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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与要好的同学背着书包进了教室，坐定后把铅笔盒规整地放在书桌一角静候老师。没料到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身后，她俯下腰拍了拍我的背说：“你把铅笔盒收好，带上书包跟老师来！”我稀里糊涂跟着老师走出教室，然后被领进了一个新教室，那里已坐满了学生。
我的老师和里面的女教师耳语了几句就出去了。我不知所措地呆立在教室前，下面的学生齐刷刷地看着我。那位戴眼镜的女教师好像早就给我留了个座位，用粗大的教鞭向人群中一指，面无表情地说：“你给我坐那个位子！”我满腹狐疑地在一个女生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这时，前面的家伙转过身来朝我一阵挤眉弄眼，还低声问：“你怎么也来读一年级了？”这时我才发现，同村今天刚上小学的建荣就坐我前面，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成了留级生！一时，羞耻感如同新同学的目光，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低着头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自然，我在第二个小学一年级里没学到多少知识，倒是在记忆里收获了太多的耻辱与恐惧。也许多读了一年的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学习优势，我那戴金丝边眼镜的班主任金老师对我格外失望，甚至不再叫我的名字，而是直接叫我“留级生”。一次下课后，一名男生学样叫我“留级生”，我怒火中烧地上去和他摔打在一起，不小心把对方的裤带扯断，裤子也掉了下来，露出大半个大屁股，引得周围同学哄堂大笑。结果，我被金老师狠狠地抽了几教鞭，但比鞭子更伤我的是她对全班同学说的话：“你就是个二流子！长大后成流氓！”
记忆中，那时对我唯一友善的是我的同桌。一次期中考试前，她发现我连什么叫造句都没弄明白，就耐心教我。考试时，卷子上果然有造句题目。但我一看就傻眼了，因为那几个词语我根本不认识。我想起同桌说起过，造句就是把给的词语用到一个句子里，句子通顺就算正确。我就琢磨起来，突然脑洞大开，一下就把两个句子“造”完了。
第二天，卷子发下来了，同学们都拿着卷子比成绩，我的考卷却一直没到手。这时，金老师进来了，她简单地讲了这次考试的情况，比如谁谁得了第一名，谁谁进步最大。突然，她一手抓起讲台上的一张卷子，一手指着我骂了起来：“又是你这个留级生！不仅拖班级后腿，还给我们班出洋相！同学们看看，留级生竟然这样造句：今天老师要我用勤奋来造句！今天老师还要我用礼貌来造一个句子！都像你这个笨蛋这样写还造个屁句哦！真是一个猪脑子啊！”不用说，全班又是一阵疯狂大笑。我的同桌也轻声地叹息着。
从此，我更加害怕班主任。每当她走进教室，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在她的算术课和语文课上，我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在内心祷告：“千万不要叫我回答问题！千万不要叫到我！”至于她究竟在讲什么我已无暇顾及。悲哀的是，几乎每节课都会有逃不过的提问环节。这个时候的金老师总是一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一边扫视全班，正在默念“不要叫到我”的我毫无强装镇定的天赋，见老师目光扫来就不自觉地低头躲避，结果却每每被叫了起来。此时，脑子一片空白的我根本没法回答问题，只能听金老师对我咆哮：“你是猪脑子啊！人家学一遍就会了，你怎么笨得像木头人！给我滚出来，去墙角面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随着知青返城政策的落实，金老师据说回到镇上的缝纫机零件厂当工人去了。
三年级开学后，我果然再没见到让我无比恐惧的金老师。新学期这天，上课铃响过后，一个个子不高的大男孩轻快地走上了我们班的讲台。他手拿名册，笑眯眯地环视了一周，说：“我姓钱，你们可以叫我钱老师，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接你们金老师的课，教你们语文和算术。下面我想认识一下各位小朋友！”然后饶有兴趣地点起名来……“朱永春！”“到！”“好，请坐下！”
请坐下？听到这个“请”字，我有点怀疑耳朵出了毛病，因为上学至今从没老师对我说过“请”字。纳闷归纳闷，当老师开始上课后，我那条件反射照例运转起来。每到提问环节，我就强装镇定，心里却不停祷告：“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但是，运气总不太好，第一天就被“逮着”了。这不，钱老师看着名册说：“朱永春同学，请问这两个字怎么念？”
我局促地站在那里，漠然地望着黑板。
“不会念啊？不要紧，这两个字叫‘勇敢’，来跟我念两遍！”
我跟着老师念了两遍，但脑子晕乎乎的什么也没记住。可钱老师以为我肯定记住了，于是和善地点点头说：“记住了吧？记住了就好！请坐下！”
“请”？这次我可是听真切了！
以后上课，我照例隔三差五地会被叫起来回答。虽然每次都一问三不知，但钱老师仍是笑眯眯地“请”我坐下。没有挖苦，没有讽刺，没有辱骂，没有鞭打，只有和善的笑容和温暖的“请”字。我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害怕，忘记了祷告，开始好奇地听老师到底在讲什么，同学到底在听什么。此前三年多，我从没敢放松下来听一节课啊。
那一天，钱老师对我们说：“这是算术里最难的部分，大家现在不会不要紧的，我们一点点地学！” 从那天起，我开始听课了！
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钱老师用小黑板挂出的应用题太简单了：小明家有两只兔子，一只是公兔，一只是母兔。母兔生了三只小母兔，后来三只小母兔又分别生了3只、4只和6只小小兔子，问小明家现在共有多少只兔子？
我动笔很快就算了出来，对正在凝神思考的同桌说：“18只！”同桌看都不看我一眼说，别瞎猜！过了一会她也算出来了，说：“还真被你猜对了！”但随后的几天里，我通过一次次的“猜对”，让同桌开始意识到她的同桌并不是一个木头人。自此后，碰到不会做的她都向我请教，而我也从她那里学会了该怎样正确答题。
期中考试时，因为全班唯一做对了那道压轴题，我的数学竟然考了全班第一。记得钱老师在分析那道题目后激动地说：朱永春长大后能考上中专的！我当时不知道“中专”是什么，但猜得出那肯定是很有出息的意思。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村小的上课规矩照旧：老师上半节新课，然后留学生在教室做黑板上的练习题。要是在下课前做完，学生可到办公室让老师面批。为了能与老师单独待一会儿，我总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作业，然后冲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钱老师会一边笑眯眯地批着我的本子，一边摸着我的后脑勺对其他老师说：“呶，这个就是我说的全班脑袋瓜最灵光的朱永春！”
就这样，钱老师的一个“请”，请走了我对上课的恐惧;钱老师的一个“摸”，摸来了我人生最初的自信。那年，我第一次获得“三好学生”奖状;那年，那朴实而温馨的师爱谱写了我生命的变奏曲。虽然钱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走了，但他给我的师爱与鼓励没走，而像播下的种子留在了我的心田，不断成长发芽，结出自信与梦想的果实。后来，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并光荣地成为了人民教师。
教育学家吉诺特曾说：“身为教师，我具有极大的力量，我能够让孩子们活得愉快或悲惨，我可以是制造痛苦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启发灵感的媒介。我能让人丢脸，也能叫人开心，能伤人也能救人。”也许有人觉得他夸大了教师的作用，我却觉得那是对教师职业最精到的见解，因为我的童年经历过那种来自教师暴力的恐怖，也见证了师爱拯救灵魂的神奇。
我的老师和里面的女教师耳语了几句就出去了。我不知所措地呆立在教室前，下面的学生齐刷刷地看着我。那位戴眼镜的女教师好像早就给我留了个座位，用粗大的教鞭向人群中一指，面无表情地说：“你给我坐那个位子！”我满腹狐疑地在一个女生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这时，前面的家伙转过身来朝我一阵挤眉弄眼，还低声问：“你怎么也来读一年级了？”这时我才发现，同村今天刚上小学的建荣就坐我前面，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成了留级生！一时，羞耻感如同新同学的目光，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低着头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自然，我在第二个小学一年级里没学到多少知识，倒是在记忆里收获了太多的耻辱与恐惧。也许多读了一年的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学习优势，我那戴金丝边眼镜的班主任金老师对我格外失望，甚至不再叫我的名字，而是直接叫我“留级生”。一次下课后，一名男生学样叫我“留级生”，我怒火中烧地上去和他摔打在一起，不小心把对方的裤带扯断，裤子也掉了下来，露出大半个大屁股，引得周围同学哄堂大笑。结果，我被金老师狠狠地抽了几教鞭，但比鞭子更伤我的是她对全班同学说的话：“你就是个二流子！长大后成流氓！”
记忆中，那时对我唯一友善的是我的同桌。一次期中考试前，她发现我连什么叫造句都没弄明白，就耐心教我。考试时，卷子上果然有造句题目。但我一看就傻眼了，因为那几个词语我根本不认识。我想起同桌说起过，造句就是把给的词语用到一个句子里，句子通顺就算正确。我就琢磨起来，突然脑洞大开，一下就把两个句子“造”完了。
第二天，卷子发下来了，同学们都拿着卷子比成绩，我的考卷却一直没到手。这时，金老师进来了，她简单地讲了这次考试的情况，比如谁谁得了第一名，谁谁进步最大。突然，她一手抓起讲台上的一张卷子，一手指着我骂了起来：“又是你这个留级生！不仅拖班级后腿，还给我们班出洋相！同学们看看，留级生竟然这样造句：今天老师要我用勤奋来造句！今天老师还要我用礼貌来造一个句子！都像你这个笨蛋这样写还造个屁句哦！真是一个猪脑子啊！”不用说，全班又是一阵疯狂大笑。我的同桌也轻声地叹息着。
从此，我更加害怕班主任。每当她走进教室，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在她的算术课和语文课上，我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在内心祷告：“千万不要叫我回答问题！千万不要叫到我！”至于她究竟在讲什么我已无暇顾及。悲哀的是，几乎每节课都会有逃不过的提问环节。这个时候的金老师总是一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一边扫视全班，正在默念“不要叫到我”的我毫无强装镇定的天赋，见老师目光扫来就不自觉地低头躲避，结果却每每被叫了起来。此时，脑子一片空白的我根本没法回答问题，只能听金老师对我咆哮：“你是猪脑子啊！人家学一遍就会了，你怎么笨得像木头人！给我滚出来，去墙角面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随着知青返城政策的落实，金老师据说回到镇上的缝纫机零件厂当工人去了。
三年级开学后，我果然再没见到让我无比恐惧的金老师。新学期这天，上课铃响过后，一个个子不高的大男孩轻快地走上了我们班的讲台。他手拿名册，笑眯眯地环视了一周，说：“我姓钱，你们可以叫我钱老师，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接你们金老师的课，教你们语文和算术。下面我想认识一下各位小朋友！”然后饶有兴趣地点起名来……“朱永春！”“到！”“好，请坐下！”
请坐下？听到这个“请”字，我有点怀疑耳朵出了毛病，因为上学至今从没老师对我说过“请”字。纳闷归纳闷，当老师开始上课后，我那条件反射照例运转起来。每到提问环节，我就强装镇定，心里却不停祷告：“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但是，运气总不太好，第一天就被“逮着”了。这不，钱老师看着名册说：“朱永春同学，请问这两个字怎么念？”
我局促地站在那里，漠然地望着黑板。
“不会念啊？不要紧，这两个字叫‘勇敢’，来跟我念两遍！”
我跟着老师念了两遍，但脑子晕乎乎的什么也没记住。可钱老师以为我肯定记住了，于是和善地点点头说：“记住了吧？记住了就好！请坐下！”
“请”？这次我可是听真切了！
以后上课，我照例隔三差五地会被叫起来回答。虽然每次都一问三不知，但钱老师仍是笑眯眯地“请”我坐下。没有挖苦，没有讽刺，没有辱骂，没有鞭打，只有和善的笑容和温暖的“请”字。我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害怕，忘记了祷告，开始好奇地听老师到底在讲什么，同学到底在听什么。此前三年多，我从没敢放松下来听一节课啊。
那一天，钱老师对我们说：“这是算术里最难的部分，大家现在不会不要紧的，我们一点点地学！” 从那天起，我开始听课了！
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钱老师用小黑板挂出的应用题太简单了：小明家有两只兔子，一只是公兔，一只是母兔。母兔生了三只小母兔，后来三只小母兔又分别生了3只、4只和6只小小兔子，问小明家现在共有多少只兔子？
我动笔很快就算了出来，对正在凝神思考的同桌说：“18只！”同桌看都不看我一眼说，别瞎猜！过了一会她也算出来了，说：“还真被你猜对了！”但随后的几天里，我通过一次次的“猜对”，让同桌开始意识到她的同桌并不是一个木头人。自此后，碰到不会做的她都向我请教，而我也从她那里学会了该怎样正确答题。
期中考试时，因为全班唯一做对了那道压轴题，我的数学竟然考了全班第一。记得钱老师在分析那道题目后激动地说：朱永春长大后能考上中专的！我当时不知道“中专”是什么，但猜得出那肯定是很有出息的意思。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村小的上课规矩照旧：老师上半节新课，然后留学生在教室做黑板上的练习题。要是在下课前做完，学生可到办公室让老师面批。为了能与老师单独待一会儿，我总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作业，然后冲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钱老师会一边笑眯眯地批着我的本子，一边摸着我的后脑勺对其他老师说：“呶，这个就是我说的全班脑袋瓜最灵光的朱永春！”
就这样，钱老师的一个“请”，请走了我对上课的恐惧;钱老师的一个“摸”，摸来了我人生最初的自信。那年，我第一次获得“三好学生”奖状;那年，那朴实而温馨的师爱谱写了我生命的变奏曲。虽然钱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走了，但他给我的师爱与鼓励没走，而像播下的种子留在了我的心田，不断成长发芽，结出自信与梦想的果实。后来，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并光荣地成为了人民教师。
教育学家吉诺特曾说：“身为教师，我具有极大的力量，我能够让孩子们活得愉快或悲惨，我可以是制造痛苦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启发灵感的媒介。我能让人丢脸，也能叫人开心，能伤人也能救人。”也许有人觉得他夸大了教师的作用，我却觉得那是对教师职业最精到的见解，因为我的童年经历过那种来自教师暴力的恐怖，也见证了师爱拯救灵魂的神奇。