提调，谭嗣同任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讲授康有为“素王改制”理论，传播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现代科学技术。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杨昌济、徐特立到校任教，办学仍以《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为学规，以“忠孝廉节”为校训，讲授《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训导学生勿忘国耻，书《最近国耻史纲》于讲堂屏壁。1926年，原岳麓书院校舍变为湖南大学第一院。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纵观中国文化史，岳麓书院树人无数、兴盛千载，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湘文化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承载了知识分子在国运艰难、命途多舛的历史机遇中的一种担当，新时代下，“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还将以持续不断的韧性，如湘江浩瀚在神州大地回荡、激扬。
（据《新华每日电讯》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